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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访金庸
送交者: didadida 2003年11月13日16:54:29 于 [新 大 陆] 发送悄悄话

杨澜访金庸

访谈

嘉宾:金庸(作家、报业家)

引入语:他以金庸的笔名让你我在武侠世界中如痴
如醉,又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和评论家,查良镛
先生谈文学、历史和时事。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

(这一次接受我们独家专访的是著名作家和报评家查良镛先生。
如果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的话,让我告 诉你他的笔名—金庸。
啊,原来是他!把他称作武侠小说大师,恐怕是没有人会提出
异议的,不过,他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
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吧。)

Y(杨澜):查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统
计过,您的这十五部武侠小说,迄今为止,作为正版来说发行了多少册呢?
Z(金庸):正版也没有一个统计。香港盗版很多,台湾也很多,大陆更多。
Y: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年轻人,恐怕年轻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
小说作品。所以有人说,连上正版,带上盗版,恐怕您书的发行量可能跟《毛泽东选
集》差不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毛主席语录五十亿,金庸能比?无知啊

Z:不能这么说,因为《毛选》是当时大家都要买的。
Y:人手一本。
Z:我的书要看你喜欢不喜欢,喜欢的人多,不喜欢的人也不少。
Y:不过,起码从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我发现很多在海外成长起来的第二
代华人,让他们读古典文学,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您的作品他们都还看,成为
我们交谈起来的一种共通的语言。有人对您在文学界里的评位,说您是仅次于鲁迅、
老舍、巴金的一位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师,我不知道您是如何评价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
的?
————————————————————污蔑第二代华人不懂文学

Z:多谢他们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不敢当。因为排位在鲁迅、巴金、沈从文之后,我
完全同意,但是其实还有好几位作家,好像茅盾、老舍,也应该排在我前面。
Y:在您领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成就奖的时候,您曾经说了一段话,你说:香港的文
学作品的确带有很强的商业性,但是不因为它有商业性就不是一种艺术。而且,您还
谈到有些评论家认为越是通俗、越是受欢迎的作品,越是上不了档次,让人们越看不
懂的越好。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谈一点您对通俗作品的看法?
Z:这是世界上文学评论家的普遍风气,我是不赞同的。毛主席说过:文艺应该为工农
兵服务,越是大众化的,作用越强。但是现在评论家认为越是为工农兵服务,越是不
好的作品,这个想法我个人不同意。
Y:其实在文艺界这个现象蛮多的。像电影界,一些独立制片人以完全很晦涩的艺术语
言来表现的故事,好像也被人标榜到一个很高的档次。而相反,一般娱乐片反而被人
说成…
Z:电影得奖的,或评论家喜欢的,群众不一定喜欢,或群众根本看不懂。你要得奖,
就必须是评论家喜欢的这种,文学界也有这种情况。在香港就不是,香港是很商业性
的社会,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要群众接受,才能够生存。如果群众不喜欢的话,你在
这儿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
Y:我觉得,您一直比较注重所谓“通俗”和“庸俗”之间,应该是有界线的。
Z:那当然。

Y:您认为这个界线应该在哪里?
Z:过份迁就市民、大众的口味就庸俗化了,我也不同意。通俗一点,让他们可以了解
欣赏的意义。
Y:实际上,您自己个人谈到:您更喜欢古典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当代的文学作品,是
不是这样呢?
