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卡瑪攝製的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ｎ）九月二十
四日在華盛頓上映時，我去看了。讀了樓蘭的觀感（見ｃｍ０３１０ｂ∶“我們曾
經是八九點鐘的太陽”），想再多說幾句。

　　那天的觀眾是華洋摻半，對於電影的題目“八九點鐘的太陽”，不知道背景的
洋人，有點費解，不懂為什麼要起這麼個名字。對於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卻用不
着解釋，誰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
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那是偉大領袖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說的
話。確實讓那個時代的青少年，如樓蘭所說的那樣，“豪情滿懷熱血沸騰”。

　　但是這個電影並不是為當年的整個一代青少年製作的，據筆者理解，它的宗旨
是要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所以裡面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
幾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干
部子女為中心。他們有的是紅衛兵運動發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紅衛兵。
可以說，這些人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幾個月裡，是人們心目中最有資格被稱為“八九
點鐘的太陽”的人，顯然，他們自己心中對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這世界是他
們父輩的，因此也是他們的。江青在當時一次集會上確實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
干人稱為“小太陽”。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的標題是起得很合適的。至於卡瑪，
雖然是個洋人，卻是長期在中國幫助中共革命的美國人韓丁的女兒，她本人就是“
共和國的同齡人”，同這些電影裡的人有着同樣的成長過程和經歷，由她來拍這個
電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別的不說，光是請那幾個老紅衛兵在影片中出場，不屬於
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就很難做得到。

　　這件事的難度可以在這樣一個事實中看出來∶出現在電影裡的兩個名氣最大的
紅衛兵——“紅衛兵”的發起人駱小海和“八一八”上天安門城樓給“心中的紅太
陽”帶紅衛兵袖章的人宋彬彬——銀幕上雖現身卻不露臉，觀眾能聽到他們談話的
聲音，看到他們的姓名，但只能見到他們遮黑了的身影。在映完後的觀眾提問中，
這成了一個重要話題，卡瑪的解釋是，當事人不願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
說，名字已經無可挽回地寫進了歷史，但他們不希望今天的人們見到他們時聯想起
那一段歷史。

　　“千呼萬喚始出來”，勉上銀幕猶遮臉。這說明當年那一段歷史直到今天仍然
沉重地壓在他們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國觀眾，聽駱小海在影片中說，他們當時成
立紅衛兵原因，是對學校的領導不滿，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們又聽宋彬彬說，她
在毛澤東接見後改名為宋要武，並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而是報社的記者越俎代庖
強加給她的。他們不懂，難道為了這樣的事就要採取這種同歷史一刀兩斷的決絕態
度？這些提問者有所不知，一九六六年夏天的那一段歷史要遠比這複雜得多，豈是
電影裡的三言兩語說得盡的？紅衛兵一旦得到偉大領袖的稱讚，就不再是你駱小海
的教改小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要武”一旦成
為御賜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萬“革命小將”的
尚方寶劍。以此為發端，產生了一連串顯然不是駱、宋能夠預見和控制的事件∶破
四舊，大串連，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以及“紅色恐怖”籠罩
的八月。老舍、卞仲耘、傅雷……這一連串血淋淋的名字，有點自省的人，不能不
想到“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樣一句話。這一切，構成了生命中不可承
受之重。筆者猜想這才是他們要同那一段歷史劃清界限的原因。

