于我而言，老家就是爷爷奶奶的家。因为父亲是他五个兄弟姐妹里唯一读书读出来的，再加上爷爷的地主成分，文革乱世中出生的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在老家长大成人的可能。

老家在苏南的一个小村庄，离省城不过四十公里路，却讲着一种我至今未懂的方言，跟属于北方语系的南京话截然不同，所以，我小时候觉得根本没法跟那些长辈亲戚们交流，这几年拜推广普通话之赐，总算能听出他们的意思来，受过点教育的老家年轻后生们平素里更是以普通话为主。父亲是学中文的，据他说那方言其实是个宝，延续了不少古音，早些年他还给我举出过不少例子，我呢，东耳朵进，西耳朵出，一个也没记住，他於是不再提。式微便式微吧，又有谁会在意呢？

父亲大学毕业后，因为家庭成分是黑五类之首，被分到当时最穷的苏北农村当中学语文老师。按理说，既然是苦孩子出身，多点苦也算不了什么，可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响当当的南大毕业生是屈就了，说那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耽误了他十五年的大好青春云云。对於他的这个说法我一直存疑，部分原因是我的初恋女友是那里来的，国色天香，清秀可人。看来，心中有爱就是不一样啊，呵呵。

我们大约每两年回老家一次，主要原因是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年年回去，虽然离得也不是太远，四百多里而已。母亲是南京人，回老家要路过的。城里人喜欢乡下的土特产，父亲笑言自己每到那个时候就成了鸡贩子、鱼贩子，常常是七八只鸡，几十斤鱼地往南京运。为了带东西方便，也为了省两个钱，母亲总有办法找到“顺便车” --- 军用卡车啦，小八匹啦(马力为八匹的手扶拖拉机，故名)之类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凌晨，我们全家四口在饥寒交迫中颠簸了五个多小时之后，停在六合的一家小饭馆里吃的那碗阳春面让我僵硬的小手得以温暖，因而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南京把鸡啊鱼的交给公公婆婆(南京话里的外公外婆)，我那些舅舅姨娘(南京话里的姨妈)会闻讯而至。吃上几顿团圆饭，我就盼望着回老家。大概是因为父亲觉得他自己跟工人阶级合不来，连带着，我也和我的城里表兄弟们格格不入，有“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味道。到了老家，我虽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心情却不会压抑。孩子们之间的沟通，语言毕竟不是最主要的。

从县城走十二里路到镇上，过一座小石桥，再走两里路，便到老家了。每次到小石桥附近，我就体会到什么叫“双腿象灌了铅一样的沉重”。父亲总是喜形于色，指着街道两旁的商店说：“瞧，这些原本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年幼的我看着那白墙黑瓦，心里做着当小地主的美梦，然而，当看见老家的土墙和房顶的茅草时，幻想的肥皂泡便破灭了。

老家有两间屋子，住着我的两个伯伯两大家子十二口人，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原先是我们家的牛棚，长工都不住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佃农们把深宅大院分走了，把沿街店铺共产了，赏给我们家这个四面透风的牛棚，抹上点泥巴就凑合住了。这算是客气的。村里最大的地主是个外乡客，一解放就给毙了，两个老婆旋即不知去向，谣言说是给早己垂涎三尺的几个农民先共妻后干掉了，那时候，少两个地主婆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嘛。仨儿子靠在附近几个村子乞讨度日，直到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全部“自然” 饿死。

为了成分被划成地主一事，爷爷奶奶之间的矛盾很深。这么说吧，我就没看到过他们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也没看到过他们互相说过话。事情是这样的：我爷爷省城中学毕业后，回乡当过几年私塾先生。我大伯上面本来还有两个姐姐的，可到了十一二岁，却都先后死于伤寒。为了家族的命脉不至截断，当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的时候，我爷爷果断地反其道而行之 --- 弃文从医。凭着自学成才的两把刷子，他走家串户地当上了游方郎中。嘿！你还别说，到了解放前夕，随着他医术的日臻纯熟，邻县都有来请的，家里“妙手回春” 、“华佗再世” 之类的匾额居然没少收。当然了，银子就更少不了了。