Z:外国大学邀我去演讲讨论中国小说的时候,我说中国五四以后的小说实际有很多非
常好的作品。可是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用外国的文化来中国化,来写中
国的生活、中国人的小说,我就不是很赞成,最好用真正的中国汉语来写中国的文学
作品。
Y:其实刚才我们谈到,关于这种通俗作品后来也可以成为经典作品。像《水浒传》、
《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当初作者写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通俗的作品,是
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Z:像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
西。像宋词,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歌女来唱的,跟现在流行歌曲差不多。到后来
文人雅士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唐诗,以前也是拿来唱的,元曲更是
舞台上表现的,到后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小说也是,像明代的小说也是给别人拿
来讲故事的,讲了故事之后,才把这些内容用白话写成小说供人消遣,慢慢发展成很
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
后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而民间又有另外一种文学形式。
Y:作为经典性的《诗经》,其实是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再通俗不过的一些东西
了。
Z: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跟西洋有所不同。
Y:那您在最初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要去创立一个通俗文学的新领域,或是抱
着什么样的文学使命来进行创作?还是当时觉得,要生存下去就要多写一些东西。
Z:我在报纸上写,报纸是很群众性的工具,有一点群众接受,你才有意义。如果你都
在写古文,写得深奥的不得了,只有二、三个批评家喜欢的话,他把你捧得很高,群
众却看不懂,他们不会喜欢的。
Y:也没有生命力了。您写的这十五部小说的确部部脍炙人口。我看见您办公室门口贴
着一个对联,正是其中十四部的第一个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那十五部作品我都看了,虽然后来有些作品会混在一起,但是其中有一部不会混,就
是您的处女作,在五五年创作的《书剑恩仇录》。其中有一个陈家洛的形象,也让我
联想到《水浒》里的宋江,好像他们的性格都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像《水浒》连续剧
在大陆播出的时候,许多人对宋江成天要招安感到很咬牙切齿的。在您的小说中,其
实也写到陈家洛是有这种矛盾心理的旧世英雄人物。
Z:对,陈家洛的出身比宋江高,所以他的书生气,或者说贵族气比宋江还要厉害。宋
江是一个县令,相当平民化的,而陈家洛比较高一点,所以他的封建思想更加厉害一
点。我们写古代的史事,不要用现代马列主义或唯物主义去看古人,应该考虑他的历
史背景,想到他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就要想到他是哪种人。宋江是北宋、南宋之间那个
时候的人,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怎么样,如果把他写成现代,在阶级斗争思想下,我
觉得不太合适。
Y:所以毛泽东也批判他。不过,我们倒没想用那么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武装他,
我们只是看了觉得窝囊、不解气,总觉得他怎么这样不爽快。
Y:看您的小说,我最喜欢《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很特立独行,有自己的见解。
Z:其实《笑傲江湖》的基本思想已经很现代化了,写是写的古代,其实是把现代思想
化妆成为古代了。
Y:我看您在《书剑恩仇录》以后的作品,其实反映社会进步的观点,比过去的武侠小
说都有更进一步的思想。比如在《鹿鼎记》里也写到,康熙皇帝说:“你们为什么成
天要光复明朝?其实在我的统治下,老百姓不是都过得很好吗!而且,我能够励精图
治,难道你们想让老百姓过不好的生活?”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您的一种社会理想呢?
Z:是啊!想象在当时封建王朝的时候,最好的皇帝他的想法也不能脱离这样子,他不
能要民主、要自由,他不能这样讲。他能够爱民,让老百姓过得好,他就认为“人无
完人”了。当时好的理想就是:好的皇帝可以让老百姓生活过得下去,中国长期以来
封建时代政治理想就是这样子。
Y:在您作品中,反映民族冲突的也蛮多。像《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一开始叫乔峰,
他的形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大宋人,后来发现自己是契丹人,
而且发现双方都在向另外一方施加残暴的杀戮,他觉得非常痛苦,最后为了维持短暂
