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浅谈周恩来与毛泽东

１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２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吗？

３周恩来的相忍为党和保持革命晚节。

４周恩来得以幸存的原因。

５周恩来与林彪。

６贺龙事件

７揭开历史的迷雾看“皖南事变”

８毛泽东与苏联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中国近代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周是早期中共领袖和中共军队创始人。毛带领全党打下江山，是中共的开国皇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两人都曾经是同志，战友，对手和君臣。他们之间关系复杂，恩怨交织，几十年纠缠不清，中共官方对此讳莫如深，竭力掩盖。海内外的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是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使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晦暗不明。近期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引起大家对这俩人的关注。我想谈一些个人想法，与大家讨论。我将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谈我的观点。

（一）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复杂，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１９２８年－１９３６年）１９２５年周恩来从苏联归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广东军事部长，培养中共军事干部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他与陈延年杨殷都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军事领袖，后来领导南昌起义，建立中共军队。１９２８年４月参加中央核心领导集团，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李立三，瞿秋白直到王明路线时期周恩来都是中共中央实际掌权者？。毛泽东是井岗山和江西根据地的开创者，是地方实力派，是土共。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有深刻了解，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所主张的东西与苏联革命路线相去甚远。他农民背景，他游击流寇似的作风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苏联要求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国际　　对毛这种人是排斥和不信任的。周恩来是苏联在中共党内的“代表”，共产　国际的看法决定了他对毛的态度。毛桀敖不驯，他有他的法宝，不会对洋人唯命是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毛与中共中央里那些苏联的追随者们是格格不入，要发生冲突的。早年朱德，陈毅也是仗上海中央的支持（还是周吧）把毛泽东赶出红四军。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也是受周指派到瑞金去斗争毛的。制止他滥杀“ＡＢ团”。周败退江西后，更将毛撤了职，赶出红军长达三年。毛在周执掌中共大权的时代是饱受打击，有志难伸。他痛恨那些洋大，更恨那些“国际派”。周与他结怨很深。这种受排挤状态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毛利用长征途中军队及党内的不满，鼓动发难，要求中央检讨失败的原因，改组领导集团，接纳毛回来辅助周恩来领导红军。毛趁势反客为主，取周而代之，进而将周恩来排挤出红军。

第二个阶段：（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１年）由于得到苏俄支持与信任，长期担任中共领袖，加之在中共党内有雄厚的力量。周恩来并不甘心于眼前的失败。他等待时机，力图东山再起。抗战爆发后，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回来延安。这是周等待已久的机会，也是信号。旋即与王明结合，周在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上支持王明，拥护苏联的主张，也带动一大批追随者，改变党内形势。“国共合作，拥蒋抗日”成为中共新的方针。由此拉开“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序幕。这是毛夺权力后遇到的真正的挑战，毛领教了王明与周恩来结合的威力。其实“王明路线”的实质还是周具体实施推动，王明传达的苏联的方针战略，是周恩来的力量借王明的旗号卷土重来与毛争夺党的领袖地位。这是周恩来的风格和策略，其它人在台前发号施令，呼风唤雨。他则隐身幕后，执掌大权，控制一切。李立三时期他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瞿秋白时期，王明时期他是党的领袖。可以想象，假如“第二次王明路线”取得成功，毛被斗到或被莫斯科撤职。王与周的联合可能还会是这种形式：王明当总书记或主席，周当付主席，控制军队和党。由于形势变化，日本占领武汉，拥护蒋联合抗战无疾而终。长江局撤消，成立重庆南方局。莫斯科承认毛的领袖地位。“第二次王明路线”落幕。周和王明挑战失败。但周恩来仍然借莫斯科的支持，和项英的新四军的支持，与毛周旋。 直到“皖南事变”时，毛泽东用“借刀杀人”之计解决项英。使周顿失依靠，终于缴械投降。为两年后搞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和周恩来铺平道路。 试想如果有项英的军队在，以周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毛是不会轻易地在延安对周大张挞伐的。

