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三個月(下)
　　在上大學時，我曾經在邁爾斯·科普蘭（美國人，曾經在CIA工作過）寫的《新諜報學》當中讀到，通常的間諜案例主要分為四種形式：

　　1“埃米麗”式——這種情報員被間諜機關的招募者看中，他或她的潛力受到賞識。於是會有人接近他們，作他們的好朋友或者是情人，在生活上幫助他們，逐漸地讓他們的“良心範圍擴大，最後讓他們能夠問心無愧地去做你讓他們做的事情”。

　　2“米基”式——他們是“不招自來”的情報員，由於他們所特有的知識和經驗，得以與諜報機關接觸並為之效勞但不被反間諜機關發現。

　　3“菲爾比”式——在未進入特定目標前就已經被發展，長期潛伏，若干年後進入指定打入的目標。

　　4“威利”式——這些情報員實際上為某一個諜報機關工作，但是他的負責人使他認為自己在為另一個什麼機關工作（如某個工業情報組織、信貸調查組織，或者某一個報紙專欄作家）。

　　在我開始在安全部工作後，我接觸到的案例大抵如此，在莫斯科也是如此，只不過現實生活當中的案例要比這些抽象的概括顯得更有血有肉也更複雜一些罷了。

　　作為聯絡官兼所謂的監察員的我在莫斯科短暫的任職期間並沒有主導參與很多案子，雖然我在審查一些案子的經費使用和情報價值以及諜報運作的時候，會比較多地接觸一些細節。處在所謂的欽差大臣這麼一個尷尬的角色上，莫斯科站的高官們對我主要還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不過一些年輕的特工幹部因為年齡的原因再加上利益關係並不衝突之處，卻和我相處的很不錯。

　　在我接手工作崗位還不到1個月，我的站長把一個任務交給了我，因為國內正在考慮引進俄制特種鈦合金生產工藝，總部希望能夠弄到俄國人的底牌。之所以交給我這項任務，是因為我過去處理過的伊爾庫茨克那個案子牽扯的就是這方面的任務。當初，我們的特工在和俄羅斯的一位權威專家的助手接觸時沒有能夠掌握那個人，儘管給他開出的價碼很高，但是這個生活很困苦的人很有民族氣節，他最終決定將這件事報告了當地的安全官員，結果我們和他的交易失敗，還讓聯邦安全局對我們打鈦合金生產工藝的主意已經有了解。顯然再要在這裡面做文章的難度已經很大。我不僅對這個任務比較了解，而且在我看來，把這事情交給我，還因為我也不是他們司（東歐司）的人，就算完不成任務，板子也打不到他們身上。

　　我接受了這項任務，於是我開始搜集這方面的公開和涉密資料，找准突破方向。像這種核心的情報，它的來源不可能很多，能接觸到鈦合金項目的除了俄羅斯國防技術進出口公司和俄羅斯國防部的官員以外，就只有俄羅斯圖曼斯基設計局下屬的特種材料研究所和伊爾庫茨克附近的鈦合金生產廠了。不過我很快發現，其實我要搞到的情報並非都集中於這些高度保密單位的保險柜裡，國內要求的情報支持主要集中於兩個領域：第一，要搞清俄羅斯方面是否願意將這些技術工藝轉讓給我們，他們的要價會有多高，主要決策人是誰；第二，俄羅斯在這個領域的實際進展和專家名錄，防止他們在轉讓時，以次充好。特種鈦合金主要用於飛機機體和發動機葉片、潛艇外殼、航天器材外殼加工製造等領域，因此實際上在俄羅斯的一些飛機設計局和其他一些軍工單位肯定有這方面的資料。因為是外單位的資料，他們在保密方面肯定不如保護自己的技術資料來的仔細，這就給我的工作帶來了方便。

　　莫斯科站的情報員當中的確有能夠接觸到這些設計局機密資料的人，我讓站里他們的負責人向他們傳遞了我的命令。不久，我們的一個情報員從他們的設計局塵封依久的檔案櫃裡找到了8年前他們研製SU-37型戰鬥機的時候，圖曼斯基設計局向他們提交的發動機葉片的性能資料以及他們自己的測試報告。更大的收穫是我們一個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廠工作的情報員找到了最新的鈦合金材料的資料，以及俄羅斯主要專家的名錄。因為俄羅斯經濟復甦乏力，給軍工企業的撥款杯水車薪，他們的很多研究項目都已經下馬，因此這些技術資料大多被隨便地放在倉庫里等待銷毀，我們的情報員很容易地就弄到了我們想要的東西。雖然這些材料和真正出自特種材料研究所的資料比起來肯定不那麼詳實，但是對於國內的專家來說，從這些“旁門左道”當中了解俄羅斯的實際技術水平已經不難了。