和平,只有以自杀来了结。那么从他的身上也反映出您对民族平等的一个观念,您是
不是觉得21世纪的人类……
Z:不光是人类,现在中国也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
任何民族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当时契丹掠夺汉人的财产、子女,汉人也
相反掠取、杀戮,他们都有。而从现在观念来看,都应该和平共存、和平相处。
Y:于是,这引起最近有一个文字的案子。就是有一位作家,其实也是根据一个不实的
报道,说您想为秦桧翻案这件事。其实再多说也是挺无聊的,但是因为很多人都看过
这篇文章,所以想听听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Z:其实作为刘先生写了这篇文章,其实他是不了解台湾的这个情况。这所谓“秦桧和
谈”,中国历史早已不成为问题了。宋朝一千多年以来,秦桧是大汉奸,没有人反对
的。我是杭州人,更加知道,秦桧就跪在我们杭州人面前。他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
完全是受到台湾宣传的蒙骗。我到台湾去跟他们政界、文化界的人讨论问题,就跟他
们说: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大家和平共处。现在台湾出路怎么样,只有北京、台北双方
领导大家谈判,最后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统一,对所有全中国都有好处,是大家都希望
的事。台湾有一批人要求台湾独立,称为“台独份子”,他们就很反对和平谈判、和
平统一,他们认为和平谈判就是台湾向北京投降。他们因为不能够反对和平谈判、和
平统一,就放一点空气出来,哪一个主张和平、主张统一的就是秦桧,就是大汉奸,
就应该对付他、反对他。他们不敢公开说我们反对和平谈判、反对和平统一,就另外
转移目标:我们反对秦桧、反对和谈人、反对和谈主义、反对卖国。而不讲内部就谈
不上卖国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卖国不卖国。研究历史第一个问题,就是
考据事实的真假,你讨论秦桧,先问他秦桧卖国不卖国?这个问题现在不存在,不用
讨论了,现在要讨论的是了解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话,或在当时什么政治环境之下讲这
个话的。我的主张是两个政权应该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不应该互相打仗;台湾不应
搞独立,应该和中国大陆统一,变成一个国家。而台湾就认为这种意见是“秦桧论”
,卖国论,应该反对。
Y: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场争执。
Z:我主张和平谈判、和平统一,他们又认为是秦桧思想了!
Y:那查先生,在您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好人和坏人不是泾渭分明
的单纯的好人和单纯的坏人。即使在《天龙八部》里的十大恶人,也有他们让人同情
的一面。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时候还是会想,为什么您的最后一部封笔的作品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好像完全是一个反英雄的形象,是个小流氓,又会撒谎,有
会偷懒,但最后您给了他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财宝,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逍遥自在
的日子。您为什么那么优待他呢?
Z:我当时写韦小宝这个人物时候,受过鲁迅先生的启发。他写的阿Q是当时中国人的
典型,一方面写他的精神胜利,一方面描写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盲目,浑浑厄厄、
糊里糊涂地过了一生,受到欺压,最后杀了头,好像很可怜。阿Q是早一个时代的人,
现在的人当然与阿Q不同了,现在解放建国之后,阿Q精神更少了。你现在到中国农村
去也看不到阿Q了,你和他们谈世界大事、谈克林顿,他们都知道,讲英国也知道,和
阿Q这种人不同了。
Y:有报纸、有电视、有广播吗!
Z:我写的韦小宝就是在海外见过的人多了。我想,阿Q是以前典型的中国人,现在典
型的中国人不是阿Q。
Y:是韦小宝了吗?(笑)
Z:对,是韦小宝了,不是说中国大陆,而是海外的、香港的。有一批中国人,因为华
侨众多,为求生存,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很不好的道德品性和个性。有一部分典型中国
人,像韦小宝这样子,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讲谎话、贪污、腐败,什
么事都干。这种事情在康熙的时候很普遍,现在可能也没有被完全消除掉。
Y:这恐怕是整个人类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人生活过得很好,您在最后让他又有美
满的家庭,又有…
Z:在合理的社会中间,这种人将来要受到惩罚的,如果是很讲法制、法律的地方,像
韦小宝这样完全不遵守法制、法律的人,杀人放火、坑蒙拐骗什么事情都干,在不合
理的社会,这种人能很好,不止一个太太,有七个太太。有人问为什么写七个太太?
我说那时候七个不够,还要多。
Y:妻妾成群啊!
