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篇》

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

40多年前，一个瘦弱的女孩乘一条货运的船只，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终于在纽约上岸。这个当时只有八岁的女孩对这场可怕的旅行记忆犹新，她至今记得母亲抱着患病的妹妹满脸泪痕，船上没有一个医生；她对四周惊恐万状，因为除了她母亲，船上也没有一个妇女。初到美国，这个女孩一家人住在皇后区的一个一居室的住所里面。全家人除了已来美国三年的父亲，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她的父亲同时做三份工，还要帮助她们姐妹学英语。“那时，新移民家庭非常艰难，他们几乎没有渠道获得资讯和帮助。他们先是在自己的社区朋友和邻居的帮助下慢慢渡过难关，之后慢慢了解主流文化”，她回忆说。
　　40多年后，这个女孩早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华裔内阁成员、劳工部长，她，就是赵小兰（Elaine Chao）。
　　赵小兰的成长史，就象是一部“标杆式”的美国移民的个人奋斗史，她的成功，给无数移民美国的华人，特别是属于“开拓者”的第一代华人以希望和信心。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寄希望于“下一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心态和一种牺牲精神。很多在法拉盛艰苦创业的中国人，之所以历尽千辛万苦而不气馁退缩，就是因为他们抱着：“我们这一代人吃苦受累也就认了，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够幸福地成长、能够有出息就好了”的期待。这种期待，既包括了对自己子女能力的信心，也包涵了对美国这个开放社会的教育体系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信念。

　　一个社会及其成员要经过一、二个世代，才能赶上劳动力组成与工作对技术、知识之要求的剧烈改变。服务性劳工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根据历史经验，至少要一个世代的一半多），生产力才会提高到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相信，凭借中国人的刻苦与努力，勤奋与智慧，现在法拉盛的华人移民之中，一定会诞生更多的象赵小兰一样的成功者。

推波助澜的中文媒体

　　与赵小兰的那个时代相比，法拉盛作为新兴的移民社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赵小兰的父亲赵锡成先于全家来美创业，三年内几乎中断了和自己在台湾的妻子以及家人的通讯联络。而现在，缅街上几十家代售各种电话卡的小店所提供的上百种电话卡，以每分钟几分钱的价格确保移民和自己的故乡，无论大陆、台湾、香港，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我永远忘不了自己作为新移民刚到这个国家时的情景，忘不了那时哪怕了解一点点信息有多难”，赵小兰回高中母校向台下七百多名在校学生演讲时说。而现在，内容侧重大陆、港、台两岸三地的主要媒体在这里都有各自的报纸，华语的电台和电视台和名目繁多的中文网站，随时随地提供各种的信息和新闻。1998年5月，有着百年历史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分馆新馆落成，当时各个媒体都争相报道了这一有关“文化”的重大事件。这座皇后区规模最大的分馆，建筑面积7060平方米，地面三层，地下一层，拥有260个读者座位。新馆建筑融先进技术与多种功能为一体；并为今后功能调整与扩展留有余地。新馆配有125台个人电脑供读者查询网上信息资源，设有240个座位的多功能厅和140个座位的小会议室，比原馆大了5倍。今天，这里每天吸引着众多的华人来阅读、学习。
　　中文媒体与文化事业的兴起，预示着一个移民社区成熟和繁荣的开始。“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舍文化莫属”（余英时语）。移民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离开了自己的文化本土，虽然物质上还没有完全立足，但在精神上仍然拥有原有的丰富文化资源，“他们凭借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重建基业”，而媒体，正是担当了把移民文化资源发扬光大、让移民在精神层面有亲切感、归属感的重任。正是有了中文媒体的参与和推波助澜，法拉盛地区凭借地铁、公路和机场的优势，成为新移民“安家落户”的第一站；也正是有了中文媒体的新闻和信息报道，法拉盛的华人觉得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紧密联系，并因此而有了精神上的“舒适感”和“认同感”。
　　“76年在中国城、78年搬到现在喜来登的位置，世界日报对法拉盛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中成为‘第二个华埠’起了重要的作用”，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现任理事长傅鹤鸣对此感触尤深：“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就象中国人的胃有自己的吸收习惯而更适应中餐一样，中文报纸的兴起，满足了移民的阅读习惯，特别是刚到美国、英文又不行的新移民，中文报纸和华语广播、电视为法拉盛华人社区的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文媒体的成长与壮大，也促进了法拉盛地区以及整个北美华人在经济和商业领域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不仅让新移民很容易得到相关的商品信息、服务信息，来美创业的商家，也通过中文媒体将自己的产品和推销的意愿，对准了属于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与媒体“唇齿相依”的华人广告代理公司也因此趋向专业化分工和在创意方面日渐成熟。几年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一名叫作“原圣杰”的香港创意人来到纽约，而今APARTNERSHIP公司制作的关于美国邮政的系列广告中，对于美国化的幽默要素以及中国传统民俗的运用尽管还未由表及里，但已在众多叫卖吆喝式的广告中脱颖而出，让人刮目相看；‘ADMERASIA公司在与主流广告媒体长达半年的比稿中胜出，同样显示了华裔的能力、实力和智力。