爷爷把一半的收入交给奶奶维持家用，另一半用于自己找乐子。据说跟《活着》里的福贵一样，就好个赌。可惜他没有福贵那么好命，在家里不能说了算。靠着我爷爷那一半收入，我奶奶把家里操持得有条有理，地一点点多起来，店一家家开起来，还养了五个孩子。有那么一两次，爷爷输红了眼，要卖屋卖地，奶奶都急得要跟他拼命，最后不知道爷爷用了什么办法摆平那些讨债的恶势力，才总算没败了家。

爷爷作为江湖医生吧，在乡村里该是见多识广的了，而且他平时也常读书读报，扩大了自己的信息来源渠道。他的直觉说：“共产党就要得天下了，这农民起事，一旦成功，都得均贫富，大事不妙！”於是，他认真地跟奶奶商量把房子和地都换成金银细软，有个防备。我奶奶不干：“我这三个儿子呢！”意思是说庄户人家还是要以农为本，自食起力，不偷不抢的，怕什么嘛，共产党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呵呵，小瞧了共产党不是？爷爷再一次妥协，以至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无可能。

地主家庭所遭受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在村里属于溜边走的黄花鱼。家产刚被分光的时候，父亲还年幼，奶奶带着他讨过好几个月的饭。大队小队如果丢了什么东西，我们家是第一怀疑对象。57年反右，生产队说是丢了几把铁锹，因为当时我大伯当了小学的代课教师，就把我务农的二伯抓走吊起来打，到第三天头上，我奶奶怕二伯给打死，跪着哭求，主动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人家根本不相信她一个小脚老太偷了铁锹还能跑那么快，接着打我二伯，遍体鳞伤。伤心欲绝的老太太一步步走进家门口的池塘里，到水没到腰了，她猛然想起老三(我父亲)还没有成家，她不能就这么去了，才从鬼门关折转回来。第二天，奄奄一息的二伯被放回来，原因是铁锹给埋稻草堆里了，农民兄弟一时不察，闹了个小误会。

爷爷被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行医的权力，加上对奶奶的不谅解，他在家就做个甩手大爷，凡事不闻不问，只管吃喝拉撒。“长兄如父”，我大伯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把婚娶一事放在一旁。我父亲尤其感激大伯的是在父亲九岁那年，大伯从牛背上把父亲拉进了他所任教的小学，并一直供他上了大学，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哪！我们全家后来感恩戴德、出钱出力自不在话下。

等到我第一次看见奶奶时，她的眼睛已经瞎了，腿脚也不灵便了。她瘪着眼眶和嘴唇，口中喃喃地不知道说着什么，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想摸摸我这个长孙，我吓得直往母亲身后躲。在我的记忆里，她的房间永远黑古隆咚，只在每日三餐的时候才有人进出。就这样，她还给我做过几双小鞋。那无边的黑暗和寂寞，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忍受下来的，或许是本能？有一次，父亲接了电报说是奶奶不行了，急着赶回去。大伯不知从哪里找来一针庆大霉素，打下去，奶奶又多活了三年。那是八一年的事了。

爷爷倒整天晒晒太阳遛遛弯儿，去世得比较晚，似乎当时我已经进了大学。二伯家盖了新房，爷爷就住那里，被养着。临终前几个月，去县城看过趟医生，检查结果是咽喉癌。父亲想接他到南京治病，他拒绝了。据说癌症的那种痛是痛彻心肺的，但我爷爷丝毫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有什么用呢？还不是更惹人嫌？解放后这么多年他什么也没做，家人对他的态度他非常清楚。回光返照的那几个小时，他还喝了两碗稀饭，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安详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