Z:那时候做大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太太,历史上是这样子,不是讲现在,而是讲康熙
的时候。
Y:所以跟你过去的武侠小说所不同的,是用一个反英雄的角色,也是表达自己的一种
社会理想,反面来写的。
Z:不是理想,而是当时社会的现实。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
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飞黄腾达,好人会受到欺负、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
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
Y:查先生,我们都在读您的作品,觉得您作品中的很多人物对我们都有很深的影响。
那么对于您来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又是谁呢?我知道您从小就读很多书,您觉得
谁对您的…无论是从个性方面、思想方面,还是文学上,都有很深的影响呢?
Z:法国的大仲马,英国的司各特,他们写的小说。
Y:浪漫主义?
Z:也有冒险的,斗争性强的小说。
Y:像大仲马写的《三个火枪手》也蛮像武侠小说。实际上,人们说二十世纪有一个很
大的发明就是电影,它把人们从一个现实生活中带到一个很浪漫、很脱离现实的幻境
中。而我觉得您的小说有时候也达到同样的作用,好像把我们从一个很平凡、很平庸
的现实生活中,提升到很神奇的世界。
Z:一般浪漫主义作品的想像都是不太现实的,写实主义的作品都是很真实的,不真实
人家就批评你是不是假的、靠不住的。
Y:那您72年封笔的时候就想写到韦小宝就够了,再写也不会有新意了,是不是这个原
因?
Z:武侠小说已经够了,其它的小说还可以再写一些。
Y:最近您还想在退休之后写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小说,关于汉唐这个时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已经动笔了呢?
Z:还没有动笔。现在在研究汉唐时期的生活习惯,这个比较难一点。研究下去,研究
方向错开了,本来是研究社会生活,但是一研究社会生活,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上去,
后来想像到跟外国大帝国做比较了,研究的方向就比较宽大了。
Y:最后,我们除了读小说以外,可能还有一本历史书,还有一部政治书,很多研究出
来的作品。真的希望能早日看到。
Z:当时汉朝都不能坐在椅子上,是坐在地下的。我们都要考虑用一种语言,当然不能
用他们的话讲,《史记》上的话大致是汉朝的话。吃饭怎么吃法,穿衣服怎么穿法,
做什么车,骑马怎么样,屋子结构怎么样,床怎么样,都要研究一下。
Y:我一直有一个个人化的问题想要问问您,就是武侠小说里那么多的武功,您是凭空
想出来的?
Z:武功有二个来源;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武功都有书记载的,好像武当派、少林派的少
林拳什么的。你到书店一看,许多派系的武功书都有的,这是一个来源;另外一个来
源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Y:恐怕《东方不败》就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Z:大多数又是神奇,又是做不到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有记载的武功都是平铺直叙
很现实的,它教你怎么出手、怎么出拳。
(一个作家能够在有生之年享有崇高的名誉和地位,同时又能拥有价值几亿的资产,
这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而查良镛先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物。等
会儿回来,就请他谈谈他的处世之道吧!)
(欢迎回到杨澜工作室。今天我采访的是著名的作家与报业家查良镛先生,也就是笔
名叫做金庸的那个人。他的笔下产生了那么多豪情侠义的壮士,难怪别人送他一个绰
号叫他“查大侠”。那么这位查大侠来自怎样的一个家庭呢?听起来还是一部小说的
素材呢!)
Y:那么多的读者从您的武侠小说认识到您以后,在59年的时候,您就开始创办了《明
报》,以后很多时间您投身到到一些报业的管理和社论的撰写中。其实对您的读者来
说,非常想了解一些您个人的身世方面的。我知道您的曾祖父好像是得到过乾隆皇帝
赐的一块匾是不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Z:是康熙的。
Y:那就更古老了,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们查家在海宁是个大户吗?
Z:我祖先曾做翰林,后来升上去叫“陪读学士”,陪皇帝读书的。皇帝念书的时候,
他就坐在旁边,皇帝问他:“这是什么字?”他就告诉他;如果皇帝作诗,就问:
“这首诗平仄对不对?”他也负责给他提意见。所以跟皇帝很亲近,他就求皇帝,家
里有一个堂,请您写一个堂名可以吗?
