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七十年代的回忆 (2) -- 同桌

来聊聊同桌吧。

上小学那年，我在郊区的一所小学上了一个月之后转回城里的学校。

一年级的班主任姓甚名谁长什么模样我已全然记不得，记忆犹新的是她的地域观念极其强烈。虽然我家住在离学校不过十分钟路的地方，但由於在郊区的学校上了一个月的学，我就已经是起码半个乡下人了。入学第一天，我被带到一个皮肤黝黑，满头卷发的小男孩座位旁边，他是刚从西安转来的。老师把我们俩配成一桌，很有成就感的样子，她老人家还慷慨的送了我们一人一个 alias -- 我是“乡下转来的” ，他是“外地转来的” 。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闹了不少笑话 --我似乎永远搞不清交作业的时候本子是应该往前传还是往后传，而他则是因为听不懂当地方言而有时误解老师的意思。我们经常一起在课堂上被叫起来听训，像一对“黑五类” 。其他孩子是势利的 --老师不喜欢的，他们自然也不会喜欢，全班上下没有人理睬我们。於是，在提早领教了世态炎凉之后，“乡下转来的” 和“外地转来的”

开始惺惺相惜，继而惊讶的发现，我们竟然臭味相投。

老师让男生和女生同桌，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那个年纪的男生和女生彼此看不惯，划清界线还来不及，坐在一桌，自然不会说小话开小差。然而，她老人家忽视了这种搭配的 worst case scenario，也就是，如果某男生和某女生彼此能够“看得惯” 或者由於某种原因不得不“看得惯”，那么，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决不亚于，甚至更甚于两个爱说小话的男生或者女生坐在一起。

开始，我们出於在那个集体里生存下去的需要互相帮助：他给我解释哪门课的本子应该交给哪个课代表以及怎么查班级的值日生表；我则在他听不懂方言的时候充当翻译，让他看上去不那么像个傻瓜。这种互助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听训的次数减少了。从一定意义上，我们也算是共过患难。后来，我们发现对方也是吹牛聊天的好伙伴：他跟我讲西安的大雁塔和羊肉串，描述起来绘声绘色；我给他讲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故事，也让他听得津津有味。碰上大家都不爱听的课，我们会在课桌上玩小蚂蚁或者在笔记本上画老师的漫画，看谁画得好。

期末考试结束了，公布成绩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让我们俩站起来，我们以为又要听训了。没想到，她老人家激动的说，“这次考试，xxx (我) 语文数学考了双百分，xxx (我同桌) 考了两个九十九分。大家看看，看看，一个是乡下转来的，一个是外地转来的，在短短的一个学期内变成了班级的第一和第二名。你们是不是应该敲敲警钟了？” 周围的孩子向我们投来敌视的目光，我和同桌面面相觑，觉得比听训还难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

一年以后，“外地转来的”要回西安去了，临走邀请我将来去西安看大雁塔，吃羊肉串。我有点难过，不过这种难过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玩伴 --自从那次考了双百之后，老师开始喜欢我，而老师喜欢的自然会有人喜欢。有时候我会想起他，我想，他在西安一定如鱼得水，至少没有人会说他是“外地转来的” 。

这个小同桌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两个影响：一，我从小到大都比较愿意，也比较能够和男孩子和睦相处并建立友谊；二，我总是认为来自西安的男孩都长着一头可爱的卷发。当然，后者已经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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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游无处不堪寻
无寻处
唯有少年心

章良能 “小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