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前三杰”和“后三杰”--谈国共之间的间谍战

半个世纪前的国共斗争，始终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正面战场一是隐蔽战线。在地下隐蔽战线上，斗争形式多样，手段灵活，但无疑，间谍战是互相角力的最重要一环。在双方几十年斗争中，共产党很打了几次漂亮的间谍战，最精彩的两次，其要角就是周恩来大为赞许的“前三杰”和“后三杰”。

　　前三杰解救周恩来

　　“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关键人物是钱壮飞。

　　钱壮飞通过何种关系进入中统，难以确知，有说是因主办西湖博览会结识徐恩曾，有说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中统，总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时，钱已成为徐的亲信担任其机要秘书。

　　时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指派李克农与钱建立联系。李由钱的介绍，也打入调查科，派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另一“杰”胡北风，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任职，就这样，一条直达国民党中央机关情报线建立完成。自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情况、其时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动向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了共产党手中。钱壮飞情报通过上海李克农，转中共中央机关，再转往江西苏区，共产党军队打破国民党前几次围剿，与钱情报不无关系。

　　钱壮飞等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及时发出警告，使上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得以及时转移。

　　顾顺章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往鄂豫皖苏区，回程中在武汉被叛徒＊＊被捕。顾被捕后即刻叛变，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因顾知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卧底，故不愿向低层人员透露，顾还想向蒋介石建议，由其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中央。

　　武汉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专轮送顾往南京。顾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后才说出钱壮飞卧底事，可钱昨晚已从武汉紧急来电中得知顾叛变事，立刻发电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已离开南京扬长而去了。国民党根据顾情报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来等人已安全转移，只抓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共产党另一损失，就是顾交代出当时已被国民党抓入狱中却化名蒙混的恽代英。倘若没有钱壮飞及时告警，周恩来等人肯定难逃厄运，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势将被全部摧毁。

　　顾顺章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当然不可能，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顾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产党内影响。蒋见顾一面，即交由中统“相机指导运用”。抗战前顾在中统中不得意想另投门庭，被徐恩曾借口杀掉了。顾所付的代价还不止此，为惩罚顾叛变，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将顾一家大小数口全部活埋，顾曾在上海大报上刊登捉拿周悬赏启事，这成为国民党攻击周恩来的一大口实，也成为许多同情共产党、崇敬周的人深感遗憾的事。

　　“前三杰”中，胡北风情况不清楚，李克农以后成为共产党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之一。钱壮飞转去江西苏区后，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战死在乌江。钱女儿黎莉莉是上海三十年代电影明星，钱的儿子钱江是电影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厂长，今年四月刚在北京去世。描述钱壮飞间谍生涯影片《金陵之夜》，即由钱江所编导。

　　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健、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

　　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党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党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党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共党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间谍战的道德问题

　　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党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党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熊之间谍没有道德问题，那么共产党间谍战是否有道德问题呢？

　　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着，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预作布置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下闲棋布冷子。那些隐蔽至深的间谍，要说无事可能也就浪费，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当，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认和接受的应有之义。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熊向晖间谍案难以名正言顺说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潜伏时，正当抗战时期国共第二度合作，双方名义上是友党友军。

　　共产党来这一手，对国民党顽固派或许不是问题，因他们遵守的也是同样的行为逻辑，在竭力往共方派间谍，但对其他人则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个说得过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来是政治大家，深谙其中关系，熊向晖从美国到北京后，周恩来曾邀集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党和谈代表聚宴一次，专为他们给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绍。周首先说明，熊不是起义而是“归队”，今后准备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后向众人道出熊做胡部卧底间谍的前后，最后，周正色加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恩来这番道理，好在不会引起争论，聆听对象都是刚入新朝的前国民党人士，但周恩来还是说了，这当然要的是道义分。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

　　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党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党，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党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党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党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党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党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党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无论军统中统，统统打不进中共