第三个阶段：（１９４３年－１９７６年）中共的事业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是又一场“农民造反”，要想颠覆中国，毛这样的农民领袖是必不可少的。他比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周恩来都厉害。他老奸巨滑，深谋远虑，无法无天，不择手段。这些人是自愧不如。况且“形势比人强”，在与毛争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周屡战屡败，阵地被一块块蚕食掉，苏联的表态支持毛使他惊醒。他知道大势已去，他无力与毛争雄。中共领袖的位置非毛末属。他痛下决心，转换角色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副手的身份辅助毛夺取江山。他的选择虽然无奈和屈辱，却充满智能与远见卓识，威力十足。毛周的结合影响深远，已为历史所证明。从此以后，周就是毛泽东的参谋长，外交官，警卫员，谋士，仆从，宰相，战友，同志，说客，帮凶。毛的需要就是他的工作。所有这些角色的背后他们俩的对手关系没有真正改变。毛始终限制和约束周，一有机会就要打倒他。周则时刻警惕，小心周旋，立于不败。俩人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在国共内战期间毛对周比较“友好”。解放以后毛又重新开始斗争。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高饶”是毛放高岗要打周批刘，被刘周联合挫败。１９５８年毛亲自上阵批周“反冒进”要逼他辞职。周坚持下来得以幸存。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扫除“刘邓彭罗”以后毛又要倒周，双方在１９６７年激烈较量，毛以失败告终，周成为党内保守派的总代表。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是毛再遭重创。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毛再度奋起打周，可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橹缟。１９７６年一命归西，周的追随者打倒文革派，否定文革。毛与周的斗争从二十年代末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俩人死了已后。“四人帮”垮台和邓小平复出也他们斗争的延续，是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司马璐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是贯穿中共历史的一条主线。不谈他们俩人的斗争，研究不好中共党史和人物。下面是毛的几段话，引自《晚年周恩来》和《汪东兴回忆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１９６６年３月份１８日毛主席接见某国共党代表团时说“十年内战期间，三次赶出红军，十几次意见不能通过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2）“周不是不反，是时机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乏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3）“他（周）现在是卖我的面子，他是不赞同我的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础。百姓也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4）“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政治局其它同志都参加。”（5）言为心声 。这些毛在不同场合，对亲近或信任的人所说的话，是不加掩饰的，是真情的流露，是可信的。从中可以可看出毛对周的态度和俩人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

（二）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吗？

许多人认为毛离不了周的帮助。毛开展文革，弄得天下大乱。周有扶危定倾之力，能收拾残局。毛要依靠他维持国家稳定，靠激进派推动改革。不可否认周恩来有才华，有经验，能领导革命也能领导建设。他是最好的人选，但不是唯一的人选。中共内部人才济济，长期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大量经验。应该说才能和经验不是周所独有。高岗，彭真，陈云，陶铸，邓小平都可以代替他当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也能当。华国锋，王洪文和张春桥也能当总理。即便是王洪文华国锋差一些，毛主席可以叫邓或者陈云出来辅佐他，给王当副总理，管工业管农业管铁路，谁又会拒绝毛泽东呐？况且毛一手遮天，全党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谁又有多少个人意志哪？在毛眼里周恩来所关注的不过是那些正点晚点，水库粮站或者交际接待之类的事，无关革命宏旨。谁都干得了，无甚希罕。如果说战争年代毛需要周，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想打倒周或者逼他下台，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我认为不是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的辅佐。而是周拒绝下台，他千方百计地使毛不能把他推下去。他也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变得对毛有价值。他位高权重，实力雄厚，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总是借用他的力量，或争取他的配合。《晚年周恩来》书中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以前和发动文革以前都向周交底争取他的配合。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没有周，毛垮不了，中国垮不了。

