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料到，我是在醫院的病房裡採訪盧安克的。

　　採訪定在下午兩點。中午接到電話，說盧安克轉氨酶１９００，人已住院。這時再採訪他合適嗎？他還有心思接受採訪嗎？“沒問題。”通知我的是《中國大學生》雜誌的記者蒙令華，他說，“你跟他接觸後就會發現，他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看成是鍛煉的機會。”

　　第一眼看見蜷躺在病床上的盧安克，感覺是他太瘦了，我還沒見過像他這麼瘦的歐洲人。

　　盧安克是德國人，１９６８年出生在漢堡，是一對雙胞胎中的弟弟。中學畢業後做過帆船廠的工人、帆船教練，當過兵，後進漢堡美術學院讀工業設計。他頭回到中國是旅遊，後來到南京的東南大學和中國學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國學生同住，又轉往廣西的農業大學。

　　他很想留在中國。１９９７年盧安克在南寧的一所殘疾人學校義務教德文，結果因沒辦下“就業證”，被公安局罰了３０００塊錢；１９９９年他又從德國回到廣西，跑到河池地區的一所縣中學當初中老師，因不能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家長們有意見，學校把他開除了。

　　為了能在這些貧困學校免費當老師，盧安克１９９９年成立了個辦事處。“辦事處是廣西外經貿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學校也沒有權利聘請外籍老師，不過我有合法從事教育工作的權利，可以做教育實踐研究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盧安克把他的辦事處搬到了廣西東蘭縣坡拉鄉建開村林廣屯廣拉隊，這是一個不通電話、不通公路，村民只會說壯語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們不適合學校，還是學校根本不是為了他們辦的？”

　　“這是個什麼爛仔，把頭髮染成這顏色！”因為沒見過外國人，鄉下的老頭兒第一次見到盧安克時說。

　　在東蘭縣的隘洞初中當老師時，盧安克非常喜歡去學生在山裡的家。

　　“那邊的人都對我很好。不管我到哪個村，人家都已經知道我在免費教他們的子女。” 盧安克以辦事處的名義派自己到下邊當老師，不收錢。他去的學生家，都是那種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沒有電視機。因為缺床，他只能和學生擠一張床過夜。“５.１長假，整個星期我都在山裡走，每天大概走兩個小時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學生的家裡住。”盧安克發現在鄉下，有５０％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個初中班，也是每隔幾周就會少幾個學生。特別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麼沒說就突然不見了。

　　“我的學生上學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門課不能超過９０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試過填寫２００１年的中考英文試卷，我估計自己連８０分都得不到。老師的工資要看學生的成績，老師們為了自己的工資，只管有希望升學的學生。普通班是沒有學生能考上高中的，他們對高中已經放棄了。雖然人還在學校，可學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學下去是為了什麼。學校里的生活跟他們在家裡的生活是分開的，家長的意思則是：如果考不上大學，上學是沒有什麼用的。”

　　在廣西當過幾年老師的盧安克，對中國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為了滿足一種被社會承認的標準，不是為了小孩。小孩在滿足這個標準的過程中，脫離了他的天性，脫離了他的生活……“教育難道是只為了獲勝？我不想繼續跟學生一起奔跑着參加這場競賽———這場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後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屬於自己的競賽。我的學生，覺得自己不能成為學校和父母所期望的
‘標準人’，他們不只是無法達到標準，也交不起學校要求的費用。所以他們在離開我們班的時候，什麼都不敢說。繼續留在學校的學生也常常對我說：‘回家放牛吧！’”“是他們不適合學校，還是學校根本不是為了他們辦的？我再也不想參加這場‘淘汰賽’，我不想看到我的學生越來越少。反正他們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們家裡去，我才能再找到他們。”

　　盧安克自己跑到林廣屯廣拉隊，向他學生的父親租下一間沒人住的泥瓦房，作為辦事處新址。他一次付了兩年的房租，月租金１０元。簽完合同後，盧安克趕回縣城東蘭，回學校上課。