Y:就跟现在请领导题字一样。
Z;对,康熙的字写得很好,那你叫我题,我就题了,所以有一块匾,什么堂这样子。
他拿到家里挂在大厅上面,三个字旁边有金的九条龙。
Y:那是御字亲题。那我看到一个报道中间说,您的祖父曾在江苏省丹阳县当过县令。
很巧的是,我的祖籍正好在丹阳。前几年回家省亲的时候,当地的县长也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金庸的祖父也在我们这儿做过县令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丹
阳教案”的事情,能说说那个情况吗?
Z:这件事情对我们家影响很大。我祖父那时候在丹阳做县令,丹阳人与当地的天主教
徒发生冲突,因为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在各个地方办了教堂,有一批当地的流氓、坏
人就借着外国教士的势力,在外面敲诈、欺负百姓。
Y:比义和拳还要迟一点,义和拳已经过去了,但一般老百姓对外国人还有反感。后
来,天主教士和老百姓发生了冲突,老百姓就放火把教堂烧掉了。在江苏省到处都有
老百姓和教士冲突烧教堂的事件,但丹阳第一个发生,所以法国人就与清朝交涉,慈
禧太后当政下令,因为义和团之后,清朝很怕外国人又来打了,所以叫总督刘奎义严
办。哪个放火的,杀几个人就算了,杀几个人外国人高兴了,这件事就平息了。总督
就命令我祖父,当时哪几个为首的,你至少杀十个、八个来斩首,叫外国人来看看,
他们就满意了。我祖父觉得老百姓和外国人交涉,双方都有不对。烧教堂固然不对,
但也不可以就这样杀老百姓的头,后来他表示反对这件事,那总督又下命令说:你十
个、八个不杀,至少杀二个。
Y:已经有妥协了。
Z:我祖父觉得二个也不杀,他就把二个人放了。第二天,自己写报告说:这二个人逃
走了,我失职,自请离位处分。总督就写报告给慈禧太后说:这个姓查的县令办事不
利,现在我已经把他开除回家了,这二个人就此得到幸免。后来我祖父在家住了多年
后去世了,这二个人从丹阳很远跑来我家吊祭、磕头,感谢救命之恩。
Y;很感人,您祖父也很有您武侠小说中侠士风范。那我想可能对于您为人处世的一种
准则也很有影响吧!
Z:我到现在还很佩服,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作官,我祖父是丹阳进士出身,后来在丹
阳作官因为有本事已经做了县令,马上可提拔做知府了,加了一个头衔叫“同知”,
就是准知府这样子。
Y:能够为了几个百姓的性命放弃自己的锦绣前程,在当时那个社会里是非常不容易的
高风亮节。
Z:在现在也不容易。
Y:您说的对。不过很多人都赞叹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侠士之风。比如说93年,您把《明
报》转让给于平海的时候,当时您借给他很多的股票,还在舆论各方面都很支持他,
但是结果出来却并不是象人们预料的那么好。您有没有想过,实际上这种做出侠义的
举动,所谓成功的时候,只有在您的小说里才能够实现,在那么复杂的商业社会里,
它成功的概率有时候蛮小的。
Z:当时把《明报》卖给于平海。因为我自己年纪大了,《明报》不想办,只想卖给人
家了。当时想买的有很多,有美国人,有日本人,有英国人,有本地香港人。但是
《明报》是爱国的、爱香港的报纸,如果外国人买去,它不能坚持原来的方针政策,
所以我不喜欢卖给外国人。也有新加坡的人都想,台湾背景的人也有,我想最好还能
够香港本地人买去。香港本地人接了几个头也没谈好,于先生他来和我谈的时候年轻
有为,脑筋也很好,而且对新闻工作真的很热心。我觉得他香港本地人,如果他来办
应该可以继承原来的方针政策办下去,所以我把价钱……
Y:所以,您在各个方面,价钱方面都很支持他。
Z: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后来于先生他一来根本没有经验,有些好的人离开了,有的人
和他意见不和离开了,所以报纸办得不太成功,有些投资也不太成功。不然应该我的
股票全部买去的,后来他没有能力买了,我也谈不上侠义,我觉得这也不是他的过
失,他经营生意不成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他很成功,他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订的合
同,把我的股票全买去,我们双方都很满意了。但现在不是他故意来对我反悔,或者
故意欺骗我,不是的,因为他自己做生意没成功,所以他没有力量完成这个合约,我
可以原谅的,也谈不上侠义,做事情通情达理罢了。
Y:您非常宽容。
Z:他没有力量,你逼他也没有用呀!第二,他不是故意骗我,他真的是事情做失败
了,我只能同情他了。
Y:其实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能为他着想,我觉得也是您这个处世的高明之处
了。
Y:人们都在想,在您的笔下能出现那么多侠骨柔肠的义士,您怎么样描述您自己的为
人呢?如果您想自己描述一下金庸是怎么样一个人,应该怎么说呢?