　　真正的難事是找到第一方面的情報，因為俄羅斯國防部的專門項目官員是不那麼好策反或者賄賂的。我向尤里·諾先科的情報網發出了指令，讓他們給我弄清外圍的一些情報，他們很快從俄羅斯總參謀部得到了消息，空軍的人反對這項交易。現在國防部正在平衡來自軍方和廠方的意見（可以從常理推斷出，俄羅斯軍隊肯定不願意中國人在發動機領域取得很大的進展，俄羅斯的軍用飛機出口單位甚至圖曼斯基發動機設計局也會反對這項交易，因為這意味着中國在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將擺脫對他們的技術依賴，唯一將從這件事情當中受益的只有鈦合金工廠和研究所）。我還了解到尤里·諾先科的一個哥們，一個在軍隊供職多年後來又在國防部工作的前俄軍少將（俄羅斯國防部在普金時期已經開始文職化，國防部主要高官由文官擔任，這是西方國家的慣例）是一個堅決的反對這項交易的人，但是他並不主管這個項目，在和諾先科聊天的時候，他還很生氣地罵負責的官員是骯髒的受賄分子。我決定由他入手，摸清他們的底牌。

　　在我們的情報員序列當中有一個叫B·聶菲多夫的人，是一個專門寫俄羅斯軍隊和俄羅斯軍事技術現狀的軍事記者，因為在文章當中總是站在軍隊的一邊，對軍方官員又多有吹捧，他在俄羅斯軍界當中很有人緣。我於是命令他拜訪那位老少將，從他口中套出一些有用的東西。聶菲多夫和他還是個熟臉，當聶菲多夫很客氣地在和他喝了一通伏特加後，問到對於鈦合金項目的態度時，有點頭沉的老傢伙對中國人和“那些只知道自己腰包從來不管國家死活的人”大罵了一通。聶菲多夫問他是否願意阻止這場骯髒的交易時，他點頭稱是，於是聶菲多夫很誠懇地告訴他也許輿論的壓力能讓俄羅斯人清醒來自東方的威脅，他邀請老少將為他的專欄寫稿，揭露這場交易的內幕。被愛國豪情充溢得有些飄飄然的他很自然地答應了，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內幕搜腸刮肚地倒了出來，寫作高手B·聶菲多夫很快依據他的材料，寫出了一篇極具煽動性的文章，並請他過目。漸漸清醒的老少將意識到這可能涉及國家機密，於是改變主意請聶菲多夫不要發表這篇文章，我們的作家當然同意了，這樣不僅他們因此成了好朋友，我們也就得到了單獨品味文章內容的特權。

　　我用了兩個晚上的時間，整理出了一份關於鈦合金項目的報告交回國內。後來，國內顯然採納了我的意見，對俄國圖曼斯基發動機設計局和蘇霍易技工貿公司施加了壓力，並且開始認真考慮在鈦合金技術方面和南非公司的合作，在發動機技術引進的動作也開始轉向西方。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原先反對交易的俄羅斯的軍用飛機出口單位和圖曼斯基發動機設計局轉變了態度，俄羅斯國防部最終在軍方和軍工企業的利益上做了妥協。他們對鈦合金項目的主要技術工藝交易放了行，但是要求技術轉讓的速度和水平不能過快以及過高，主要的技術專家不能去中國參與工作指導，以防止中國在材料工藝方面的發展水平過分接近和達到和俄羅斯平齊的水平。

　　當然這些動作都是在我離開莫斯科以後進行的。並非是國內有意保護我，而是當我剛剛開始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久，俄羅斯的秋天讓我吃了苦頭。因為溫和的夏季而被麻木的對惡劣天氣的警惕性使得我在一次突然的變季降溫時，患上了感冒，之後感冒居然轉為了傷寒和肺炎（當然是典型的肺炎，不是那種有傳染性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已經在2003年下半期有關的疫苗問世後被逐漸消滅了）。我在臥榻上躺了幾天，由於顯然不適應俄羅斯的寒冷天氣，剛剛退燒不久的我，被總部召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