（三）周恩来的相忍为党和保护革命晚节

《晚年周恩来》书中一再讲周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的伺侯毛泽东。是因为周深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是克己奉君，是君为臣纲。这是曲解，作者是给周恩来涂脂抹粉，为他开脱。周没那么庸俗。

周出生于破落官僚家庭，受传统文化孔孟之道的熏淘。但他更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彻底地反传统的战士。为了他的理想和主义，所有的传统，道德，人情和伦理都不过是一件外衣。他可以随时披上这件外衣，也会毫不犹豫地弃之如鄙履。什么克己奉君或大臣的本分对他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是没多少约束力的。他更不会为出生的“原罪”而忏悔。他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使其成为周恩来的原因。他也不会为曾经斗争过毛而后悔。如果要后悔，恐怕会后悔当初太调和，太折衷了。

周恩来的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是他的一种姿态。是与毛共处的姿态。是他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生存的方式。是表演，表演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与顺从。 给毛看，也给全党看。他象造势，为争取全党中央的同情与认可。一是让横行霸道的毛泽东对他难以下手。二是当困难来到的时候党内有人出来帮他。周恩来的忠君，隐忍和谦卑都只是表面姿态。他的内心并不妥协。他将这种“忠诚”强加给毛，毛自然不接受。毛泽东有他的原则，不会让步。但的确给毛搞阴谋增加了难度。假如周真象《晚年周恩来》书中所讲对毛忠心耿耿，步步紧跟。毛对他也不会如此憎恨和激忿，在他死后说出那样的话来。这是《晚年周恩来》之类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

周时常说的一句话是相忍为党，以此勉励自己也勉励别人。他的相忍为党其实就是为他自己。党就是他毕生为之奋斗而且成就辉煌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个人与这个党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他才是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毛泽东不过是个封建皇帝，只能代表他自己。周的名字是同中国共产党联在一起的。他要与这个党同进退，任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这是他“忍”的前提，这是他的最高原则。为了这个原则，他可以忍，可以反，可以牺牲，可以出卖，可以落井下石，也可以翻云覆雨。我是这样理解周恩来的相忍为党的。

许多人都要问为什么毛始终不肯放过周。要在晚年三番五次地发动运动，对这个忠心耿耿，卑躬屈膝，身患绝症的总理没完没了地死缠滥打。我以为这不仅是因为有历史恩怨，毛旧恨难忘，更有现实的利害冲突，周恩来与毛的治国理念不同。他内心不同意毛继续革命的想法。他不会心甘情愿的追随毛去搞这种天翻地覆，大破大立的变革。他不是毛的追随者和同路人。他却占据高位，受众人拥戴。他貌似谦恭，心怀叵测。他实际是想开倒车。这是毛绝不能容忍的。周恩来是他的敌人。与周妥协不仅是把旧账一笔勾消，承认他的地位。更是承认周及其党羽对未来中国的决定权。毛清楚他的继续革命的大业将要付之东流。周的追随者会清算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毛泽东来说，文革末年的形势是生与死的决择，是不进则退。他英雄一世，是无论如何也咽不这口气的。这是为什么毛不顾老迈年高，三番五次要奋起打周的原因。批林批孔，尊儒反法，批投降派，反击右倾反案风，不让周治病，最后把他整死掉。毛也拼尽全力，一命呜呼。

周恩来活得艰难也窝囊，很多时候他都是身处逆境，忍气吞声，战战兢兢。他的隐忍包含极高的智能和手段，包含坚韧的生命力。他用一生来作这篇奋斗与幸存的大文章。无疑这是一篇传世之作。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可惜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为了他自己，为他的党，没有一点儿是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四）林彪与周恩来

