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雖然“老嗲咯”，上海灘的名聲卻似乎不大好。

　　對於上海，人們習慣性地有兩種說法。當他們要對上海表示好感時，便稱它為“大上海”；而當他們要對上海表示不滿時，則稱它為“上海灘”。因為一提起“上海灘”，一般人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飛、小開、妓女、殖民者、暴發戶、青紅幫。人們形成這種概念，不知是因為上海灘原本就是這類人物的世界，還是影視傳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約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麼說，上海灘的名聲不太好，卻總歸是事實。它被稱為“十里洋場”（最早則被稱為“十里夷場”）、“冒險家的樂園”，此外還有“東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場蕩婦”、“鬼蜮世界”等必雅號”。以後又被稱為“資產階級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對象。比起北京之被稱為“帝都”、“京師”、“偉大的首都”、“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那名聲可是差遠了。

　　人們對待北京和上海的態度也不一樣。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夠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這種光榮往往只屬於戰鬥英雄、勞動模範、先進人物或政治上特別可靠、組織上信得過的人。人們懷着崇敬和羨慕的心情目送他們登車而去，期待他們帶回可以分享的光榮，比如和中央領導的合影或毛主席握過的手。即便沒有這份光榮，能去看看天安門，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宮、頤和園，也是令人羨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況又不同。他的親朋好友會一齊來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積蓄，托他買這買那，一面又諄諄囑咐，叫他小心謹慎，不要在那個“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當受騙，吃了壞人的虧。去上海的人也會不虛此行。他會肩挑手提地帶回許多在內地買不到的東西。這些東西不但質量好，樣子新，而且價錢便宜，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讓自己那個“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當然，他在帶回對上海嘖嘖讚美的同時，也會帶回對上海的種種不滿和抱怨。

　　的確，外地人對上海的態度是複雜和矛盾的。幾乎全中國人都公認北京好，但卻只有蘇州、無錫等少數幾個地方的人才會說上海好。其他地方人雖然心裡也承認上海好，卻不大願意公開說出來。或者即便認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們寧肯對上海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而不是像對北京那樣敬而親之。要他們喜歡上海，就更難。許多從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學生、研究生在畢業離滬時會這樣說：“其實我並不怎麼喜歡上海，可沒能留下來似乎還是有點遺憾。”同樣，外地人雖然有點畏忌上海，但如果讓他們到上海出差，則多半也會興高采烈。總之，正如《上海：記憶與想象》一書編者馬逢洋所說，上海既是眾望所歸，又是眾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眾望所歸。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編的《警鐘日報》便發表題為《新上海》的社論，盛讚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奪目之新世界”；1911年，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主持的《民立報》也發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認為上海“為全國之所企望，直負有新中國模型之資格”。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因產業工人最多和對國家經濟貢獻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於後來出了個聲名狼藉的禍國殃民小集團，又弄得有點灰頭灰臉。黨中央作出開發開放浦東新區的英明決策後，上海再次成為眾望所歸。包括國內外商業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內的眾多有識之士，已越來越看好上海。他們認為，上海是最具有成為“國際性現代化大都市”資質和條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將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眾矢之的。早在五四運動前後，陳獨秀就一連發表四篇評論文章，力陳上海社會之醜惡、黑暗、骯髒（《獨秀文存》）；傅斯年則說上海臭氣熏天，竟以模仿妓女為能事（《致新潮社》）；後來周作人也說上海只有“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上海氣》）；錢鍾書則用挖苦的口氣說，如果上海也能產生藝術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貓》）。總之，在他們的眼裡筆下，上海灘是一個藏污納垢之所，為非作歹之地，而沈從文等人所謂“海派”，則誰都知道是一個惡溢和貶義詞。熊月之在《海派散論》一文中曾透徹地分析過這種觀念產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義、階級分析、西方文化價值受到懷疑等等，但不管怎麼說，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灘的名聲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灘的名聲不太好，上海人的名聲也不太好。余秋雨說：“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着上海人。”（《文化苦旅》）這話說得不完全準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全國都離不開上海，又都有點討厭上海人；全國都嚮往着上海，又都有點忌恨上海人。“上海人”這個稱謂，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時簡直就是諸如小氣、精明、算計、虛榮、市儈、不厚道、趕時髦、耍滑頭、小心眼、難相處等等“毛病”的代名詞。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當人們議論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毛病極難相處時，就會有人總結性地發言說：“上海人嘛！”後面的話也就不言而喻，而聽眾也就釋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這些毛病，沒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個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戀人是上海人，親朋好友便會大驚小怪對他們的父母說：“他怎麼找個上海人！”甚至還有這樣的事：某單位提拔幹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組織部門反映，說“他是上海人呀！”結果該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忌諱和提防，由此可見一斑。