Z:金庸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生意还是相当有头脑,不太失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Y:您太谦虚了。不仅是不太失败,而是办报能够赚钱的人已经很少,文人能够经商,
又成功的人就更少了!
Z:香港是经营企业比较方便,比较好的环境,尤其大家遵守法律,香港整个大环境
好。如果不在香港,其它地方就不可能有这样。
Y:我知道您年轻时候的志向并不是当一个作家或者报人,而是想当一个外交官,但是
最后没能如愿。
Z:这个出发点主要我从小喜欢看外国文学,所以对外国社会很有兴趣,想亲身去看
了。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候,有一个很热烈的愿望。但后来我中学就发生抗战了,一
直到高中毕业,还是在抗战时期。当时的情况下,象你个人出去,到外国去游历根本
没有可能,外国留学也是很难很难,很多很多钱才有可能。当时好像唯一可以到外国
去见识见识的,一是做外交官,或者是在大公司做事,公司派你出去,但这种很渺茫
的。那么我在抗战时期,正有一个学校在招生考试,有一课是外交的,我也去报名,
考取了。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够做外交官,做一个外交领事馆的小职员,也可以派到外
国去。
Y:但是您现在回头看看,当时没有做外交官,其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您看现在做
了作家,也可以旅游啊,更可以自由,并没有自己不能说的话啊,等等!
Z:现在当然回想幸亏不做外交官,这个话也不是我自己想的。以后在做香港新法起草
委员的时候,碰到外交部很多同事他们也来参加,对新法起草好象调协司司长邵天生
先生,外交部有好多人在做委员,我们交了朋友,谈了过去经历。他们说:查先生,
你如果在外交部做了我们同事,他们开玩笑,你幸亏不来,来的话,第一反右这关你
过不了。
Y:家庭出身不好。
Z:第二,文化大革命你一定也遭殃。
Y:第三的话,我们今天少了个金庸,而多了个查局长什么的,恐怕也不怎么好。
Z:后来他们说:你做外交官,更可能做国民党的外交官。后来我碰到当时读外交的同
学,有的做了总领事,有的做了大使。我们同许多国家建交,那些大使一个一个夏季
回国。后来到台湾,碰到他们一些人,象赵安民说:我做过大使,现在你一个报社社
长比我舒服多了!
Y:风光多了!不象人马灰溜溜的。不过您做外交官的宿愿,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
了实现。象您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其实做了很多港人
和北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这种作用。是否是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蛮有天赋的?
Z:也不是在外交,大家同胞之间讨论问题。自己后来到70年国际法有时间得到法律训
练,我学的法律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有用。在写社评我本身一直很主张法制的,中国
国家前途在执行法制、法律很严明,从上到下大家遵守法律,国家一定会大治的。
Y:我最近读到王仁羽先生写的《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他其中
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的社会都是靠表面的宗孝仁义这些很虚的道德
规范来约束人们,要求人们利他呀,克己呀,但是却没有一个数字化的管理,没有一
个法制的明确的制度,这点上您是不是也跟他有相同的看法?
