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的新聞發布室（Briefing Room）就在白宮主樓的旁邊。和白宮的氣勢恢弘不同，它顯得矮小、破舊。這使它看起來更像一個臨時搭建起來的小木棚，而不是一個能每天從這裡發出令全世界關注的消息的地方。

　　永遠的懷疑論者

　　聽說，美國的電視界曾經給過總統辦公室一個忠告：總統在看深夜電視的時候，千萬不要吃花生、爆米花之類的食物，否則有可能被噎死。
　　晚上11：00之後，是美國各個電視台脫口秀的黃金時間。那些節目主持人們開場白的笑話，一般都是總統。有一天晚上，喜劇中心（Comedy Central）電視台的主持人是這樣開場的：“總統先生說他每天晚上都要讀《聖經》。他已經59歲了，看在耶穌基督的份上，就趕快把那書看完了吧。”NBC電視台的主持人科能·奧·布賴恩（Conan O’Brien）是這樣說的：“總統先生去度假了。他那一個月的假期叫‘工作假期’。天哪，他什麼時候幹過一個月的工作？”

　　這也許對於一個正經的媒體是過分了一點，但是這些節目都已經事先聲明是娛樂節目，所以這些無傷大雅的玩笑，總統自然也不能太當真。

　　但是，美國的媒體對於總統、白宮、國會，對於各個層次的政府，說他們像看賊似的看着這些政府官員，一點也不為過。越是主流媒體，越是以揭發白宮的醜聞為榮———對於政府，他們是永遠的懷疑論者。

　　美國的官員簡直如履薄冰，他們當然不是要保證自己的語言和行為和決策永遠正確，但是他們必須保證自己向公眾所發布的消息是正確的，必須保證自己的政治行為是清白的，否則媒體是無所不在的。

　　華盛頓大學的教授霍華德對我說，在美國，政府和媒體打官司，勝算不超過10％，所以，從來都是媒體控告政府隱瞞信息，而很少政府控告媒體。1970年代五角大樓訴《紐約時報》披露“國家安全信息”的失敗，給了政府一個深刻的教訓：最好是談判解決，而不是訴諸法律。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下，媒體有足夠的權力，要求政府披露與公眾利益相關的消息而政府卻無法拒絕。

　　和白宮僅僅數個街區之隔的《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坐落在一棟並不起眼的寫字樓中。它的國際版主編約瑟華·科倫茲克（Joshua Kurlantzick）毫不猶豫地對我說：“我們可以失去數百萬的收入，但是有一點我們決不放棄，那就是影響政策。”

　　《新共和》並不是一個特別大的雜誌，目前它的期發行量大致穩定在10萬左右。科倫茲克認為，他們主要的讀者，或者說他們主要要影響的人，就是政客、對政治有興趣的學者和那些可能成為政客的人。他們的影響方式，就是他們雜誌的風格：觀念雜誌（Opinion Magazine）。科倫茲克認為，在這個國家，有許多的觀點雜誌，比如《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等等，都是不賺錢的。但是他們的發行人背後，都有一個大的集團來支撐他們，這些大集團用其他賺錢的行業來養着這些雜誌，就是為了讓這些雜誌來影響美國政策的制定。

　　脫口秀使美國的公眾看盡了總統或者國務卿的笑話，他們使政客們出醜，使老百姓保持着對政客們的永恆戒心；而嚴肅的主流媒體，則努力地讓政治的所有層面，在公眾的面前透明、公開，無所藏匿。

　　白宮的新聞技巧因此，霍華德先生非常信賴美國的媒體：“新聞競爭使白宮沒有秘密可言，如果有一個重要的新聞要爆發的話，那就一定要爆發。”

　　霍華德先生指的是關於白宮和媒體之間的遊戲規則的問題。比如這次伊拉克戰爭，世界各國的輿論對於美國媒體的表現都非常不滿意。在新聞界中有一個傳聞：美國軍方要求媒體在戰爭期間不披露關於美國軍隊的戰略、戰術等敏感信息，而美國的主流媒體都同意了。

　　霍華德先生認為，且不管這個傳聞是真是假，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白宮和新聞媒體彼此之間每天的關係是“談判”。的確，“白宮無法阻止媒體進行報道，歷史和憲法都已經說服了白宮，和媒體對抗的結果並不樂觀。但是白宮也有自己的武器，也就是准入證”。

　　把這個東西套在伊拉克戰爭上，就變成了這樣的一種局面：假如《紐約時報》不同意白宮的做法，執意一定要披露自己所得到的消息，白宮也沒有辦法。但是，在五角大樓進行的“嵌入式報道”，也就是允許記者隨軍報道的配額，白宮就可以不給《紐約時報》。雖然《紐約時報》可以得到一時的風光，但是對於市場更重要的戰地報道，《紐約時報》就要吃大虧了。