　　這當然並不公平，也不準確。事實上，上海人並不像外地人說的那麼“壞”，那麼讓人“討厭”。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觸多、對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會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人其實是很好相處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則來處世就行。我女兒到上海上大學，去之前心裡也有點惴惴的（儘管我們事先也作了“正面宣傳”），但半年後回來，便興高采烈地說：“上海同學蠻好的呀！”當然“蠻好的”。上海人，本來就不壞。

　　但可惜，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並不太多。

　　事實上，對上海人的反感和討厭，幾乎可以說是長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國各地也都有對上海人的“微詞”和關於上海人的“笑話”。在遠離上海的貴州省施秉縣（一個邊遠的小縣城，那裡有一條美麗的舞陽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笑話可說。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次漂流前，導遊交待大家，如果有貴重物品，務必交給護航員，以免丟失。然而一個上海人卻不肯。他把一疊鈔票含在嘴裡就下了水。結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實，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難免和有驚無險的，甚至還能增加漂流的樂趣。因此，不少人還會故意把船弄翻，然後和護航員一起哈哈大笑。這個大喊救命的上海人當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疊鈔票，也就被河水沖得無影無蹤 顯然，這個笑話並不“專屬”上海人，它完全可能發生在別的什麼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說的人，還是聽的人，大家都覺得只有說是上海人，才特別“像”。

　　關於上海人的笑話真是五花八門數不勝數。比方說，“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臉”，或“上海的女人買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買大支的合算，還是買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個小品節目中，一個北方籍的妻子就這樣數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麼小一塊蛋糕，我睡覺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覺睡醒來，他還在吃。”總之，這類笑話特別多，特別離奇，講起來也特別放肆，而別的什麼地方的人，是沒有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笑話的。比方說，我們就不大容易聽到北京人的笑話。北京人也不是沒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氣，不可笑。別的地方人也一樣。他們即便有笑話，流傳的範圍也有限，講起來也有顧忌。似乎偌大一個中國，惟獨上海人，是可以肆無忌憚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別值得笑話的一群。

　　這些笑話中當然難免誇大不實之詞，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說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讓人討厭的地方還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對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顧別人是否要休息而大聲講話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遊勝地，搶占景點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氣的是，他們搶占了座位和景點後，還要呼朋引類（當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別人放在眼裡，似乎只有他們才最有資格享受這些座位和景點。上海人之最讓人討厭之處，往往就在這些場合。

　　不過，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說上海話。

　　這似乎沒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說上海話說什麼話？再說，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連北京也有。為什麼別人說得，惟獨上海人就說不得？未必上海話是全中國最難聽的話不成？問題並不在於上海話本身，而在於上海人講上海話時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的確，最讓外地人討厭的，就是只要有兩個以上的上海人湊在一起，他們便會旁若無人地大講其上海話（而且往往嗓門還很大）。這時，被“晾”在一邊的外地人，就會向他們投去反感厭惡的目光，至少也會大皺其眉頭。可以肯定，當着外地人講只有自己才懂的話，確實是極不禮貌的行為。但是，這種行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湊在一起，也會講他們的本地話，也會忘掉旁邊還有別的地方人。為什麼外地人這樣做，就不會弓愧反感（至少不那麼讓人討厭），而上海人這樣做，就特別讓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許就在“有意”與“無意”之別。

　　一般地說，外地人都不大會說普通話。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廣東人。一個廣東地方幹部陪同外地幹部到城郊參觀，興高采烈地說：“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結果外地同志聽成了“坐在床頭看嬌妻”，一個個掩嘴竊笑。因此有句俗話，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講普通話的那種彆扭，不但他自己講得費勁，別人聽得也難受。有個笑話是諷刺廣東人講官話的。那笑話說，一個廣東人到北京的餐館吃飯，問：“小姐，水餃多少錢一碗？”結果服務員聽成了“睡覺多少錢一晚”，便憤怒地罵了一聲“流氓”。沒想到這個廣東人的普通話水平實在太差，竟高興地說：“六毛？兩碗啦！”此外，四川人講普通話也比較困難，自然能不講，就不講。其他地方人，講不好或講不來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們講方言或不講普通話，就可以原諒。再說，四川話、河南話、陝西話等等都不算太難懂，而廣東人無論說“官話”（普通話）還是說“白話”（廣州話）反正都一樣難聽，也就無所謂。