　　天降大雨，洪水暴漲，無法過河。等他過了河趕到公路，路又被雨水沖斷了。折騰了３天，他才回到縣上。

　　３天都沒瞧見老師的影兒，學生有些擔心和牽掛。“我請他們原諒後說：我的辦事處已經搬到你們的家鄉去了，我準備在２００２年６月，開始教你們不能上學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師的生活是分不開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開的”

　　林廣屯的廣拉隊是個自然村，只有１５０口人。

　　“你在那個野蠻的地方，能搞什麼教育？那裡的人只會喝酒、打架，你連他們的話也聽不懂，”縣上的人說盧安克。

　　我問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幹嘛非跑到這樣一個地方？

　　他說：“那邊的問題特別明顯，也特別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樣發揮人的創造性，而在那邊特別難發揮。如果我在那裡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縣上的幹部極不願他一個外國人，跑到那麼偏僻落後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別讓領導知道。”盧安克是偷偷搬到屯裡去的。

　　他現在教的學生，甚至連小學都沒上過。“這些上不了學的孩子，他們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怎樣的教育才能讓小孩的身體、心理和精神獲得健康。”“你認為這地方窮，主要是什麼原因？”我問。

　　“在壯話里，連‘老師’、‘學校’這樣的詞都沒有，像‘變化’、‘改變’ 這類詞更沒有。”盧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麼詞？”“最常用的，都是些談吃的！”“他們吃些什麼？”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時也沒有青菜吃。吃紅薯，也吃紅薯葉，野菜有時也吃。竹筍剛出來時，會連着幾個星期都吃竹筍。其它東西出來，就吃其他的，幾個星期之內都不換。老鄉們說：肉可以不吃，但沒有豬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裡人覺得養豬太累，不想種那麼多菜，所以盧安克在學生家裡吃午飯，只有飯吃，沒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種菜，比如紅薯葉。

　　“你能習慣這裡的生活？”

　　“這裡的人總是要吃東西，不按時睡覺，還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關係，這些我不習慣，但其他的都習慣了。那邊是酒文化，家家釀米酒，有人天天喝醉。這裡小孩的頭，天天都被無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這種沒有道理的生活，習慣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覺得盧安克奇怪，問：“你為什麼不打人？”

　　“我不喜歡打人。”“你個子那麼高，你應該喜歡打人。”“不，我不打。”

　　開始時，村民常走進課堂，對盧安克說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馬上停課去幫忙。他跟去了，發現只不過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裡很生氣，不過因為太害羞，我也無法在脾氣上表現出來。”

　　“我從外面走小山路回來時，經常有人不讓我回家，要求我這個‘好東西’
一定先去他家吃飯。可我去了，他們會搞得很羅嗦，天就黑了，我無法回家上課。只有我留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機會真正做事。”

　　他還發現村里人特別愛熱鬧，很怕“悶”，而且也怕他“悶”。由於怕悶，這裡的人喜歡在家裡搞得四處不安。學生在作文中說，他們最喜歡這種亂的氣氛。村民隨時可以走進盧安克的房裡，把他的東西和工作也搞亂。

　　看見他一個人在山上或野地裡邊欣賞大自然的安靜，邊寫書，老鄉就以為他很悶，過來跟他聊天，“幫”他解悶。“我怎麼會悶？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問題，考慮怎麼能通過教育改變社會和環境。我不是怕悶，而是怕找不到安靜去做我的研究。我覺得，只因為不喜歡思考問題，他們才會悶。在一種亂七八糟的氣氛中，人無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盧安克解釋說：“人類的發展，最早是沒有個人的，就是說有個人的身體，但沒有個人的思想、意識，人都是依賴環境、依賴團體的。這裡的人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如果問一個學生你想怎樣？他就無法回答。他們全都靠環境，環境是怎樣的他們就怎樣，不相信能有任何改變。”

　　我問他：“你是一個人，而他們是一個群體，流傳的是幾千年的習慣和傳統，你語言又不通，能改變得了他們？”