　　令他們對這一段歷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這一張死者的名單後來竟然把劉少奇
、賀龍、陶鑄這樣一些名字也“發展”了進去，這就使“小太陽”們對這一段歷史
的回憶不僅沉重，還交織了受騙上當的難堪和憤怒。電影通過“牛虻”來表現這種
受騙後的憤怒。牛虻是文革前在青少年中十分流行的同名小說里的主人公，一個意
大利的革命黨人，卻被最受他敬愛的神父（實際上也是他的生父）所出賣。《八九
點鐘的太陽》多次引用了蘇聯電影《牛虻》的鏡頭，並且讓劉少奇的女兒劉亭出場
，十分貼切地反映了這些高乾子女經歷了文革後比一般青少年強烈得多的受騙被利
用的屈辱感。影片裡介紹，一九七二年，在劉少奇的子女上書要求見獄中的父母時
，那個稱他們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毛伯伯，平日裡談笑風生，卻在批示中
冷冷地告訴他們：“父親已死”，這時離劉少奇在開封死去已有三個年頭。回想一
九六六年夏天，劉亭和她的兄弟姊妹們，同電影中出場的其他幾個幹部子女一樣，
都是各自學校里最早的一批紅衛兵。在工作組撤出學校之後的兩三個月裡，他們是
各個學校文革運動的主宰，簡直就是文化革命的化身。前後不過六年，當年還唱着
：“忠於革命終於黨，黨是我的親爹娘，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如
今自己的爹卻早已見了閻王，娘也在鬼門關口徘徊，除了失去父母的親子之痛以外
，如何面對當年被斥為“狗崽子”和“混蛋”的同學？如何面對那些被送去見閻王
的老舍、卞仲耘的親屬？真應了偉大領袖的另一句名言∶“人間正道是滄桑”。

　　如果說電影把第一批的紅衛兵比作受騙的牛虻，那麼“神父”自然就是在一九
五七年給青年們戴上“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桂冠的毛澤東。不過要說他老人家當
時就存着欺騙利用之心，恐怕也沒有那麼英明。那時反右運動剛剛大獲全勝，“世
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云云，無非是江山初定，傳諸萬世的躊躇滿志而已。但
是到了一九六二年，情況就不同了，“三面紅旗”的失敗導致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
饑荒，在當年一月份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指出造成目前困難局面的原
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七月份，劉少奇又當着毛的面說∶“餓死這麼多人
，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從此下了除劉的決心。用他後
來的話說，就是要“打鬼”。而他深知，打鬼是要藉助鍾馗的。毛澤東的第一個“
鍾馗”的自然是在七千人大會上力排眾議替他解圍的林彪，但是毛知道在中共高層
領導中不能指望找到很多鍾馗。毛曾經試探過羅瑞卿，私下問他林彪在七千人大會
上的講話，“你講不講得出來？”羅回答說：“我怎麼講得出來？恐怕永遠也不可
能講得出來。”連羅瑞卿這樣的近臣親信都不願意替毛辯護，可想高級幹部中像林
彪這樣有自覺性指鹿為馬的人不多——這些人都經歷過剛過去的“三年困難時期”
，知道災難的原因在哪裡。“鍾馗”失於朝而求諸野，他只有到剛剛進入懂事年齡
的人中間去找。這些青少年，尤其是在城市裡長大的，對剛過去的災難沒有太深刻
的記憶，有記憶也不理解它的原因，以為真的是“三年自然災害”，他們正是最理
想的“鍾馗候選人”。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封閉社會，記憶只能選擇性地由上一代
人傳給下一代人。幾年工夫，不利於統治者的記憶就抹得乾乾淨淨。

　　但是要讓這些候選人為他所用，毛知道還要花一點功夫。為此，毛澤東在一九
六三年初發表對毛遠新和王海蓉的“春節談話”，內容是教育改革，反對“把學生
當作敵人”，主張在選課、考試等方面給學生更多的開放和自由。同時，他還提出
全國的大學生伙食標準提高三元錢。這些意見不能說不對，但是他不通過政府部門
去制定方案實施，甚至拋開本應該“領導一切”的黨中央，而是從“二線”走到台
前直接把話講給學生聽。一篇家常談話，他便讓全國的大中小學生知道，只有他老
人家才是最理解學生的要求，而且一切關懷和恩典都出自他個人。他不能讓未來的
“鍾馗”們去感激那些註定要成“鬼”的人。