　　因此，《紐約時報》在這個時刻就會妥協。但是，霍華德先生最終的觀點是這樣的：“白宮也許可以和某個媒體在某個時刻達成某種妥協，但是，它不能和所有的媒體在所有的時刻達成所有的妥協。”因此，白宮對於媒體是無能為力的。

　　也許，霍華德先生太過樂觀了。

　　《時代周刊》的一位記者說：布什政府最厲害的手段，是讓所有反對它的人，都變成不愛國。也就是說：如果你反對《愛國法》（它的實際名字叫《反恐怖法》），你就是不愛國；如果你反對攻打伊拉克，你就是不愛國；像CBS那樣，播放採訪薩達姆的節目，你就是不愛國。

　　《紐約客》在“9·11之”後，曾經刊登著名的學者蘇珊·桑塔格撰寫的言論，斥責美國公眾應該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是否也同那些劫機者一樣地不人道。文章刊登之後，掀起了軒然大波，公眾給《紐約客》施加了極大的壓力。儘管它並沒有為此道歉，但是迄今為止，桑塔格再也沒有在雜誌上出現過。

　　白宮並沒有出現在《紐約客》面前，但是它所設置的話題，已經主宰了這個國家的言論方向。

　　波士頓愛默生學院（Emerson College）的新聞學教授艾曼紐爾·帕拉斯科斯（Emmanuel Paraschos）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里，對美國的媒體甚至公眾充滿了失望之情：“對於新聞自由來說，其中一個大忌就是政治秘密。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公眾對政府的政治秘密卻更加地能夠理解，以為這樣就可以使自己更加安全。而媒體已經不願意推動政府公開這些秘密。這都是因為‘9·11’。現在成了一個媒體自願對政府友善的時代，他們不向政府提問，於是政府根本就不需要立什麼法來抑制新聞自由。”他認為，正是因為愛國與不愛國的問題，媒體已經沒有膽量來向政府提出疑問，提問這場戰爭是否能夠使美國人免於下一次襲擊，是否讓政府更加自由地行動能夠防止恐怖主義，提問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是不是已經導致了民權的倒退。

　　如果公眾的情緒不是如此地激烈的話，白宮是否有能力操控媒體的話題？

　　輿論與商業：達摩克利斯之劍？

　　《華爾街日報》原本就在世界貿易中心（WTC）的隔壁。在陽光好的日子裡，它的辦公室的影子一定能夠投射在WTC的玻璃牆上。

　　但是，現在，從這裡的辦公室往外望的時候，那個已經改名叫“零點地”（Ground Zero）的地方，卻只能看見一個巨大的坑。一些鋼筋倔強地伸向蔚藍的天空，水泥板躺在地上，蒼白而無力。我猜想，這些媒體界的精英們，他們每日面對着這樣的情景，對比WTC以往的熱鬧與喧囂，心裡的衝擊將是多麼巨大？

　　當我問《華爾街日報》：“人們如此地支持伊拉克戰爭。可是伊拉克和‘9·11’有什麼關係嗎？”它的助理髮行人理察·托佛爾（Richard Tofel）指着樓下那個大坑說道：“人們相信，它們之間是有關係的。”

　　樓下那個巨大的坑，在每一個美國人的心裡都投下了巨大的陰影，而這個陰影，使幾乎每個美國人都變成了愛國者。帕拉斯科斯教授說美國媒體再也不敢發問，關鍵的不是媒體怕得罪美國政府，而是媒體怕得罪公眾輿論；媒體成為了愛國媒體，並不是因為政府讓他們成為愛國媒體，而是因為美國人都成為了愛國者；布什政府的新聞技巧再高，也不能讓媒體變成睜眼瞎，而是因為布什政府掌握了公眾的情緒。

　　自由論壇是一個國際性的基金組織，它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研究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執行情況。但是當提起美國人目前的“民族主義”的時候，它的媒體顧問吉恩·梅特（Gene Mater）先生傲慢地糾正說：“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是的，也許用“愛國主義”來形容美國人目前的心理，或者對他們而言更加合適一些。

　　但是，這種全民性的愛國主義顯然已經讓美國的媒體顯得無所適從了。

　　法國哲學家阿多諾認為，雖然媒體通過設置話題能夠影響公眾輿論，但是有時候，公眾輿論通過一些非正式渠道，也能夠影響媒體話語，比如公共情緒。

　　公眾輿論影響媒體的方式最直接、有效的是兩種方式，一是發行量或收視（聽）率，二是商業。

　　“9·11”之後，幾乎每出現一個“反美國”的言論，都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帕拉斯科斯教授認為，在美國“為什麼他們恨我們”的爭論還並沒有真正地開始，人們的第一反應依舊是：我們教訓他們。我們贏了，我們回家。在這樣的公眾情緒下面，媒體人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去認真地思考，而只能是順應這種情緒，順應“愛國主義”。尖銳地批評美國（並不是美國政府）的文章引起公眾的反感，會產生“用腳投票”這樣一個簡單但是有效的效應。