日益壮大的社团力量

　　与蓬勃兴起的中文媒体一样，各种华人社团和宗亲组织在促进法拉盛的繁荣与秩序方面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华人参政议政的沟通桥梁和组织代表。
　　以华商会为例，不少使得法拉盛民众普遍受益的成果就是华商会多年来与政府坚持不懈的沟通所取得的，例如：在北方大道增设皇后区警察北区指挥中心、维持中心地区停车场费率不变、开创并推动新年游行活动、参与改建法拉盛公共图书馆、组织清洁法拉盛主要街道、设立皇后学院奖学金。
　　正如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预言的那样，“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成长。一种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如救助穷人、弱势者、无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种是‘社团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这种需求或许会成长更快”。华人社团在改善法拉盛社区环境、提高民众生活品质方面，正越来越发挥出其积极的作用；而以亲属、乡党、同学、宗教信仰为主体的各种组织，以不同的属性和特性，联合了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力量与个人，特别是在民族融合方面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当两岸三地还在为“三通”和“小三通”等各种各样的名词说法争执不下、没有定论的时候，纽约的华人移民早就通过各种社团组织、通过商业和经济、通过信仰和教会、通过联谊和联姻而“全通”了。
　　华人社团同样也关注同其他族裔的沟通与融合。2002年，由华商会组织发起、华人商家共同集资树立的圣诞树，与社区内的韩裔、西裔、非裔、拉美等少数族裔社团一起，共同欢庆圣诞节的到来。华人社团领袖还积极参与有区长、市长、议员等市府、区府首脑参加的社区会议并代表华裔团体发言，提出华人社区的意见、表达社区民众的意愿，让政府和其他族裔能够更加重视和尊重华人移民的力量。
　　法拉盛目前登记注册的华人社团有一百多个，社团内部以及社团与社团之间不定期地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彼此沟通、建立友谊，共同促进了社区的稳定与发展。而2001年刘醇逸当选为纽约第一位华人市议员，使得法拉盛华人社区内的华人社团组织与主流社会的沟通更加及时和有效，在这个社区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刻，几乎都可以看见刘和社团领袖以及各大媒体记者的身影。
　　作为社会团体，华人社团同样在推动社区商业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清洁街道、疏导交通、维护治安，还是联合社区商家设立商业改进区域计划，法拉盛的社团组织和华裔商界都表达了提高社区环境品质的意愿和决心。2003年2月11日纽约市政府公布了正式的法拉盛预定发展范围图，社团的领袖和代表将参加20、21日在法拉盛市政厅举行的、针对如何规划法拉盛发展蓝图举办的讨论说明会。根据纽约市政府提出的发展规划，东至帕森大道、南至三福、北至32大道范围内的法拉盛下城地区都在规划之列，法拉盛的“市区”想向西拓展到法拉盛河滨区、威利点和西亚球场旁的三角区域，这就是和法拉盛未来的发展与繁荣密切相关的“西进计划”。