林彪是中共的军事天才，是“当代韩信”。他披坚执锐，攻城掠地，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册封为元帅。和平年代林彪和他的军队是毛泽东王位下一块基石；是他的近卫军；是他在党内斗争中取胜的法宝。大跃进破产以后毛被迫作了检讨，退到后边，让刘邓周来收拾残局。这些人苦干三年，把国家从灾难中救出来，从而赢得全党和全国的拥护，威望升高。毛则大权旁落；号令不灵；成了精神领袖。这使毛极为痛苦也决不认命的。他要东山再起夺回权力。他要准备用武力。他召唤林彪。林彪可能并不喜欢“放卫星”“万斤粮”之类的空想。但他也绝不会同意刘邓一夥架空老毛的举动。对林来说，毛的知遇之恩和他的天子门生的地位让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有调兵勤王。这乾坤一掷不单击垮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为毛夺回大权。也打开了继续革命的大门，弄得天下大乱。更把林彪作为毛的帮凶放在中共统治集团的对立面上。这就是为什么林彪死后三十多年后仍得不到中共统治集团原谅的原因。

“九大”确立了林彪接班人地位和形成新的权力格局。文革激进派和林彪军人集团是毛泽东的文武双壁。文革秀才们本身没有实力，是全心全意拥护毛的继续革命的主张，是毛的代言人，有毛的力量作后盾，他们是文革的推手，是最活跃的因素。林是毛的棋子，工具和卫兵。是震摄反对派，为文革保驾护航的力量。是对周的平衡。但他不是毛的思想的传人。毛是瞩意张春桥和江青的（9）。林彪恐怕只是过渡。为文革秀才鸣锣抬轿的地位。林彪不是受人摆布的人。他与文革集团地矛盾自然日益尖锐，他与毛是接班人之争
（10）。我想林彪在两个地方触犯毛泽东：一是他与文革派的接班人之争。二是他与周接近。如果说接班之争毛尚能折冲，后者则是犯了大忌。因为林周合流会让力量的天平完全倾斜。周恩来与林彪靠拢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需要。他们有共同的忧虑，都想让国家喘一口气，让人民修养生息，发展经济。他们都面临？文革派的挤压。

林彪一直是毛的个人财产，是他的军事力量。谁也不能动林彪，谁也不能拉走他。毛曾经怒斥王明想拉拢林。周恩来是毛泽东始终约束和防范的对手。文革以来周的力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军队的力量增加了。毛的设想是用林的接班人地位压住周，也用林彪的军事力量制约他。如果林彪与周恩来合流或靠拢，毛的安排就完全破局了。毛对军队的控制就很微弱了。一旦林或者周起来发难，毛主席没有太多反抗的力量。他的权位甚至安全都没有保障，有成孤家寡人的危险。这是他的噩梦。他绝不能让它成为现实。对这种前景他是十分警惕和随时防范的。这是真正触动他神经的地方。等到庐山上千夫怒斥张春桥的时候，毛看出形势危险：一是他的文革不得人心。在党内有大批反对的人。除林彪的党羽以外，汪东兴，陈毅，陈永贵，韩先楚，杨得志，许世友都攻击春桥（１１）。二是林彪借“接班人之争”向他挑战。 他是借打张来向毛示以颜色。毛对那些想要离他而去或背叛他的人是决不姑息的。他下定决心，挺身而出，反击林彪。而且不留余地将林逼上绝路。他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来挽回僵局，林彪也不会跟他决裂。林彪也一直想同他缓和关系（１２）。他所以要把事情做绝，首先是流氓皇帝的性格决定的。其次也可看出他当时的困境与恐惧。林彪在，周能与之周旋，争取他。毛林终究是要分道扬飙的，对毛来说越晚越被动。周用心很深，五年后毛还要输。