　　共产党注重情报战，国民党又何尝不注重？共产党高层人物多是搞情报行家，国民党高层直至蒋介石本人也绝不是外行生手。如果说，共产党由于多年受打压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吃了大亏，因而步步小心处处设防，那么国民党的优势在于其执政地位，拥有体制上一切便利条件，拥有充裕的人员、经费、装备来建立各种公开的、秘密的组织机构来对付共产党。

　　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组织，一为中统一为军统，军统历史虽较中统为短，却借抗战之机急速膨胀，成为一时拥有直接工作人员几万人的最庞大、最张狂的特务组织。但无论中统军统怎样分工，对付共产党是两组织的最根本宗旨，也无论国共合作或对抗，中统军统有多少方面的工作，最重要工作就是与共产党进行情报战，情报战最有效手段，自然就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间谍战。可积几十年之功，无论中统军统，这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统统打不进共产党。

　　抗战之前，据沈醉所言，军统上海地区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反蒋集团中去活动。可最不容易打入的是中共组织，只能在一些外围组织中找一点线索便进行破坏，却无法深入。最容易打入的是一些反蒋集团和地方军阀派系。抗战时期，军统内专设有中共科，另有张国焘主持主要由共产党变节者组成的特种问题研究室，专门设计和指挥向延安等地的渗透。戴笠还亲自领导一个特别侦察组，想派人打入重庆的中共组织，要求哪怕打入一个能当《新华日报》印刷工或卖报报童都算是成功。可军统这部分工作基本是白费心血，徒劳无功。

　　抗战以后，军统转制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亲自面授指示，要求保密局的外勤人员社会化，每个人要有公开掩护的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最主要的任务则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各地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巩固后方。国民党高层不可谓不重视，中统军统也不可谓不努力，也做出过不少成绩，如三十年代顾顺章案，抗战以后军统破获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由此追寻出各地共产党地下组织以及潜伏间谍，熊向晖等三人真正身份，也就是在这次行动中被揭露的。

　　尽管如此，国民党的情报战仍输给了共产党，最重要的就是，无论中统军统，都无法打入共产党内部，国民党积几十年之功，始终就没有过一个打入共产党要害部门如前后三杰那样的出色间谍！共产党步步进逼，国民党处处被动，个别局部的抓捕，其功用焉能胜过深入核心的间谍？国民党的情报战不能不输。

　　国民党间谍战输在何处？

　　认识上，双方没有差别，国共高层都对间谍战给以高度重视，都不惜代价处心积虑地想打入对方。共产党处于在野受打压地位，因而聚敛锋芒，时刻保持警觉以求出击，是其长处。国民党执掌政权，拥有军警宪特、特别是中统军统两个庞大特务系统，能以制度的名义和力量对共产党进行围追堵截，是为国民党的优势。两相比较互相抵消，双方至多也只打个平手。

　　共产党成功在间谍打得久打得深，国民党失败在间谍打不进打不深，这就需要从间谍工作本身来加以考虑。

　　一个间谍要能成功打入对方核心，并且能安全稳妥地潜伏下来，长期发挥刺探军政情报的功能，涉及三方面因素：第一，间谍个人素质；第二，打入对方阵营方式的便利与否；第三，对方阵营中的环境，这涉及到间谍能否长期安全地潜伏下去。将此三因素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作比较，很显然，共产党都要优越于国民党多多。

　　间谍个人素质，可以包括政治信念、知识程度、勇气胆略、坚忍的意志、随机应变的机智等等。诸多条件中，知识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识程度不够，即使打入对方阵营，也只能做基层大兵，无法进入高层核心，也就无法接近情报源。所以，当年周恩来选中清华大学生且有官宦家庭背景的熊向晖，就是综合这多种情况才加以决定的。挑选间谍，当时无论国共，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都是最合适人眩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左倾右倾，在中国外敌当前、内部连年军阀混战期间，青年知识分子多是左倾的，这里必得还需加上忠于共产主义、忠实于共产党，若没有这一条，其他都谈不上。而一般左倾青年，加入共产党或参加国民党都是可能的选择，国民党为执政党，是所谓“正途”，可以论功行赏、论资排辈做官，而加入非法共党，或长年流窜在荒野山凹，偏处一隅，或秘密潜身于白区昼伏夜出，冒杀头危险从事地下活动。试想谁更可能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