全面规划的西进计划

法拉盛—这个传统的移民社区，在纽约战胜旧金山，成为美国争办2012年奥运会的唯一城市之后，终于面临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随着近年来新移民不断涌入这个新兴的华裔社区，法拉盛的商业发展在地域空间和规划空间上捉襟见肘。以缅街为主要商业干线的法拉盛中心区，其基础设施并不能因为商业发展的需要而相应扩大，原有的市政规划对商业区的范围有明确规定，既不能随意改变、也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提出申请并获批准。交通方面，居民和车辆在大量增加，而道路和停车场无法拓宽和增加，使得剧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空间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商家挤占道路和大量流动人口造成的环境恶化，使得法拉盛社区的生活品质面临新的环境挑战：移民流动的无序性向市览政规划的整体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003年2月11日公布的、2月20、21日将邀请社区主要企业和社团组织讨论的法拉盛预定发展范围图，就是由纽约市政府经济发展局在年初选定的全新规划法拉盛的蓝图，此蓝图是由经验丰富的古柏凯利在六个月内提出的全面性发展计划，参与协助的单位包括纽约市副市长办公室经济发展和重建小组、市政府都市计划局等多个机构。
　　纽约市规划局在1993年、1997年和1998年先后出台了《法拉盛商业中心计划》、《37、39大道改造项目议案与机遇》以及《法拉盛商业中心城市设计总体方案》等多项计划，在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间，特别是近五年建设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障碍，使上述计划无一得以完整实施，许多需要和政府协调、配合的诸如城市停车交通及商业无序竞争问题仍然无法得到切实的解决。
　　针对这一问题，规划设计师和房地产开发商们纷纷提出自己的开发战略，其中TDC公司“一体化、平衡化、多元化、国际化”设计方向，据说已受到多方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注意。其“不单纯地仅限于建筑物和社区设施的建设，而把为市民提供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包括其中”的设计理念颇为大胆和具有新意，它打破了传统都市开发的模式，将法拉盛看作各族裔共同的舞台，而不是沿袭旧的社区形态，走单纯中国城或韩国城的老路。所谓一体化，是指与公共运输、行人交通、公交系统与停车容量相协调的土地综合均衡利用，集民用、商用、工业用途、社会公共用途于一体。而所谓平衡，是指有创意地、经济地选择土地的使用和分区、密度、强度。面对已有的凸显的对房屋、贸易、工作与服务需求的巨大市场，在开发中寻求对不平衡现状进行纠偏的方案，疏解原有超负荷运转设施的实际压力。
　　在一体化、平衡化、国际化的设计方向下，西进计划的轮廓和雏形隐约可见：法拉盛缅街以西大学点路和法拉盛河之间的水边地区和大量闲置的未被开发利用的地段的商业利用价值浮上台面。将该地区成片开发成为住宅区、兴建大型的国际酒店、或配合周边的运动设施建设，建造大型的会议中心，这些建筑和设施与河西的威利士点如果通过大型立交桥连接，法拉盛的开发将阔步向西进发。
　　一旦横跨法拉盛河的大桥自37大道起，将河西威利士点的开发与水边地区和东部经过改良的新商业中心连在一起，将会有利于增强法拉盛社区的商业发展潜力力和竞争吸引力；有了周围环境的缓冲和必须的公共事业系统配套设施的完善，威利士点将有足够的面积用于重要的商业或多用途商业联合体的建立；并且可以有能力利用其他开发项目作为补充，例如与新世纪主流办公和职业集中相结合的体育营销和相关主题的娱乐业等。跨河大桥的建立，除了36大道和王子街可能兴建的500车位的立体停车场和大学点路与北方大道交汇处经由水泥厂改建的500车位的停车场之外，水边地区自北方大道南至罗斯福路段如果兴建停车场，可提供1000个左右的停车位，而大桥的更大功用在于它因此激活了河西“谢亚球场”附近的9000个停车位，为根本疏解法拉盛社区停车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当然，任何都市开发计划和重建计划的实施，都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需要大批开发商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需要政府在规划计划、法规政策和配套基础设施方面的全面支持，同时也需要法拉盛民众和社团的参与和响应。正如1964到1965年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使7号地铁全面贯通曼哈顿和法拉盛，皇后区的众多公共设施和场馆也因此得以完善兴建，从而带动了法拉盛的崛起，纽约作为2012年的奥运会申办城市，给法拉盛整体性的商业区规划提供了契机。如果纽约胜出，靠近法拉盛的可罗纳－新鲜草原公园和西亚球场等地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奥运会某些项目的分会场。奥运设施、场馆的建设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旅游观光业的发展也将带给法拉盛无限的商机。
在实现法拉盛地区现代商业化的同时，社区公共设施也将在设计中更加完善和全面。在文化方面，可以兴建大型会议、集会的会所，为各族裔、社团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帮助；在健康服务方面，可以兴建50000尺的医疗机构和设施，包括老人中心和健康服务中心；在教育方面，同样也可以采用与纽约各大学协同办学或鼓励大学在法拉盛建立转为新移民服务的社区学院；在宗教信仰方面，可以配合非洲马其顿卫理公教主教教堂，建立一个可同时容纳千人的大会堂，作为各宗教团体或文艺团体举行活动的场所。
　　法拉盛的远景规划是令人振奋的，它将彻底改变法拉盛的商业形态和这个移民社区的生活环境。未来的法拉盛有可能成为连接曼哈顿经济中心的一座卫星城。在这座崭新的现代城市在人们面前崛起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今天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各族裔力量，尤其不会忘记为实现这一蓝图而竭心尽力的有识之士和为争取这一目标顺利实施的各工商团体、社团组织。今天的努力，将会在明天结出累累硕果；今天的蓝图，将会在明天变成美好的家园。

