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伯庆

过去看《资本论》时，发现马导师在书里面多次谈到中国，很兴奋，仔细一看，多是调笑中国。早年间，高贵的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中国文化，制造了一些败坏中国人的“神话”，虐待婴儿是神话之一。欧洲曾传说中国父母把孩子遗弃在垃圾堆上，甚至让牲口吃了婴儿。于是，这种暴行让善良的欧洲基督徒大发恻隐之心，教会号召：从欧洲幸福的孩子们手中募集零花钱，去拯救中国的悲惨儿童们。在法国，孩子们捐出了自己的半个便士，希望从残忍的中国父母手中买下婴儿，交给在中国的传教士办的“育婴堂”。

一百多年前，清末名士陈季同先生那时正在法国生活，他讲了一件事。一天他在巴黎，一个老妇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瞧，有一位中国人，谁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半个便士买下的？”

陈季同写道：“我恐怕不得不向她的半便士支付利息了。每一次善行难道不应该有所收益吗？”

姑且不论欧洲人当时误解了中国的父母心，把个别现象当普遍存在，小时候捐了半个便士老掉牙了还念念不忘的这位法国妇女，以为当了所有中国人的恩主，实在是典型的伪善之徒。

身为基督徒，她应该知道：“你行善的时候，不可在你的前面吹号，象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马太福音〉）。

其实，作为西方文化基石的圣经，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揭露伪善，所以在美国，个人和企业的“善举”不再为新闻媒介反复津津乐道，你也看不到报纸电台上面有什么雷汤姆或张南希在宣讲好人好事。这是对真心行善之人的尊重。

孔夫子认为，做了善事还要到处讲，或为了当善人而行善就是伪善。“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不践迹”是行善不求人知，“不入室”是不要为了做善人而做好事。

只可惜中国文化的发展，由于功名的引诱，伪善由歧路变成了正道，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又把伪善事业“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学雷锋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学雷锋运动的发起也许是毛泽东、林彪搞政治斗争的产物。在六二年一月的中共七千人会议上，在大跃进中瞎指挥的毛泽东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受欢迎的方针政策，威信大涨。然而，容忍他人挑战自己的权威，这不是毛泽东的修养。林彪很懂得老领导的心思，他在七千人会议上反潮流，说：我们的困难，恰恰就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注一〗国防部长林彪开始在军队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毛泽东则在全国大树部队模范。一九六三年二月，解放军总政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号召“创造四好连队”，“四好”的第一好就是“政治思想好”。〖注二〗军队政工人员想起了六二年八月去世的雷锋，于是，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什么呢？学毛泽东他自己，《人民日报》三月十三日发表社论〈象雷锋那样做个毛主席的好战士〉。〖见注二〗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正式开场了。

所以，与我们平时赞扬他人不同，学雷锋运动一开始就是为了推动“向毛主席著作学习”，是神话毛泽东的一个运动环节。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三点：第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党叫干啥就干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般一样残酷无情’，永不忘本，永远革命”；第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支歌“学习雷锋好榜样”，歌词就是根据这篇社论编的。

到此，请问你还想学雷锋吗？六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的极端时期，夫子讲，为善者的操守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雷锋能在无道时成为钦定的天下楷模，可称善乎？

很显然，学雷锋的初衷就是学政治。现在新长征时期搞不了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了，才只剩下了学他做好事这一条，你我也不必问清对方家庭成份便可以“春天一番”了。如果国人真的按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的三条干成了雷锋们，海外分子还敢回国去经受雷锋们的“严冬”吗？等着替国内的亲戚办移民吧。

有些人以为，雷锋是死后才成模范的，至少，他死前不是为了当善人才做好事的，不是先贤们讲的那种伪善人。

其实，雷锋去世前就是“行善”有名了，《人民日报》在他活着时就“曾经多次介绍过”。他在农村，在鞍钢，在部队，生前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十八次被评为标兵，并获青年社会主义分子称号，在部队立二等功，当选为抚顺市四届人大代表。〖见注二〗一九六二年去世时，他才二十二岁，得这么多的善人头衔，他一定忙得很：忙着背更多的毛主席语录，跟同志们谈心去掉非无产阶级思想，去做更多的好事，在日记中写下做好事的体会，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

雷锋的事迹被美化，《雷锋日记》也按革命的需要被红色秀才们修改了，即使从修改了以后的《雷锋日记》来看，为了无愧于自己的荣誉称号，为了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是雷锋“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为了荣誉去做好事，按圣经和孔夫子的说法就是假冒为善了。

雷锋也许有向善的愿望，一开始做善事也不是为了善名，但是，无论雷锋最初的愿望多么良好，他所得到的鼓励让他扮演了伪善者的角色。评先进，树样板的制度把真变成了伪，雷锋叔叔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报纸还说，雷锋做了好事有时不给当事人讲。譬如悄悄给战友的父亲寄去二十元钱，把中秋月饼送给医院病人，给受灾人民寄去二百块钱。

奇怪的是，无论雷锋多么“谦虚”，他的善事很快就被同志们和组织上知道了，成为雷锋“争取更大光荣”的评比业绩。有了这种良好的反馈机制，雷锋同志做好事留不留姓名也无减于他的光辉了。想想看，短短几年就干了二十九个荣誉头衔，业绩不让革命群众知道能行吗？评比时能服众吗？

也许，雷锋真的是不是善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雷锋这个象征，学雷锋运动使得共和国的人民越来越善良了。