　　“如果僅僅靠教育手段，是改變不了。我改變他們的方式可能是跟他們一起生活，我要給他們看到，在一樣的環境中，我能做到跟環境不同的東西。他們可能從沒想到，一個人還可以做跟環境不同的事情。他們看到了，就會想為什麼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們喝酒、打牌時我在寫書。”

　　過了３個月，村里人再也不請盧安克曠課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見到他會不好意思地說：“呵，我已經喝夠了！”

　　有一次，因為分田的事，另一個屯的人打了林廣屯的人。那天盧安克正好從外邊回來，看見那個被打的人躺在田裡，淋着大雨，什麼反應都沒有。他的親戚來了，只是把他蓋好。盧安克問：“怎麼把他留在這，快送醫院。如果沒錢，我來出。”別人說要把人留下來做證據，還說要等什麼領導過來才能決定。“看他們用８個小時大聲討論還沒動手，我心裡急死了，也沒見他們等的人來。天快黑時，他們才同意和我帶受傷的人去醫院。我那一天覺得，生命怎麼會低於面子。”

　　“事後，我們討論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樣。但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種，以前他們想不到其他的。通過我的生活方式，能改變他們多一點。教育跟老師的生活是分不開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開的。”

　　“我認為從青春期開始，任務是每個人自己才會發現的”

　　為了怕老鄉們誤會，開課前，盧安克曾給學生家長寫了１１條事項：

　　開展教育活動不是辦學，參加活動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畢業證書；老師不接受任何費用，需要的只是給盧安克吃飯（不吃肉）。另外，活動也不能直接給參加活動的小孩帶來任何經濟上的好處；

　　開展的教育活動不是老師講課，也不是學生聽課，更不是分開上不同的課。開展的活動是要大家一起實踐的項目，項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來的夢；

　　學習的目的是讓小孩發現自己的才能，讓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據自己的個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務，讓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發現的需要做事……

　　來上課的，全是沒上過學的女孩，而且聽不懂普通話，只能說壯話，而盧安克又聽不懂壯話，只能說普通話。開始幾天，有大人幫忙翻譯，但他們理解不了盧安克的想法，總是對學生說：“看，盧老師多偉大，他來這裡和我們一起生活，解決文盲問題，讓我們村富裕起來。”

　　“我不是來扶貧的。”盧安克說。“如果只幫他們賺錢回來，村里得到的變化只是：不用再那麼辛苦地從早到晚幹活，以前的生活任務沒了，可能賦予生活意義的新的任務又沒有。結果，他們的心裡會越來越空虛、弱和不健康。”

　　盧安克問他的新學生：“你們有什麼想法、有什麼夢想？”結果幫他翻譯的人翻成：“ 你們都要坐在這裡，老師在那邊給你們教，你們好好聽他的。”

　　一開始，聽盧安克總是問這類問題，學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說：唉！上一小時課，還不如干１０小時活呢，上課太累！

　　自打盧安克開課起，他的家就成了村裡的“熱點”，非常鬧哄。

　　“第一個月，屯裡和屯外的大人跑來看我搞什麼，我不認識的大人在我上課時，站在旁邊大聲地討論，也大聲地對我的學生說話。老人對學生說：這種教法沒有用。我和學生請大人安靜時，他們又說：我們是本村人，我們就隨便一點吧！在我們的‘教室’里，最安靜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課上，我也經常沒機會說話，有時，因為教室里喝醉的人聲音太吵，我們只能提前下課。要是我們換一個地方，他們也跟着我們。”

　　為了讓學生勇敢地講出心裡話，他不讓學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師，而是一起圍着張大桌子。大人們來了說：“這樣做不行，你不能和學生一起坐在一個桌子邊。你必須用黑板，這樣才像學校。課本在哪？你不能沒有課本發！”

　　“我說：如果我用已經完成的課本，我們的學習過程，永遠不能成為學生自己的感受和經歷。在我的課上，經常變成了大人和我的爭論。看到我和學生安心學習的時間在失去，我越來越小聲地對那些大人說：我不是想辦學校，我想搞素質教育。”上課時，盧安克還很難找到沒有喝醉、又不抽煙的翻譯。幸好後來一個小學畢業的男孩成了盧安克的固定翻譯和得力助手。