Z:他这本书写得好,但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这是从资本主义观点来下结论的。他说
的数字化就是一切都要用钱来计算,我这个观点应该,是从法律来计算,不是说你用
资本主义的量化,什么都用钱。
Y:商业化。
Z:是商业化了,这个基本精神我不同意,他写的很有见地的人啊!
Y:那么在建立法制这个方面,我知道您是赞同一种比较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非常急躁
的。比如说,当初有人马上建议说:香港要实现一人一票的这种直选民就反对。这种
基于您对国情和历史的一种怎么样的了解呢?
Z:中国这样大,我赞成邓小平时候的改革,只不是一下子马上革命社会主义,要实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地方大、人口多,你不能说很急的一下子革命,就
马上成功,事实上不太可能。我主张一方面开放,一方面改革。改革是比较慢的,渐
渐地一步一步稳步前进,根据国家情况来改革的。所以实行法制也不是中央领导下了
命令,全国一定这么法制、不法制,马上坐牢或枪毙,这个事情大概行不通的。
Y:你还需要一种潜移默化的不断教育、传播。
Z:一方面教育,一方面司法改革,整个法制观念推行,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一路一路法
制强化。
Y:那么在刚刚开过的两会当中,中央政府也提出象精简机构,还有经济方面的各种步
骤等等提案。您觉得其中让您最感到兴奋的是什么?
Z:我想自从上两届人民代表大会,他们很重视订立很多新的法律。这种重视法律的执
行,有法可依,而且有法必行的精神,现在还继续这种精神向前迈进。
Y:在李鹏总理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有一段特别提到回归,八个月以后的香港,
能保持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不变的这么一段,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因为您是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又是香港特区的筹委之一,您对回归后的香港,您能不
能同意李鹏总理的看法?
Z:李鹏总理提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他认为在过去八个月
来,执行得很好,我也很同意。一国两制在这里很充分体现,我希望这个精神能长期
地继续下去。这个精神体现得好,无论中央,还是特区政府,大家都严肃、严格遵守
基本法来办事,所以我国在两会以后,中国整个的基本方针施用的大计也跟执行基本
法一样。总之,有了法律,大家要遵守,不论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遵守法
律。那么有什么事件发生争执,意见不同或是有谁犯法,一定要根据法律来完全平等
地、严格地办理。如果中国长期几千年大家都讲人情、不讲法律,我想中国很多大问
题就因为不讲法律而发生的。如果大家以后推行,人民代表大会过去几届很明确地在
向这个方向发展,要制定很多好的法律,同时要推动大家各级机关遵守法律。这个精
神一路一路更加发展下去,我们中国走向富强就更加有保障了!
Y:您觉得这种法制的基本观点,跟您在武侠小说中提倡的这种传统的忠孝仁义的美德
有没有相冲突的地方呢?
Z:没有冲突的!中国长期来老讲道德,不讲法律,这是一个缺点,应该规正。
Y:比如说在传统中,你要是为了一个生病的妈妈吃药而去偷东西,或抢东西,好象大
家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好象始终还是把孝道啊,朋友之间的义气啊,放
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
Z:法律不外乎人性、人情,把人情提到中国情理法,第一讲人性,第二讲道理,第三
讲法律。我们应该法、理、情这样倒过来,如果违法的话,中国也讲大义灭亲啊。所
谓大义,如果讲法跟义跟理不通的话,自己的亲人也要依法办理,中国传统的想法都
这样的。以前有一个大法官叫高瑶,人家问:高瑶的父亲犯了死罪,你高瑶怎样制他
呢?他答复说:他法官不做了,跟他父亲逃走了。
Y:这个可能是过去作官的人想到的一条出路吧!