真的吗？这一点我还不敢肯定，不学雷锋中国人就会少行善了吗？那么，雷锋又是向谁学的善呢？

相反，学雷锋运动助长了中国社会的假冒行善。从上小学那时起，你我就被要求写“周记”和暑假作文，记一件学雷锋做的好人好事。由于要求太多，很多小学生就是从写“学雷锋”作文时学会了第一次书面撒谎，学会了文过饰非，夸张自己。有一学期我“写了”四次拾金不昧，才对付了四个星期的“周记”，有的同学“老实地”省下零化钱交给老师，说是路上拾到的。

有幸进了学堂的儿童，却不幸地承受了说假话的压力。我真希望，中国的小学以后能还给孩子们一份诚实的清白。

参加了工作，撒谎就由文字提高到了行动：平时不做好事，到了每年三月学雷锋季节，各行各业的青年们放下工作，在街上摆个好人好事摊位，拿出听诊器，理发剪，补轮胎的胶水，这些东西是演出好人好事的常用道具。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一大堆学雷锋的主旋律统计数据，美其名曰“精神文明”。

培养吹牛撒谎风气，学雷锋运动是功不可没，虽然，学雷锋运动本来不是为了鼓励伪善。

怕你腻味，各单位还要树“活雷锋”，全国搞几个残疾人当标兵更好，让手脚利索的你我感到羞愧，认识到自己是心残身不残。其实，善迹一旦被拔高到雷锋标准，当事人常常就丧失了最初的淳朴，学会了周旋于名利与权贵之间的狡诈。我们曾听到过许多“活雷锋”的内幕。最近有报道，哈尔滨市的一位张海迪式女青年开设色情电话被查处。

在哈尔滨，这位大妹子也算是个“名人”。她身患罕见的全身性神经肌肉萎缩症，导致高位截瘫。命运之神似乎从没有眷顾过她，她在与残酷的病魔斗争的日日夜夜里，以惊人的毅力，自学完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身残志坚，自学成才──“张海迪式青年”的赞誉和鲜花曾一度紧紧地簇拥着她，在整个哈尔滨，她都因“杰出青年”的感人事迹而被多家媒体报道。警方称，这次查处色情热线，在黑龙江尚属首次，即使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色情热线的不良影响甚至要超过卖淫嫖娼。

报纸也报道过那位从老山前线回来，到处唱歌宣讲的残疾英雄的劣迹。不当模范，他们也许不至于如此。标兵们也是“评先进”制度的牺牲品，扛名利难呵。

还有一位洋雷锋的故事。这位洋人是美国白人，有个将军爸爸和律师妈妈，去上海一所大学留学。每天早晚一声不吭地在公共场所义务打扫卫生，还替大家打开水，中国学生们都看见了，好感动大家，“洋雷锋”的名声就传开了。后来帮过一个中国女生的小忙，女生就跟他恋爱上了。女生后来又跟他吹了，因为他经常骂中国人，给女生讲：“中国人里面，我就爱你一个，其余的我都看不起。”还大骂“中国人什么都管不好”，女生的舅舅来坐了一下，洋人还要这女生掏钱给他的寝室消毒。

你说这位洋纨绔不喜欢中国人为什么还给我们做好事？他说，他是个天主教徒，来到中国后一直学雷锋。他故意在公共场合做好事，会不会是教育野蛮的黄种人要向白人文明学习，卖弄他那份属灵的骄傲？圣经是这样教导他这个天主教徒的：“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他们看见。”（〈马太福音〉）这小子不好好学习圣经，他倒学会了雷锋精神，为了让大家学习他而做善事，为了善名而做善事。在日常生活和国际政治中，有些人爱以美好的名义行伪善之事。

其实，那位法国妇女和美国青年的行为都不是他们所信奉的神所喜悦的，人信奉天父实在是为了自身得救，为了永生，而不是出于公心，也不是加入“好人好事俱乐部”，更不是通过自己的好人形象去拯救其它化外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血肉之躯哪有资格担当救世主呢？真正可怜的是这种假冒为善的信徒们，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善人”，众口皆碑，原以为功德圆满，进天堂的门票到手了，到了门口才知道神说“不认识他们”，不让进，于是他们委屈地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马太福音〉）

“学先进”运动，象中国的许多官方组织的社会活动一样，最终成了弄虚做假的游戏。“学先进”运动还导致：人人从小争当先进，评上了先进，或三好学生，或五好战士，你就是英雄；评不上你就是普通群众，狗熊。到了美国来，你还可以看见争气斗狠，你赢是我输，不为他人的成功感到高兴；夸奖他人好象是替人家当先进评功摆好，把自己给搞成了落后分子一样，不干。

“学先进”运动，也把亿万人形形色色的价值观统一到了几个红色标准上，丰富多采的生活被视为离经叛道，中华民族朝气蓬勃的创造性被冰冻为万众一心的盲目追随，到了文革极端时期，一个人犯病，全国人民发烧。现在还有那追风成性的，没有“学先进”就过不了日子，硬要在左右邻舍找一个模范来攀比。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活出自己来呢？

简单地把“学先进”运动归因于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政府是有失于偏颇的，就象很多官方组织的社会活动一样，它可以追溯到千年以上，或以革命的名义，或以道德的名义。只不过四九年以后“学先进”运动变得更广泛，更有组织性了，其结果当然是更糟糕了。反省中国的“学先进”运动，抛弃好人标兵的神话榜样，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求实之心，为善之道。

平生不求播善名，到处何须说雷锋？善由心随，善事该做而不必自己去宣讲，“善人”之名不可求也。

〖注一〗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经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注二〗《２０世纪中国全记录》，北岳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摘自关天茶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