林彪一死，毛是自断臂膀，政治上和力量上的损失都无可弥补。一败涂地。林彪集团的军事实力客观上对周是压力和威慑。没有林彪的存在，周恩来在军队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他眼看着毛泽东一步步自毁长城，走上了绝路。由于毛失掉了他的近卫军和杀手?，再也不能故计重施（象６６年那样）调兵进城来威胁他。他如释重负，百感交集，怎么能不哭那？他和林彪从而１９２５年黄埔军校开始，是师生，是战友，是同志，最后也是敌人（周恐怕对林下了毒手）。感觉是很复杂的：欠疚，痛恨，惋惜，哀伤恐怕都有。长期压抑的情绪暴发出来，号啕大哭。他哭林彪，哭他为革命立下不世之功，最后横死大漠；也哭贺龙；哭项英；哭干女儿；哭那些在征途中倒下的战友；哭这个千百万人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党；也哭他自己，千辛万苦才走到了今天。他不会哭经济或什?治国理念的不同。我们仍然不知道林彪事件的真相。他为何不去南方？他怎么死的？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出来告诉我们。

（五）揭开历史的帏幕看“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无论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还是在中共内部都是一件大事。它是抗战中国共两党争夺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相互撞和挤压的结果。毛泽东借此铲除项英，在党内一统天下。蒋介石则消灭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主力和根据地，也为苏北失利报了一箭之仇。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对“事变”真相多方掩盖，讳莫如深，使人民对这一历史不能客观地了解。弄清“皖南事变”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共内部残酷的斗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项英是工人运动领袖，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是早期声名显赫的中共领导人。从１９２５年以后历任各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苏区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并勉他：“你是中国革命中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地在斗争中锻炼，加强学习理论知识，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１３）。

红军长征以后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东南三年游击战。为中共留了火种。为新四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党内赢得了崇高威望。抗战暴发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１４）。

项英长期跟随周恩来，是中央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有共同的信念，都是共产国际路线的忠实的执行者与悍卫者。在上海中央与毛的斗争中项英总是冲锋在前，毫不妥协。他于１９３１年受周恩来指派前往瑞金，撤了毛的职并取而代之。他就是毛常常提到的那些“钦差大臣”。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是周恩来对付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斗争和怀柔，周是交替使用（１５）。项英对毛的山大王式游击主义是坚决斗争，十分警惕。毛在国际派的打压之下大权旁落，有志难伸，岌岌可危。３１年到３５年是毛一生中最困难，最落魄的日子。这仇恨他铭记在心。项英和周恩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斡旋争取之下蒋同意将东南九省共产党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东南各地的游击队只剩下三几千残兵败将。蒋同意给它一个军，几乎两三万人的编制。显示蒋对中共的诚意，也是周恩来千方百计争取的结果。他亲自作蒋的工作，争取和说服他（１６）；他让叶挺到松沪前线见陈诚争取到陈的支持（１７）；也让叶剑英和国防部谈判；让项英与第三战区谈判（１８）；恐怕还有刘斐的贡献（他在国防部负责军令编列）。最后得到完美的结果－成立新四军。周目光高远，才能非凡。他使这支队伍借北伐铁军的英名浴火重生。这是他催生的婴儿，是他的杰作。周从一开始就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手里，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与毛抗衡。此后新四军不断壮大，攻城掠地，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共军队内最大地山头之一。作为它的创建人和催生者，周恩来受益非浅，使他在失掉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东南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叶挺是北伐名将，跟随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转战潮汕。周信任他，由叶领军蒋也放心，他是国共双方都接受的人（国民党不接受叶剑英，中共也不要国民党作军长），他是新四军的代表。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非项英莫属，这是由他的威望，地位和能力决定的。军队要控制在项的手里周才放心。这是他们的设计。