　　上海人就不一樣 他們語言能力都比較強（上海的英語水平普遍高於其他城市，就是證明），除浦東土著外，差不多個個都會說普通話。即便說得不太標準，也決不會像廣東人說官話那麼難聽，甚至可能還別有韻味。有此能力的還有廈門人，也是個個都會說國語。會說而不說，當然是“故意”的（閩南人語言能力又較上海人為低，則故意程度也略低）。何況，上海話和閩南話（廈門方言）又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當着外地人講這種誰也不懂的“鬼話”、“鳥語”，不是存心不讓人聽、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又是什麼？

　　為什麼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因為上海人自認為是“高等華人”，是全中國最優秀最高貴的人種。上海話，就是這個優秀高貴人種的標誌，也是和“低等華人”（外地人）劃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一定要說上海話，而且要大聲地、尖嗓門地、無休止地講。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要想辦法創造一個，就像暴發戶們一定要想辦法掏出“大哥大”在眾人面前哇啦一頓以示牛氣一樣。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會比他們在上海還更愛講上海話。在上海，他們反倒有時是愛講講普通話的，因為那是一種“有文化”的表現。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雲集、三教九流混雜的地方（如火車上或旅遊區），他們就一定要講上海話。因為他們不能容忍當地人不加區別地把他們混同於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別的外地人不加區別地把他們“引為同類”，當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個上海人開了頭，其他上海人便會立即響應，興奮而熱烈地大講其上海話。這種心態，老實說，已成為上海人一種“集體文化無意識”，以至於連他們自己，也不會覺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來，這就是“故意的”。你們上海人不是很“文雅”嗎？不是很“秀氣”嗎？不是連吃東西，都只吃“一眼眼”嗎？怎麼說起上海話來，就一點也不“文雅”，一點也不“秀氣”，不只說“一眼眼”就拉倒？還不是為了向世界向別人宣布你們是“上海人”！

　　的確，上海人在內心深處，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這個概念，顯然帶有貶義，或者帶有對其文化不以為然的意思，起碼也表現了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優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館參觀趙無極畫展，中午出去吃飯，依例要在手上綁一根紙條。對過小賣部的店員一見大為驚詫，問其所以，我如實相告說這樣就能證明我是中途外出，再進門時就不用買票云云。於是這位女店員便回過頭去用上海話對店裡的人大發議論，無非說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憐，上海人如此欺負外地人也太不像話。其實，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論外地人還是上海人，一樣咯統統都要扎紙條的。上海博物館並無歧視外地人之意，這位店員的議論也未免有點無的放矢。但即便在這種對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態度中，我們仍不難體味到上海人不經意流露出的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樣，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是非對錯之別，又有什麼必要區分本地外地呢？事實上，上海人確實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時才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戇大、洋盤、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脫藤落攀等等含義。比方說，上海人一般都會擠公共汽車（他們擠慣了），有一整套動作程序和坐站規矩。外地人當然不懂這些，上車之後，難免橫七豎八、磕磕絆絆。這時，上海人往往就會嘟囔一句：“外地人。”這句嘟囔，就帶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會罵“????”，則這時的“外地廠，也就相當於“????” 所以，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嘴裡的“外地人”，就是罵人的話，至少也表現了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滿。

　　用“外地人”這個詞來“罵人”（其實不過是不大看得起罷了），這在全國可是絕無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當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說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種事實，不帶情感色彩，也不帶價值判斷，頂多有遠近親疏之別罷了。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疏遠外地人，卻一般不會鄙視外地人。即便鄙視，也只是鄙視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漢人之鄙視河南人），不會鄙視“一切”外地人，更不會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兒或冤大頭，看作不可與言的“低等華人”。

　　在這一點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廣州人。

　　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為“地方上”。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麼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裡，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越感，並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所以，北京人一旦長期離開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麼優越感，反倒會因為他們的豪爽大度，而和當地人“打成一片”。