　　過了兩個月，大人們的好奇感才過去，但他的學生興趣卻越來越大。盧安克先從拼音開始教學生普通話。因為停電，他們每晚點柴油燈上課。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識後，他讓每個學生講出自己的故事，翻譯成普通話後，由盧安克用拼音記下來。這樣，每個學生都有一篇和別人不一樣的拼音課文，因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練習念時，也不用說出課文的意思，她們已經知道了。

　　一個學生說：“我去坡拉拿米（退耕還林後返糧），本來應得３００斤米，回來找人再秤一次，結果只有１５０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裡讀一點書？小時候我問爸爸要錢去讀書，可家裡沒有錢。看到別人讀書，自己心裡非常難過。六七歲，我就勞動放牛。我很想讀書，可是沒有機會，沒有錢，使我吃不下飯。能遇到你這種好人，來免費教書，我感到無比地激動。最後，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成為一個有禮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學生說她們怎麼去外面辦事，因為不懂普通話就找不到回家的車，或者她們怎麼到鎮裡去賣水果，由於沒有學過算術而受騙。

　　“我學生這樣寫出的文章，雖然沒有普通小學生寫得好看，不過比他們更能表達真正自己的東西。過了一段時間，學生一起來寫《喝醉的人》、《抽煙的人》、《賭博的人》、《打電腦的人》等文章並練習念。”

　　盧安克還說，城裡孩子缺的是動手，可農村學生缺的是獨立思考的計劃工作。
“所以，學生告訴我學普通話是為了去打工時，我就讓她們用講述的方式計劃她們夢想的整個工廠。”

　　第一天的題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闆的希望》。下面幾天還寫了：《做什麼產品，什麼好賣》、《需要提供什麼工作條件讓工人發揮他們的力量》、《生產過程不同的任務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門的合作方式》。最難的事是，讓學生意識到她們自己的特長。

　　“我想讓學生先發現我們班裡的任務，再發明，最後才讓她們跟自己做出的結果接觸。我認為從青春期開始，任務是每個人自己才會發現的，再也不可能由別人安排。什麼是她們的路和任務，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我給學生的只是些結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新的別人還沒找到的東西”

　　我樂着問盧安克：“屯裡人覺得你是個‘好東西’呵？”“也有人覺得我是個可以利用的東西。”他也笑起來。

　　“利用你幹嘛？”“找錢。”盧安克樂着道。

　　“他們經常要我到縣城找領導人，說服他們給錢，還說只要我去說，肯定能給，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裡的人又要盧安克幫他們找縣領導，要縣上給屯裡修第二座橋。村里剛根據政府部門的設計把第一座橋建好。“可是，我在過這座橋時，感到非常‘乾渴’。以前，在這裡過河時有一種特殊的、非常涼快的感受，我覺得有了這座橋就少了一種感受。”盧安克說。

　　能不能設計一座走過時保留涼快感的橋？能不能讓學生從河的感受中來設計第二座橋？ “所以我對屯裡人說，我想先和學生自己來設計橋。”

　　每天上午，學生農活不忙時，盧安克先不管現不現實，讓學生亂發揮想象，後讓她們在他的幫助下去畫圖、做模型、做實驗。

　　可學生覺得這些只是玩，她們的想法和設計不會有用。她們說：“我們希望由上面的人來安排，讓我們來做。”盧安克問：“你們的生活，是你們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我不理解，為什麼我的學生，希望我只讓她們做幾億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業題？而不願意設計自己真正需要的橋？如果我給學生的只是一些結果，他們永遠也找不到新的、別人還沒找到的東西。我的學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們的生活才能改變。”

　　盧安克改變了他的教學計劃，在晚上的普通話課上，再也不讓學生講自己經歷過的事，而是讓她們講將來打算做的事情。然後一起慢慢分析，討論怎樣實現。
“這樣，普通話課也支持了創造計劃的思想。”