王明从苏联归来，向中共中央传达新的方针拥蒋抗日，保卫苏联。周恩来全力拥护，带动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支持新的“王明路线”（１９）。中共党内没有真正的王明路线，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由王明传达，周具体实施，推行的莫斯科的方针和政策。王明本身在中共党内没有实力，他手握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但依靠的是周恩来的力量。王明是周恩来的傀儡。十二月会议以后，周与王明结成同盟，以武汉“长江局”为依托，与毛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项英对周恩来和王明紧紧跟随，他的东南局与新四军是周的有生力量。华北的朱德和彭德怀也向“长江局”靠拢，受到他们的影响（２０）。使毛在党内落了下风，不得不忍气吞声，与之周旋。对毛来说这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直到晚年他还耿耿于怀，意绪难平。动辄大骂“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毛骂的是周和项英这些人。项英和新四军成了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认为项英是周恩来的心腹，他只听周的话。新四军象是周的私人军队。武汉失陷标志？王明与周恩来所高唱的“拥蒋抗日”和“保卫大武汉”破产了。国共两党结束了短暂的蜜月，又要各奔前程。长江局顿失依托，名存实亡。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要检讨失误与调整政策。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而毛显然是棋高一？，目光长远。在他的指挥下中共在整个华北，华中开劈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徵粮，收钱。使中共的实力飞速增长。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才是那个能带领中共走向胜利的人，他是中共的领袖。赢得全党信服。１９３８年季米特洛夫的口信（２１）是莫斯科对毛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是毛等待已久的加冕。毛巩固权力，号令天下，也开始打击反对派。他派出刘少奇坐阵中原局支持陈毅分兵新四军，向苏南及华中发展。用刘少奇节制陈毅，也挤压，削弱项英。１９４０年夏以调解叶项矛盾为名派饶漱石，曾山为东南局副书记参加东南局的工作，监视项英，了解其内幕，为未来作准备，是毛泽东的“参沙子”。项及东南局仍受延安和南方局的双重领导。周恩来尽其所能地保护项英的地位，在他困难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２２）。１９４０年三，四月间当项英在毛中央批评下要奋而辞职的时候，周则强调项英是东南局负责人，新四军有很大的成绩。六月叶项分裂，叶再次出走，周也是尽力调解矛盾，安抚叶挺，以免后院起火。

他叫项英派袁国平亲自到重庆接叶挺并嘱咐他们（项英）要尊重军长。同时也再次强调东南局项英为主。周恩来为保新四军和项英用心良苦。他眼看国共冲突加剧，毛泽东步步紧逼，新四军困守皖南，危机四伏。刘少奇陈毅在苏北与国民党反复争夺，四面出击，大打出手。打泰安，打车桥，打黄桥，打李明杨，打韩德勤，再打韩德勤。扩充了实力，也挑起了内战。黄桥战役以后，蒋调集汤恩伯，李仙洲，顾祝同，冷新准备消灭华中共军。国民党白，何于４０年１０月９日发布“皓电”：限令长江以南新四军开赴江北前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抗击日军（２３）。１１月１９日毛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皓电”同意皖南新四军开赴江北抗日。但需放宽期限。同时中央书记处在心１１月２５日电叶项：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未过江前由陈代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叶陈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军部名义。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并且４０年１１月中央内定撤消项英职务，东南局并入中原局，成立华中局。因顾忌项英反对暂未出台（２４）。这一系列的变化将项英和新四军逼入险境。他面前几乎全是死棋：留在云岭是不行了，新四军必须要过江，否则是违抗军令。不单国军要围攻他，在党内也是戴上对抗中央的帽子（胡立教的文章中说中央是同意项英用“拖”来对付 蒋），前景黯淡；走却是置三军于险地。率领全军转移，大队人马没有根据地支持，没有友军掩护，长途穿越国民党第三战区，北渡长江，极易遭到攻击。国民党能放过他，日本人也不会；即使安全到江北，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未来新四军将不会有他的位置。但这还不是一条死路，如项英率军北上，蒋未必会攻打他，逃过日本的截杀不是不可能。