Z:他好象我这个孝,父亲犯法,我不能判他死罪的。
Y:先做孝子。
Z:不判死罪的话,又违法自己基本责任,所以我这个官也不做了,跟父亲逃走了,只
能理解这样子。
Y:其实现在很多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特别是在21世纪,要真正振兴起来成
为一个更加富强的国家,其实真正不是靠几个侠客,或者几个法官,甚至不是靠几个
明君,而是要靠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一种法律制度来保障国家的发展。
Z:在现在社会,清官还是要的,侠客就不可以,侠客是犯法的。
Y:侠客自己拿把剑,就说话了。
Z:要施刑的。个人自己来执行法律,可以侠客做的事,还是合乎人情、合乎法律的。
但是你不是法官,你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Y:所以人们还是要把浪漫的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能有一定的区分。
Z:为什么这样呢?武侠小说不能主张犯法,只能鼓励人们的勇敢精神,对于正义感要
强调。
Y:那我接下去想问点关于报界方面的问题。您做了这么几十年的报人了,现在不光是
香港,包括世界的媒体都有一种趋势,特别热衷于名人的花边新闻。无论是从戴安娜
的狗仔队,还有到后来关于到政治与性丑闻,大家及其热衷地报导。与您当初在创办
《明报》时,提出的那种干净、健康,要问心无愧那样的一种创报的宗旨,您觉得这
时下的风气是不是和那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呢?
Z:有很大改变的。如搞揭发人家的隐私,我一直反对的。我曾经办过一张晚报,后来
很成功,因为那个总编辑当时喜欢揭发人家的隐私,这样个人的私生活就会令读者很
多,一下子这报纸很成功,我就下令停办了。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能说为了报纸成
功,专做这种可耻的、无聊的事情。
Y:那么您觉得象您过去这样比较严肃的办报宗旨,在竞争那么激烈的商业时代,还能
够继续维持下去吗?还是说只是一种理想?
Z:我想可以的,因为人的性格一时短时间象这个人有什么隐私啦,有什么性丑闻的,
很有兴趣地听一听。这个报纸如果长期地报道这种东西,至少人家就看他不起了。这
个报纸是个无聊的报纸,不是很正派的,不受尊敬的报纸,而且它讲的话大家也不太
相信它。如果你坚定干净的、健康的,短期可能比不过人家,但长期的话,一定会有
公信。做人、做事,或者开一个店,外面人识你做生意最重要的一定要诚实。你短期
骗人卖东西什么可以赚钱,但时间一久…人家总是说:人民眼睛雪亮的。我这句话是
很相信的,长期的话,人家会分辨得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如果你卖真药的
话,这家店可以长期开下去,卖假药可能开不下去。
Y:过几年就要倒闭了。您现在对世事有这样透彻的一些看法,可能跟您信仰佛教有很
大的关系。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后,您觉得现在对这个世界是否有一种
“旁观者清”的这种味道?
Z:没有。佛教对我只能是抑制欲望,您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佛教教你不要要求这么
多,自己淡一点算了。
Y:那您是怎么样开始信佛的呢?
Z:这个宗教经验很神秘的,不能讲的。
Y:我听到您在不同的场合批评现在时下有一种“拜金主义”,那么有人就说:象查先
生您自己名利都双收了,站在这么高的地位,当然就可以说不要拜金。那么针对这样
一种评论,您会怎么反驳他们呢?
Z:我也说,不是不要钱,钱当然有重要性的,不要过份要钱,有适当就可以了,而且
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去不择手段地赚钱。赚钱还是需要的,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当然重
要,不要过份就是了。
Y:我不知道您最终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或者抱着一种怎么样的信念?过去古代的儒士
都说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Z:修身、齐家,任何社会都重要的。治国的话,如果你参加政治工作,当然要参加治
国的工作。以前的儒士如果不参加政治活动,其它没有什么事情好干了。但现在社会
上,可以做的事很多,做科学家也好,做文学家也好,做教授也好,做企业家也好,
许多工作都可以做了。
Y:那您人生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Z:应该修身、齐家之后贡献社会,自己学有所成之后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你讲
话讲得好,你就做广播工作,做电视工作,也服务于社会了。
(查良镛先生的文学作品不仅被翻译成很多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同时那些故事也超
越了文字本身,被拍成非常流行的电视剧、电影,被画成卡通,甚至进入了电子游
戏。他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
旁人很难超越的。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他能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好,今天的话
题就是这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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