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编者的话：《北京日报》记者李静对评论家李陀的长篇访谈《漫说纯文学》 发表后反响强烈，《上海文学》又以“重说纯文学”为题，继续展开了讨论，在此特 将这场讨论的引发者李陀以及后来讨论的参与者等人论点摘录和归纳，以便读者 对这场纯文学反思有所了解。

李陀：大约80年代初，开始有“纯文学”的提法：当时是为了对抗“文革”延续
下来的束缚文学的种种教条。

总起来说，我认为“纯文学”在近十年里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是很好，它削弱了甚至 完全忽略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家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以文学话语参与 现实变革的可能性。

当社会各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 候，9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 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 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让会变革。

“纯文学”的另一个表现，就是“70年代写作”的出现，这一文学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个人化写作”这个主张，包含在这一概念中的种种写作追求，不仅使文学与社 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而且，公开宣扬写作就是要脱离社会现实，甚至声明写作 要“私人化”。

大众消费时代已来临，文化正成为一种消费形式，严肃文学必须重新考虑自己和 读者的关系。

薛毅：80年代中期，批评家重新对文学进行定位，它被表述为“通俗文学”“社会文 学”、“纯文学”(或日“先锋文学”)。通俗文学受制于大众，以满足大众的趣味为目 的，社会文学关怀社会和时代，参与社会实践，而纯文学则注重个人与形而上， 是真正的文学。

不过，这种文学观念的发展却并不教人乐观。发展到最近的“身体写作”，甚至“下 半身写作”，就令人非常尴尬。试想，既然纯文学的观念提供了卸载大众、时代、 社会的可能，为什么不允许把个人一分为二，从而单留下个人的身体，而丢掉个 人的精神领域? 而当精神不再重要时,上半身也实在是可有可无了。行进到这个地 步,“纯文学”的观念也就走入了死胡同。

张闳：“介入”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不介入则缺乏力量；介入又容易陷于 艺术上的粗糙。达一对矛盾始终纠缠着现代中国作家。对于当下的中国作家而 言，文学写作的现实介入功能，注往是对其写作的现实有效性和精神力量的考 验。介入功能的衰退，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精神无力的征兆。这，才是今天的写 作者所面临的真正严峻的现实挑战。

葛红兵：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纯文学的领地大大缩小了。这种局面的出 现有外部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纯文学内部的原因——它的介入性减弱了。

韩少功：“纯文学”的定义从来是含糊不清的。80年代“纯文学”是针对某种偏重宣传 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文学”，到后来，主张自我至上者，主张形式至上者，主张现代 主义至上者，甚至提倡严肃高雅趣味的作家，都被划入纯文学一流——虽然他们 之间有很多差别。

一个人的文学写作需要视野中社会与个人的平衡，需要俗话所说的上半晚想自己 下半晚想别人，更需要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和在自己身上看到别人。一旦在某种 意识形态高烧之下出现精神倾斜，一旦沉溺于貌似强大的极端性潮流。单向度的 写作人就得可能滑入穷途绝境。

吴炫：所谓“纯文学”是相对于反映社会现实内容并且撇开这些内容的“纯粹形式”而 言的。但依附政治、社会与脱离政治、社会，其实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文学能 否“穿越”它们。

中国当代文坛不应该提纯文学，尤其不应该提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而应提出文 学穿越现实的“文学性”问题，用以消解“纯”与“不纯”的对立。

王光东：文学的存在意义既然是在与现实的联系、互动中生成，现实在最基本的 层次上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我们就应该把现实纳入文学的存在系统之中，把它看 作是文学最为基本的构成因素，而不应该看作是文学之外的内容。

稿件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