毛和刘少奇都是运筹帏幄的高手，他们不会让项英脱网而逃的，他们要给项英布下一个不解的死局。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刘少奇拟定攻打曹甸的作战计划，要一鼓作气“迅速歼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２５）。这是一个大仗，集中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部主力近十个团兵力（黄克城和陈毅的部队）。（２６）在中共官方记载中没有这场战斗，军史和将军的回忆录也鲜有提及。我从《新四军征战实录》（蔡仁照，孙科佳）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书中说黄克城对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担心在政治上不利。并说陈粟给中央及刘，黄的电报中坚决反对，“立即消灭韩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反攻之口实，在政治上不利（２７）。

我想陈粟担心的是韩德勤黄桥新败（１９４０年代１０月１日），再打他，是师出无名。是挑起内战，破坏抗日。是亲痛仇快，是汉奸。政治上的被动尚可应付。在军事上有更严重后果。这才陈毅，粟浴最害怕的。云岭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是“釜底游鱼”。苏北越胜利，皖南越危险。他们再打韩德勤，报复的铁拳就要砸到皖南新四军的头上。但这正是“胡服计划”和毛泽东的目的。刘将计划报请延安，毛于１２月初批准（时间不知）。对华中和延安紧锣密鼓地策划在曹甸一口吃掉韩德勤，项英他们是并不知情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苏北要再打韩。从以下电文可以看出：１１月份２７日项问延安“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２８）。１１月３０日延安致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庆间开个口子，以便隔开“韩霍”（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韩霍”会叫几声，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从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抓紧分批过河，１２月底以前移完不算晚”（２９）。在开战前一天毛说这样的话，显然是误导，麻痹项英。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倾巢而出，猛攻曹甸。韩德勤损失惨重，国民党怒不可扼，蒋介石下令反击（１２月９日），用武力解决项英。顾祝同调集九个师包围云岭。再发“齐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１２月底以前过江。

毛泽东和蒋给皖南新四军八千将士织成了一张天罗地网。项英是插翅难逃。项英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军部会议，讨论撤退路线。会上争论激烈。项英决定新年以后开拔，也向延安发报，不知他是否告知详情。是否告诉延安（项应完全明白毛和刘的用心）或走什?路线都不重要了，都挽救不了新四军的命运。因为饶漱石以东南局副书记参与机密，随军行动。他会将所知的一切报告华中和延安（我猜饶身边还有一组人，他们有秘密电台与华中联络或派人传出消息）。延安或华中会将情报泄漏给国民党（如果还有必要的话）。此外新四军军部里有一个军统情报人员，叫沈之岳。台湾《传记文学》都谈到他的事。他上海复旦大学毕业，领命投奔延安，在抗大学习。罗瑞卿赏识其才华。后推荐给毛泽东，管过毛的收发。以后派新四军军部，当秘书，在皖南事变中他为国民党立了大功。后来在台湾当调查局长。从上面看国民党对项英的情报是及时而准确的。日本人也应该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３日（皖南事变）爆发，除傅秋涛千余人突围而去，新四军全军覆灭。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死于乱军之中。

皖南事变有太多未解之迷：项英为何中途脱离部队？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领导人。他的行动不符合常理。而且李一氓也同他在一起。可能是临危动摇或者感觉到内部的威胁。而且他的死也是个迷。都说刘厚重见财起意，我怀疑他是受人指使。刘去过延安受训，可能是领命而回。成为延安在新四军里的“细胞”。项英有错误和战略上的失策。但都不是新四军覆亡的原因。新四军是亡在毛泽东手里，即使项英冲破上官云相的包围，也冲不过长江上日本人的截杀，毛还会“调来”日本人。皖南噩耗传来，周恩来悲痛欲绝（３０）。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诗句。司马璐讲这是周恩来对毛的强烈抗议。毛的卑劣与险恶在“皖南事变”中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在中共党内有重要影响，毛藉此除掉项英这个劲敌。也使周失去赖以支持的军队，在与毛的较量中完全落了下风。皖南事变是延安整风的一个条件。延安整风是他俩关系的转折点和分水岭；是前十八年关系的终结，也是后三十三年关系的开端。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俯首称臣，直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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