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迄今敬重周恩来？

高伐林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９日，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办了“周恩来新论”研讨会，此为作者的发言摘要。）

　　“文革”摧毁了毛泽东的形象，却成就了周恩来的名声。我们都记得撼动人心的诗句：“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以及广播电台里的配乐诗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记得郭兰英的《绣金匾》——“一绣毛”与“二绣朱”，都还保持了圆润嘹亮，惟独到“三绣周”时泣不成声，产生巨大的感染力。

　　周恩来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从何而来？

　　我们先来梳理周恩来在中国民间威望的脉络。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堪称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关系之一。如果说，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所记述的文革年代的前期，老百姓看待周恩来更侧重于从政治层面，也就是说，将之视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在民间的威望，随毛泽东“水涨船高”的话，那么从林彪事件划界，在文革后期，老百姓看待周恩来的着眼点转到了道德伦理层面，他在民间的威望，与毛泽东呈现“水落石出”——毛愈低而周愈高。

　　毛泽东及“四人帮”处心积虑打压周恩来的许多图谋，虽然当时不可能被民众知悉，是由高文谦的新书首次披露，但在文革几次浪潮中训练出高度政治敏感的民众，能够感知许多蛛丝马迹。毛及“四人帮”对周的打压激发出了民间逆反心理，官方的评价与民间的威望之间的落差，使民众为周打抱不平。这种感情，在特定历史阶段发酵升温，最后酿成“四五”大规模抗议，终于导向浩劫结束，在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周恩来的形象急速升值。

　　从１９７３年十大以后，毛及“四人帮”与周所代表的路线的矛盾日益激化，他们刻意打造周“相”形象——用了种种当时人们公认为是负面奸臣的历史人物如吕不韦、李鸿章……来含沙射影；民众认可“相”这一符号，但他们认为周是一位“贤相”，另找出历史人物如诸葛亮、文天祥……来比附，文革结束后，这种颂扬完全公开化了，民众传诵他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克己奉公，忍辱负重，忠君爱民……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一书中分析过潜藏在民众潜意识中的对周的“恋父情结”：周自己没有子女，说“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人们对他有一种对父亲的感情，以之为心理依托——不管天灾人祸，总有总理在牵挂我们，为我们呕心沥血想办法。当周辞世，人们除了悲痛还有惶恐：庇荫的大树一般的“父亲”没有了，往后得自己去面对灾难、风浪了。

　　此外，还必须提到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周恩来而不是别人，在四届人大上宣布四化目标。民众将四化（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代名词）与周联系在一起，提起四化必联想起周，提起周必联想起四化。而四化这一目标在文革后期遭到打压，甚至被弃置，使周带上殉道者的光芒。

　　回顾这一过程，归纳起来，简而言之，文革后掌权的官方与民间在四个问题上实现了“扬周”的耦合：

　　１，当毛与文革随风而逝，作为替代，为了填补真空，官方需要周这个新的寄托感情的偶像，人民需要周这个能在精神上庇护自己的“慈父”；

　　２，“文革”后新的领导集团上台，急需找到合法性来源，意识到：只有得到民心，社会才安定，所以要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百姓生活，周正好与这一目标相联系；

　　３，新的领导集团需要树立自己号令天下的权威，就需要整个官僚机构和民众像周那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而民众出于儒家文化积淀，认同周为贤相典范，认同他顺从君权、恪守本分。

　　４，中共建政数十年，迫害了千万民众，积怨甚深。为了证明新的领导集团确实改弦更张，向被统治者的意愿让步，方式之一是改采以民众信服的形象，来取信于民，缓解怒火，以使被统治者放弃追究罪责。

　　就这样，官方有宣传周的政治需要，民间有崇敬周的心理需要。两种需要合流，官方与民间共同打造了一个红色江山的管家。

　　毛泽东走下神坛，走进暴君元凶行列；周恩来走下圣坛，却没有走进帮凶奸臣队伍。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

　　这话耐人寻味：就连邓小平也承认，周确实做了错事乃至坏事；不过他认为周是“违心”，也就是说，所处地位困难，迫不得已，所以人民原谅他。

　　邓小平这个判断从逻辑上说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作为对现象的描绘，却基本符合事实——我们看到，多年来人们确实对周恩来采取原谅态度。

　　既然人们以前崇敬缅怀周恩来，是出于无法得到充分信息，并不真正知道他当时的所作所为，相当程度上是塑造一个理想形象来否定黑暗的现实；那么随着历史禁区被打开，更多关于周恩来的真相被披露，合乎逻辑的发展应该是：当人们得知这个理想形象并不理想，崇敬心理应该消退。但是情况并不如此。《晚年周恩来》提供系统翔实的内幕资料，却并未使众多民众改变对周的景仰。该书出版消息公布后，多维新闻网“大家论坛”立即出现不少读者反响，多数似乎并不认同作者——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读到全书，并不妨碍他们预先作出否定该书的结论。

　　例如，从４月６日到４月１１日六天比较集中的共３４条反映中，只有少数帖子认为周恩来在国人“心中的崇高位置是历来的宣传造成的”，“非常敬佩高先生的勇气与付出”但１９条表示不会改变敬重周的态度，周是“难得的忠臣”“中国历史中的伟人”“谁敢否认周恩来是世上接见外宾最多的总理？”认为高文谦是“诋毁周恩来，你能比周恩来做得更好？”“卖主求荣”、“出卖灵魂”、“侮辱一个伟人的形象来换取残羹剩饭”。

　　为什么会这样？初步分析，我认为至少应该有如下几条原因：

　　首先，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像筛子，让我们过滤新的信息。本来，对于事实的了解应当先于对事实的价值判断。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往往对信息“各取所需”，取舍的标准就是他的既定的价值观念，这种成见强烈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观察、对信息的获取。“人所看见的东西都是他早已相信的东西”，信则有，诚则灵。成见与我们所受的灌输有关——所谓“灌输”，就是让一个人在亲眼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之前就被告知、就相信它是什么模样。

　　其次，很多人仍然习惯于从主观动机而不是从实际作为去评判一个人，习惯从作为个人的“私德”而不是作为政治家的“公德”去评判政治人物，民众相信周是“好心”，相信他是“违心”，于是认识到此止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有犯过错误？没有必要“苛责”周恩来。

　　再次，很多人要维护的并不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周恩来，而是自己心目中想象的周恩来，这个周恩来，是与这些人自己人生经历中一段难以割舍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感情上无法重新抉择：追问这个周恩来的形象，也就意味着要颠覆自己人生中那一段岁月。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周在个人品德上的廉洁勤勉，律己奉公，当年被民众用来否定毛、林、江等人的暴虐、偏执，今天，也成为人们抨击中共权力场中腐败贪婪的参照系。当贪污渎职、赤裸裸地争权夺利成为今天官场的常态，人们很自然要怀念周总理办公室通宵不灭的灯光，他补了又补的睡衣——与其说是敬重周恩来，不如说是痛恨大小贪官。

　　因为时间关系，许多问题来不及展开细说。总之，探讨民众为什么至今仍然敬重周恩来，这个问题并不是吃饱了没事做，而是要清理周恩来究竟留下什么精神遗产？要探讨“文革”悲剧中除了毛泽东应负的责任，中共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这个体制，应负什么责任？同时，也是要反省我们作为民族的成员、文革的参加者和时代的见证人，每个人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我们虽然并没有掌权，但是我们的感情、态度同样承前启后：那个时代的风暴扬起的漫天劫灰，同样落在我们的心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还可能孕育生长中国今后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