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的作品大都以南非的殖民地生活和各种冲突为背景，《耻》也不例外。不少评论认为,《耻》这部作品通过各种细节描写,揭示了新旧交替时代发生在南非大地上,发生在南非各色人等之间的种种问题,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本人及其后代所造成的后果表现出深切的忧思和相当的无奈。然而,正如有评论指出,《耻》是一部从内容到寓意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层次的作品,单从小说题目“耻”来说,就有“道德之耻”(卢里的数桩风流韵事所指的道德堕落),“个人之耻”(女儿遭强暴抢劫),“历史之耻”(身为殖民者或其后代的白人最终“沦落”到要以名誉和身体为代价,在当地黑人的庇护下生存)等等意义。小说情节敷演到后半部时,从乡下回到城里的卢里又一次听到了他丑闻案中的受害者——那个叫梅拉妮的女孩子的名字,心里一阵悸动。可是这一次,他立刻警觉起来,“篡越与和谐结合,这太有违正常了”。他突然明白了丑闻初现时学校里组织的听审会的意义:“要是把审判时所用的漂亮辞藻全数剥去,审判要惩罚的正是这样的结合。”库切在这里用了Cronus来表示“篡越”的意思,而该词是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儿子,他阴谋篡位统治世界,后来被自己的儿子宙斯废黜。在这里,“篡越”也许正是解读库切这部寓意丰富的作品的一个切入点。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篡越”理解为广义上的“非法越界”,即随意超越政治、社会、道德等为个人所规定的界限的话,这样的越界在《耻》中比比皆是,而且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层面上反映出来。卢里教授对女学生梅拉妮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正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越界”:他越过了被社会认可的师生关系界线,同时也越过了被传统习俗认可的长幼界线。卢里是大学教师，教室里的讲台就给他在人际关系中定了位。而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其年龄、地位、学识、经历一般总是处于强势地位,是握有权力的一方,学生则处于弱势。小说中的卢里，不顾梅拉妮反对往她的饮料里加烈酒,私闯后者的住处,私自改动后者的缺席记录乃至考试成绩(梅拉妮没有参加考试,卢里仍然给了她70分的成绩)等行为,明显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力。而他对作为弱势一方的梅拉妮的勾引，完全是他利用自己的强势力量，越过了师生界线的行为。他为此受到惩罚完全是咎由自取。

然而库切似乎并没有把这一事件完全放在道德层面来讨论。平心而论,卢里在第一次和梅拉妮发生性关系之后,开始隐隐体会到一种从前没有过的激情,最后一次同梅拉妮在一起时,他还感觉到对方似乎在(下意识地)做着某种配合,他后来甚至还动过越界之后认真对待两人关系的念头。然而,梅拉妮男友的出现,给他的这一想法当头一盆冰水,五十二岁的男人同二十岁的女孩子之间,是不能——也不允许——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年龄差距本身就为他们划下了界线。他的越界行为，单从社会习惯上看就不能被接受。其实,卢里最后很不情愿地明白了这一点: 对他的听审实际上审的是“篡越”(五十二岁的教师)与“和谐”(二十岁的女学生)的结合,是“对他生活方式的审判。因为他的行为有违正常,因为他试图传播上年纪的种子,传播疲乏的种子,传播缺乏活力的种子,有违自然”。小说后半部里,他从乡下回到开普敦,听说梅拉妮排的戏已经上演,忍不住动了再去看她一眼的念头,却在戏院里被其男友发现,一句“和你自己一类人呆着去”让他放弃了对梅拉妮的最后一点欲念。

其实,即使在同妓女索拉娅的交往中,卢里也本该认识到越界的“代价”的。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卢里每周在索拉娅那里度过一个下午,两人还算和谐,但从不相互过问对方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卢里走过一家餐馆时,看见了坐在里面的索拉娅,她还带着孩子。索拉娅从此在他生活中消退、消失了。撇开这一细节的道德考虑,它似乎在告诉读者,即使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仍然有界线存在。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越界,其代价就可能是这种关系的终结。索拉娅本身的生活就是有界线的,“也许她不过每周替代理公司干一两个下午,其余时间则在郊外,在赖兰兹或阿思隆,过着体面的生活”。与卢里的不期而遇威胁着她生活中的这种划分,抽身退出是十分本能的自我保护行为,而卢里仍不罢休,甚至雇了私家侦探去寻找其踪迹。这种过分的越界行为,最终使索拉娅永远从他生活中消失。