　　廣州人同樣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稱他們為“北方人”或“內地人”。其使用範圍，包括“五嶺”以北的所有地區，當然也包括上海與北京。顯然，這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其次是一個文化概念。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廣州人顯然是不會把他們的廣東老鄉也納入其範圍之中的。也就是說，他們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認同，而非等級的高卑。更何況，稱外地人為“內地人”，豈非自認“邊鄙”？可見，這一概念，並無文化歧視的意味在內，甚至多少還有點自慚形穢。只不過，這些年來，廣東較之內地，大大地富起來了。於是，廣東人嘴裡的“內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當於“窮人”的意思。總之，廣州人或廣東人的“靚”，主要是經濟上的優越感，也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

　　北京人有政治優勢，廣東人有經濟實力，他們當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擺譜”，牛氣一下。那麼，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麼“正當理由”呢？沒有。

　　其實，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氣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麼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還是錢比我多？你們的“本錢”，也就是你們自以為得計的所謂“聰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麼可笑的聰明和精明啊！無非是會套裁褲子節約布料，或者是會選擇路線節約車錢，而且是公共汽車錢！這幾個小錢，我少抽兩包“紅塔山”就省下了。當然，上海人也特別會擠公共汽車（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數最多的地方），會在公共汽車站設立“站隊”和“坐隊”。可我們那裡公共汽車根本就不擠，隨隨便便上車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來，還不貴，到底誰優越來着？

　　儘管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並沒有多少資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腳下”的北京人和“財大氣粗”的廣東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話中有許多歧視、蔑視外地人的專用詞彙和語言，其中又尤以歧視、蔑視蘇北人為最，他們甚至被稱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豬穢”（或豬頭三）。過去上海滑稽戲（這是上海市民特別喜愛的一個劇種）的主要題材之一，便是諷刺嘲笑外地人、鄉下人到上海後的種種“洋相”。上海人（當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觀看這些“洋相”，並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體驗自己的優越感。一來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顯示上海人優越性和優越感的“陪襯人”。

　　更何況，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視，幾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區別的。比方說，一個上海人要對另一個上海人的“不懂經”、“拎勿清”或“不識相”表示憤怒和不可理解，便會怒斥或質問：“儂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麼地方的，都一樣低能。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這種“一視同仁”，就特別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優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於是，上海人就在無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對立起來了。這就簡直無異於“自絕於人民”，當然會犯了“眾怒”。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遠遠大於他們之對廣東人。廣東人雖然也有“排外”的惡評，但廣東人與外地人交流，畢竟確有語言的障礙，況且廣東人雖“排外”，卻不“蔑外”，而上海人豈止是“蔑外”，有的時候，簡直是把外地人當作了麻風病人。否則，為什麼要用上海話把自己和外地人“隔離”開來？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滿，而這些反感和不滿久而久之便成了“積怨”。終於有一天，積怨爆發了。幾乎在一夜之間，舞台和熒屏上那些斤斤計較、小里小氣、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話。向以嘲笑“外地人”為能事的上海人，終於成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對象；而歷來用於體現上海人社區優越性的上海話，則成了嘲笑諷刺上海人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對此似乎無動於衷。他們似乎並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當年揚州人攻擊易君左的《閒話揚州》一樣。當然，對於外地人的種種非難，上海人心裡是不服氣的：你們只知道說上海人精明、小氣，但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上海人住得有多擠？一家幾口擠在一間房子裡，馬桶旁邊要吃飯的，不精明不小氣怎麼辦？我們上海人做生活規矩、巴結，又不笨，誰也沒有我們上海人對新中國建設的貢獻大，憑什麼該住這麼擠？不過，這些話，上海人也只是私下裡嘀咕，並不公開說出來。上海人似乎根本無意於和別人爭個是非高低，辯個你死我活。外地人對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貶也好，上海人都不會在乎。最後落了下風的，還是外地人。

　　於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了。他們實在想不通上海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社區優越感。一個有錢有勢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會看不起沒錢沒勢沒文化的外地人（這好理解），而一個沒錢沒勢沒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會看不起有錢有勢有文化的外地人（儘管勢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會作尊重狀），而且其理由又僅僅只不過因為他是上海人。他們究竟有什麼本錢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呢？又有什麼本錢可以對外地人的諷刺嘲笑無動於衷呢？

　　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也是我們着力要弄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