　　而對那些“小太陽”來說，毛還有額外的恩典。一九六二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
，毛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雖說這是他為日後整“走資派”埋
下的伏筆，但在當時的學校中，則體現為越來越講出身的“階級路線”，其效果是
在升學，入團，入黨和提乾等方面替這些幹部子女排除了大量的競爭對手。這無疑
激發了這些“八九點鐘的太陽”對偉大領袖“最最最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電影
在探索紅衛兵一代人對毛的狂熱崇拜時，花了許多鏡頭重現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的片斷，以強調文藝作品對這代人思想的影響，然而對於隱藏在背後的利益因素
則幾乎沒有着墨，這不能不說是電影的一項缺失。

　　畢竟，思想灌輸的影響是敵不過利害得失的。所以當後來文革進行到“批判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階段，毛的“階級鬥爭”露出了“重點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的真實面目時，這些“一論”，“再論”，“三論”造反精神萬歲的人一個個
都成了保爹保媽的“保皇派”。他們如“牛虻”大夢初醒，把怨恨發泄到那個稱他
們為“小太陽”的江青身上，彭小蒙等人把自己的戰鬥隊改名為“大月亮”。一九
六七年清明時節，老紅衛兵們絡繹於途，涌到八寶山公墓向那些死去的叔伯阿姨們
訴說自己和爹娘的遭遇。筆者就讀的中國科大當時和八寶山相鄰，有一天校園裡出
現了一張“反標”∶“擁護劉少奇立即召開九大，老毛你敢嗎？”——“牛虻”把
矛頭直接指向了“神父”。

　　不過這時“神父”已經不在乎他們了，他已經有了另外一支真正願意打鬼的“
鍾馗”隊伍，那就是所謂“造反派紅衛兵”。毛招募這些“鍾馗”的辦法是替他們
平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一九六六年“五十多天時間裡”加於他們的各種反革
命帽子。於是“造反派戰士最愛毛主席”的歌聲響徹雲霄。這批“鍾馗”們——主
要是大學生中的造反派紅衛兵——不負所望，一心一意為他實現了打“鬼”的目標
。他們後來也遭到貶斥和拋棄，但情況同中學生中的老紅衛兵不同，基本上是中國
歷來的老戲“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重演。毛的一句“現在是輪到
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泄漏了他老人家對“鍾馗”“輪”着加以使用的天機。

　　大學生紅衛兵當中也有覺醒者，儘管為數不多。大學生思想深一些，閱歷廣一
些，這些覺醒者，不像中學生中的老紅衛兵那樣是因為自己的老子成了運動的打擊
對象，而是看到了毛髮動文革的真正動機。他們中的一個代表就是北京地質學院的
學生朱成昭。現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領袖”都是指北大的聶元梓，
清華的蒯大富，北師大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和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其實地質學
院“東方紅”的早期領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
的最早的“司令”，當時的名聲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後朱成昭這個名字便
消失了，換上了現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賓。其中原因，據當時流傳的故事說，是因
為當時地院“東方紅”從四川把彭德懷押回北京，紅衛兵的頭頭們在大會批鬥前秘
密預審彭德懷，彭將自己同毛在廬山會議上交惡的前因後果和盤托出，竟然說服了
朱成昭等幾個人，使他們幡然認識到，文革的源頭是批判《海瑞罷官》，而“海瑞
”就是彭德懷，毛髮動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堅持自己的“三面紅旗”，掃除一切
同情彭德懷的領導人，消滅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
路後，還同另一個造反派學生領袖葉向貞（葉劍英的女兒）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
來派人抓了回來。據知情人說，實際情況是，朱是調干生，對大躍進以來的中國社
會現狀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懷的一席談話只不過是印證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懷疑而
已。葉向貞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在文革後似乎還出來拍過電影，朱成昭則不知所終
。

　　這是一則很少被人們提及然而很重要的往事，生性多疑的毛澤東從朱成昭事件
中警覺到，上一代人的記憶如果傳給下一代將會發生怎樣的事，這正是他最害怕發
生的，也許從此看出了大學生的“靠不住”，“知識越多越反動”，決定用更加愚
昧和聽話的“工人階級”來領導一切。因此，它值得海內外的文革研究者深入發掘
，讓這一段歷史不致因為一代人的逝去而湮沒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