小说着力描写的几条线索中,卢里和女儿露茜的关系也是较重要的一条。在这里,“越界”的问题同样呈现出丰富的层次。首先自然是父女关系。当卢里来到女儿在边远乡村的小农场后,发现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对事情的看法,自己同女儿之间横隔着很深的界沟,而且露茜似乎不太愿意让他闯进自己的生活和内心。对于女儿的“自甘堕落”,心甘情愿地在偏僻乡村当农民,卢里十分不满意,感到这是自己的耻辱:大学教授的女儿竟落到这种地步。因此他几次三番想闯进露茜的生活,说服她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卖掉农场,跟他回大城市开普敦去。然而他发现,哪怕同露茜推心置腹地谈谈都很困难,露茜似乎在牢牢守着自己的领地,不让父亲跨进去。卢里每一次“越界”的尝试,几乎都以父女两人的争吵告终。小说作者库切以第三人称发出感叹:“为什么别人不划界限,他们自己却要相互划出界限呢?”渐渐地,卢里也感到要想在一个屋顶下和平共处,遵守界线的约定似乎是一种必须:“他得小心点,别让老习惯不知不觉中又溜了回来,那做家长的习惯:什么别忘了用完擦手纸后把它放回卷筒架上去啦,人走关灯啦,别让猫上沙发啦,诸如此类的。”即使是做父亲的,也不能随便越界进入女儿的生活。

卢里和露茜间越界和抵御越界的冲突在露茜遭遇强暴后表现得尤为激烈。施暴歹徒刚一离开,卢里就赶紧去看看露茜到底怎么样了。可任他拼命敲门,露茜许久都没有把门打开;当她最终开门出来的时候,已经穿戴整齐,受蹂躏的痕迹不很明显了。更令卢里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露茜一再坚持不报案,并且迟迟不把当时的真相告诉卢里。在这段情节发展中,两人的关系已不仅是父女,而泛化成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了:女性自有其生活的界线,有权利不允许男性进入,任何形式的违背女性意愿的越界,都是对女性权利的侵犯。对女性的强暴就是一种残忍的、极端的越界,强暴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女性更令人发指;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卢里在事后再三询问露茜,希望她说出事实真相,实际上也是一种越界企图,试图重新打开露茜因受暴力越界而紧闭的情感之门,进入露茜的生活,而露茜则明白地告诉父亲:“这与你没关系……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完全属于个人隐私。换个时代，换个地方，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件与公众有关的事。可在眼下，在这里，这不是。这是我的私事，是我一个人的事。”一句话, 不要越界。

越界与否似乎成了卢里和几个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内容:与索拉娅,因他先偶然而后故意的越界而中断;与梅拉妮,由于他强行越界而受到惩罚;与露茜,他的越界企图时时受到抵制,甚至他一向看不起的贝芙(露茜的一个朋友),当他试图向她询问露茜遭强暴后的情况时,对方用一个摇头,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这不关你的事。”——不要越界。难怪几经挫折的卢里最后被激怒了:因为他感觉自己完全被当成了局外人,他想进入露茜生活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上文里露茜告诉卢里,“在眼下,在这里”,她被强暴完全是她的私事时,卢里反问道,眼下是什么时候?这里是什么地方?露茜回答,眼下就是现在,这里就是南非。这句话,立刻使发生在个人生活层面上的事件带上了强烈的历史和社会色彩:这一切,都发生在殖民主义消退、新时代开始的南非;而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在小说中其实是前景),更使越界的主题具有了超越个人经历的更普遍、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在偏僻乡村里的那个农场上的露茜,指称的正是欧洲殖民主义,而从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越界行为:它违反对方意愿,以强制方式突破对方的界线,进入对方的领域,对对方实施“强暴”。不过,库切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回顾殖民主义对南非的越界这一历史问题上,他真正关注并通过小说中各种细节来表达的,是对历史上的越界在当前现实中的后果的思考,对越界的代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同样具有丰富的层次和深刻的意义。