　　但是佐治亞州州立大學的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副教授安·霍利菲爾德（Ann Hollifield）擔心的卻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商業對於媒體的控制。她認為，美國政治有一套比較完整的機制來制約政府對新聞的控制，但是商業上面卻沒有。目前美國的媒體面臨的更大的壓力來自媒體投資者。

　　美國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公眾公司，比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CNN都是上市公司，這些上市公司的股價就決定這些報紙的價值，而不是它的新聞價值。

　　媒體上市公司衡量的標準之一，是發行量和收視率，因為它同時也決定着廣告量。發行量和收視率的結果並不是由媒體自己發布，而是由獨立的市場調查公司來進行的。所以，媒體價值的下跌有着多重的來源：受眾對媒體的拋棄；投資者對股票的拋售等等。對於媒體公司的老闆來說，任何一方面的損失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新聞內容並不能逃脫公司的干預：並不是單獨的、對於某一個新聞事件的報道的干預，而是對於媒體操作方針的干預。

　　一個良好的媒體必須和公眾也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才能保持他們的客觀性，保持對現狀清醒和理智的分析。

　　但是在這樣一個時刻，公眾意見已經和媒體意見合為了一體。

　　媒體自衛反擊戰

　　南加州大學新聞學院前院長、《洛杉磯時報》的退休遠東記者莫雷·福朗森教授（Marray Fromson）是對媒體非常有信心的人之一。他的一本關於冷戰的著作即將面世，他從歷史中得到了他的結論：“你看，在越南戰爭的時候，最初媒體不也是支持政府的嗎？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媒體對於政府提出的問題就會越來越多。水門事件不就是在越戰剛剛結束的時候發生的嗎？美國的媒體有着自己的糾錯功能。”

　　恰好就在這樣的一個時期，美國社會發生了一件非常熱門的事件：罷免加州州長格瑞·戴維斯（Grey Davis）。全美媒體都捲入了這一場奇怪的競賽之中———尤其是在電影明星阿諾·斯瓦辛格宣布參選之後。

　　儘管非主流媒體極力炒作選舉的娛樂性，但主流媒體卻儘量地利用這件事情來教育和引導選民。尤其是《洛杉磯時報》，由於地利之便，更是每天推出幾個整版來透視選舉的方方面面，包括所有候選人的選舉資料、他們的政治，經濟主張、加州目前的政治經濟狀況等等。《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等幾乎故意避開選舉的娛樂性，而直指選舉本身。

　　當然，無論主流媒體如何努力，公眾的興趣依舊對娛樂性最為濃烈。這造成了一種頗為古怪的競賽：媒體似乎要撥亂反正，而公眾卻執意沉淪。

　　這種選舉隱約隱藏的媒體與公眾興趣之間的分道揚鑣，在今天的美國媒體卻顯得如此地意味深長。在越南戰爭的時候，美國的媒體在對於戰爭本身“愛國性質”已經無從下嘴的時候，它們突然間轉向，關注美國國內的民權鬥爭———雖然民權鬥爭也和越戰有關，但是畢竟與越戰的主題相差甚遠。也就是說，他們在戰爭之外，另外設置了一個話題，這個話題從民間發生，以民間的話語體係為主流，美國政府只能招架，而不能設定話語體系。媒體在政府設定的主流體系之外另外尋找了一個話語空間，重新奪回了公眾輿論的主導權。

　　這就是白宮和媒體之間的遊戲的真正涵義：控制與反控制，操縱與反操縱。

　　媒體的自衛反擊戰不在於對戰爭的性質提出質疑，因為這不可能，政府所設置的議題和公眾的意見已經決定了這無法更改；但是他們開始提問的問題是：總統在操作這些事情的時候，程序是否合法？政府在作出決策的時候，給予公眾的信息是否真確？在戰後重建伊拉克的時候，方式是否合理？

　　只要對政府的懷疑永遠存在，那麼這個時代，就有重新回到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可能性。也許恰如英國文學家狄更斯在《雙城記》（The Tale of Two Cities）的開頭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對於美國的新聞界來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經過了那麼多年的平靜和繁榮，“9·11”重新開啟了變動之門，他們獲得了勇往直前的機會；同時，這又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因為他們在這樣一個混沌重開的時代，是如此地容易迷失自己，從而成為政權和民眾的傳聲筒，失落了自己的智慧和責任。(連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