　　為了橋的設計，為了了解建橋需要的力學，他們用紙、泥土、鐵等材料，做成各種各樣的模型，來做實驗並畫出了規範、按比例的圖，再根據圖做出個很細、更好的橋的模型。經過多次把實際立體模型的結構轉到了抽象平面的設計圖，再把抽象的設計轉到實際立體做出來的模型，使學生越來越具體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們練習做房子模型，盧安克問：“這是我們的房子，那鄰居的房子該怎麼放？”他讓學生把整個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畫出怎麼走到各家的路，這成了學生見到的第一張地圖。第二天，他又領學生上山，根據看到的情況修改地圖。

　　過了一段時間，盧安克問學生：怎樣才能在圖上，計劃改造隊裡的環境？學生說最難受的是路。隊裡實際上沒有路，人都在排水溝里走，有太陽時又曬又熱，雨天又不能走。盧安克和學生一共設計出３條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據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邊上需要種樹的路。

　　“我哥哥知道學生的方案後感動了，他馬上用２８００元人民幣鼓勵我實現學生的計劃。我想，假如先有了錢，很難有我們這樣的設計出來。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後有辦法。 ”

　　接着，他們貼出一份報告：１，盧老師的學生做了一個要改造廣拉隊的設計方案。根據這個設計要修好隊內的主要３條路，還要在隊內種一些樹；２，盧老師的哥哥為了鼓勵我們隊實現學生的設計給我們隊出４１０歐元。如果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前沒有完成，就要退這個錢，讓他資助其他地方的項目；３，現在我們請廣拉隊的同志們提出實現學生設計的方案，就是說怎麼管理和花４１０歐元（材料／工資），怎麼安排勞動力等；４，如果有人用盧老師的哥哥出的錢搞項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給別人、請客等等），盧老師就要停止在廣拉隊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鬧開了，隊裡人看到報告後立刻開會，然後行動起來修自己的小路。盧安克的學生是小路的設計師，在村里感到很榮耀。她們第一次為了設計課緊張起來，忙着參加她們原來說沒有用處的學習。

　　這時，盧安克教數學，學生接受得特別快，很快計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個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們去河邊要沙子時，學生問：下午我們不上課嗎？她們還不懂，我們的設計項目變成真的了，我們的思考已經轉入動手階段，這些都是我們的課。”

　　這條寬僅０.６米，長不足３００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廣拉隊家家戶戶都有人參與了築路。

　　盧安克說：“從前他們認為：反正在這個別人看不起的地方長大的人，在社會中是沒有什麼機會的，生活不可能改變，所以也不再追求什麼。對一個沒有希望的、已經放棄的人來說，所有的壓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總結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養小孩發現自己的才能，要有改變自己生活的夢想？”

　　“還要發現環境的需要。這是兩個方面：一是環境的需要，二是根據環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麼。”盧安克補充道。

　　“做到別人不能做或不願意做的事，我就有了價值”

　　採訪中，不斷有醫生護士進病房送藥、問診。醫生問他以前動沒動過手術、輸沒輸過血？他說沒有。“你家裡或周圍人有沒有得肝炎的？你在廣西那邊的農村得肝炎的人多嗎？” 盧安克說家人沒有，至於村里人，他說：“這個不可能知道，因為他們沒錢上醫院做檢查。 ”平時盧安克是在學生家輪流吃飯。

　　盧安克現在的開銷是由父母給的，每年４８００元人民幣，其中２２％用於複印資料寄給別人，４０％用於捐款，３８％學生和他個人用。

　　“別村的小學老師覺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見到我，他們在地上寫道：不喝酒、不抽煙、不吃肉、不賭博、不戀愛。然後看着這些字問我：你還為了什麼生活？我說：別人不幹什麼，我就想幹什麼。他們又說：如果沒了這５種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沒有了。我說：如果我沒有比這５種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沒有興趣活下去了。他們又問：你會不會簽名一輩子不要這些？我說：不，因為我不是給自己定下不要這些，只是我現在對這些沒有興趣。”