殖民主义越界的代价首先在最为个人的层次上表现出来,那就是露茜遭遇强暴这一事件。露茜事后回想起来,令她最感可怕的是,施暴者似乎并不是在宣泄情欲,而是在喷发仇恨,一种产生报复的快感的仇恨。她的感觉是正确的,但她可能并不十分明白,这股仇恨中积淀着历史和民族意识。那三个黑人要报复的并不是露茜这一个人,而是她所指称的整个殖民主义。他们要像当年白人殖民者“强奸”南非(非洲大陆)那样强奸(露茜所指称的殖民主义者)白人。这样来看,露茜这时候不去报案,理由恐怕不仅是个人的,更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当殖民主义势力在南非消退时,殖民者赖以庇护的那一整套社会建构也随之而去,报不报案,结果没有两样。报案的目的是索求赔偿,可这是殖民主义欠了南非的、应付的代价,根本不存在什么(向南非)索求赔偿的问题。当然,小说中的露茜不一定能看清这一层;但是,从白人邻居善意却毫无意义的帮助,警察笨拙、迟缓、荒唐的反应等细节来看,露茜被强暴的实质是: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卢里同他前妻争论时所说,神死了,需要有具体的实在的人或物来替罪。他这么说是在为自己辩护,可不幸却应在了女儿露茜身上。

其实,白人殖民者更是在总体上为他们的越界付出了代价的。一方面,越界进入非洲(南非)的殖民者显得十分孤单。露茜的农场远在偏僻的乡村,处于当地黑人的包围之中,简直就是一块殖民飞地。在佩特鲁斯庆祝建新居的晚会上,卢里和露茜形影相吊,是惟一的两个白人,其处境十分尴尬,和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更重要的是,白人不仅在(农业)装备良好、经验丰富的当地人面前节节后退,农场朝不保夕,连自己的地位都悄悄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前听惯了“老爷”一类的称呼,现在却完全倒了过来:曾经是大学教授的卢里,曾经是雇主的露茜,现在一个给佩特鲁斯打下手,另一个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为代价,做“前帮工”佩特鲁斯的第三个老婆,为的是能留在农场上(除了农场她还能去哪里,做什么?)。为追查强暴女儿的元凶,卢里对佩特鲁斯紧追不舍,可后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他的追问置若罔闻,装聋作哑。对此,卢里十分恼怒,可又无计可施。他不由得感叹道,要在过去,一句话就能让佩特鲁斯丢了饭碗;可他清楚地,也很悲哀地意识到,这是现在,表面低声下气的佩特鲁斯,手里正捏着他女儿,甚至是他自己的命和前途,如果他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说的话。回想起卢里刚到乡下,听说要让他给佩特鲁斯打下手时,他自我解嘲地说,他喜欢这具有历史意味的刺激。其实,喜欢倒不一定,刺激是会有一点的,历史意味肯定很浓:那是历史的反讽——殖民者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从前的被殖民者换了位置!
最后,似乎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欧洲)文明也为这样的越界付出了代价:卢里的满腹才能、满口外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遇到突发情况(家里遭抢劫、女儿遭强暴)时,什么用场都派不上;他动不动要求得到正义的呼声如对牛弹琴;他在佩特鲁斯家的聚会上撞见了施暴嫌疑人,立刻想打电话叫警察这样典型的西方式反应,显得那么滑稽可笑而又苍白无力;作为有西方文化教养之人,他居然没想到参加正式聚会应当戴条领带,如此等等。甚至连西方文明和殖民文化的载体,本身就具有一种力量,并赋人以某种权势和力量的英语,在南非这块大地上也失去了明晰性,用小说中卢里的话来说,变得像头陷在泥潭里的恐龙,僵硬而不自然,又像是被白蚁蛀空了内容,说出来空洞无物。真正有力量的,真正能恰当真实地传达人在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的,仍然是当地的土语。这样,越界进入非洲(南非)的西方文明从根基到形式,都被消解掉了。

库切的笔调是震撼人心的，库切的思考是严肃的,库切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但库切似乎并不想下什么结论。个人之间也好,社会形态之间也好,进而文明之间,文化之间,都各有其界限,强行越界,代价是一定要付的。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之间,社会形态之间,文明或文化之间,就一定不可能相互进入呢？相互的界限是不是一定不可逾越呢?库切提出了问题,把寻求回答的事留给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