02/19/2003

个人直觉：
　　以上所写是，毕竟只是远景规划，现实与规划的距离甚至有可能比中、美之间地域上的距离还要大。所谓融入主流充其量只能是个人的和局部的成功，文化的隔阂与文明的冲突使得所有关于国家性的“归化”成为一厢情愿式的天真。而处于这种残酷的天真之中的移民族群，除了在非常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实现所谓的“远景规划”之外，从宏观着眼，在今后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内，人们只能在这个社区留下自己奋斗、艰辛、无奈的印迹，即使越来越多的个人的成功和富裕也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宿命。
无论乐观或悲观都不能改变现实，这就是宿命。
在人类“移民史”中，对于向北美大陆的迁徒（主要指美国），在20世纪末和跨越20世纪后的这个历史阶段，所有的外来人口其实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和机会，中国移民更不例外。但是这种偶然的“受惠”并不稳定。在人性与生俱来的“自私”劣根之下，移民命脉其实非常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整体的命运既不取决于智慧和勤劳，亦非取决于财富和素质，倒很有可能取决于一个并不起眼的宏观因素——“人口”。而人口，恰恰捏在美国“移民政策”的制定者和美国国民情绪的手中。针对某国的“移民政策” 就象一个巨大的闸口，闸开了，人潮蜂拥而入，人口占到适当比例，什么都“活了”，你想不主流都不行；闸关了，过分点再驱逐出境、或再“麦卡锡”一些，别说主流，想支流都没可能。因此，未来是充满光明还是前景黯淡并不是21世纪“移民时代”的特征，这个世纪移民的前途特征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