　　我問盧安克：“你認為什麼樣的生活是有價值的？”

　　“做到別人不能做或不願意做的事，我就有了價值。”他答。

　　“做了這些事後，你自己有什麼收穫嗎？”

　　“收穫蠻多的。發現了很多問題，而且能找到解決的方法。”

　　“有了結果又會怎樣？”我接着問。

　　“我就寫在書上，發表到我的網頁上，讓別人知道，別人能利用。”每隔１０天，盧安克離開屯裡兩天，去縣城的網吧上網，他有自己的網頁和郵箱。

　　他說自己的書，主要是想讓老師們看。“綜合實踐課，這個課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師們都不知道該怎麼上，我想幫中國發展教育。”盧安克還說每隔半年，他都往有關的教育部門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沒人理他。

　　“沒政府官員或專家來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對我個人感興趣的。”

　　中央電視台等媒體曾報道過盧安克，所以找他的記者不少。在東蘭縣教初中時，校長一聽是記者的電話，就會高興地把盧安克從教室里叫出來接電話。有記者請他到深圳接受採訪，全程免費。“可我說，我怎麼能逃課？一個只因為有上電視機會而逃課的老師，是愛學生不夠。”

　　他對許多報道不滿意。“他們感興趣的只是在農村生活的外國人，這有什麼用？從沒有媒體想報道我教育研究的東西。”

　　盧安克每次來北京都是坐火車硬座，上次是從廣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頭盒飯，租最便宜的農民房住。兩周前，他感覺身體特別疲勞，很不舒服，不愛吃飯，才到醫院做檢查，結果醫生讓他馬上住院。

　　我問盧安克：你為啥不跟一些國際組織或政府部門合作，這樣不就解決經濟問題了？
　　“我不需要很多錢，我研究的那個東西，有錢也沒有用。也可以說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質幫不上。”

　　他又說：“如果我有錢，或我有權利來安排錢，會有越來越多人找我，我就沒法安靜做我的研究；他們和我接觸時，為了得到好處，也可能變得不老實，我就無法研究他們需要什麼教育了。”

　　曾有人想讓盧安克當“青年志願者”，希望他成為廣西第一個外國志願者，還打算讓他參與大量公開的宣傳活動。

　　“要我參加各種各樣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動，我一聽，心裡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並需要安靜。我更不想參加那種好看的、沒有什麼幫助的活動，還說要經常到大飯店裡的活動中心去，我在那裡除了浪費國家的錢以外還能做什麼？我還聽說很多學校付不起志願者的保險費，還聽說共青團發工資給我。我怎能當這樣的志願者？”

　　現在，林廣屯的人習慣了有盧安克的生活。

　　“剛開始常常影響我上課的人，現在天天來關心學生有沒有上課，因為他們覺得，沒有我們的活動，好像村里少了什麼似的。小孩不願意跟父母說的話，愛跟我說。這次來北京，那個說我這樣教沒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離開屯裡，學生都會哭，他們覺得，盧安克走到外邊，就再也不會回他們那個窮地方了。

　　我問盧安克怎麼打算？他說現在只能先待在醫院治病，然後再回林廣屯。

　　“我想以後不教普通話，不教項目外的東西，而是全部做項目，在活動的過程中教她們。項目是根據學生的才能，根據環境的需要來定，我還想在坡拉鄉，再多幾個村子來做。”

　　盧安克還告訴我，一旦他和學生找到了要做的項目，他的雙胞胎哥哥盧安思也會來。
　　“他參加了綠色和平組織，負責攀登和拍攝，要爬到大廈、核電站、美國軍艦上搞，拍攝的東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問他，你哥哥來了能做些什麼呢？“他除了不能講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會待上半年。”

　　３月４日，盧安克告訴我：書稿改完了，身體完全康復了，馬上就動身回林廣屯。

　　盧安克，一個德國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國教育最需要但沒有人做的事！

坐着談， 何如起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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