　　第二个因素，是间谍打入对方的方式，这一点也对共产党有利。国民党既为执政党，控制着全国政权，共产党名为非法，红色割据着一块块局部政权，除此之外，所有共产党活动都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作为间谍要打入对方，在国民党是从大范围到小区域，从全局进入特殊局部，在共产党是从小区域到大范围，从局部融入全体。哪一方更有利于顺利地进入和融合，是不待言说的。

　　最为关键，间谍存身的环境

　　第三点，间谍打入对方后的存身环境，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间谍打入对方固然难，但间谍要能在对方阵营中隐蔽身份长期潜伏，而且能发挥作用，在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送出情报，那就更难。设想一下，国共双方间谍进入对方后，国民党环境和共产党环境哪一方更利于长期安全地潜伏下来，并待时而动送出情报呢？

　　国民党环境，共产党间谍已有前后三杰事例在，提供了很好的证明。而且更妙的是，这前后三杰最后的身份暴露，都不是出于国民党自己察觉，出于中统军统的直接侦破，而是其他共产党人叛变以后的连带暴露。可以相信，如果不是这样，象熊向晖这样已潜伏了十二年的间谍，潜伏到四九年底胡宗南部队彻底垮台，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共产党环境又如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政策有过或左或右的分歧，结果在国民党分共清共时吃了大亏，这一教训，共产党人是牢记在心，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的下闲棋布冷子，刘少奇的后发制人等等，都是由此而来。共产党对派出打进是行家里手，对自己这一面的警惕防范，可想而知也绝不会掉以轻心的，刘少奇不让卫立煌部撤出的秘密党员去延安，就是出于当时延安人多复杂的考虑。

　　无论军统还是中统，对派遣间谍可说不遗余力，也确曾派出不少人员混进延安作潜伏，可从未能成功地打入要害部门，更谈不上接近共产党上层。就是许多混入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无足轻重的小间谍，也或迟或早被共产党清除一空。这不是军统中统无能，也不是他们不了解共产党，完全不是这样。军统中统中许多专事对共产党进行间谍战的，原就是共产党变节分子。而且，说来令人惊异，军统中统训练人员的方法，主要也是依照苏联秘密组织“契卡”和“格别乌”一套体制进行的。可国民党就是不行，不但打不进共产党，反被共产党打入，早期如中统的钱壮飞，后期重庆时期的军统，竟然被共产党间谍在内部发展了一个组织。

　　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共产党的思想、体制和作风了。

　　简单地说，由于共产党宗旨、奋斗目标和理念的设置伟大和悬诸崇高，由于共产党斗争环境艰难凶险、夺取政权路途的漫长，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所经历的挫折和伤害，还有就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内斗争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就必定使得共产党最为注重党内建设，注重党员思想的统一和党的队伍的纯洁，注重党员个人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否则是无法达成其近期目标和远程理想的。而要达到这些要求，一个最为常用的也是极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风和组织整顿。所以，尽管大敌当前，四面遭困，斗争环境极为艰苦险恶，江西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红军根据地，共产党内部仍然开展了大规模的整肃AB团和托派分子的运动，抓了一大批，杀了一部分，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看见口袋上插一支钢笔的就会指为AB团，列为整肃对象，往往无须多少坚实的证据，也没有必要的程序，就可以拉出去砍头。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斗争环境虽然较为缓和，延安以及其他根据地，前后又搞过“抢救运动”和全面整风运动，这次吸取了以往的扩大化教训，但也同样抓了一大批，杀了极少数。试想，在共产党内部，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几乎涉及所有人的拉网式过关的运动中，间谍即便侥幸打入，但可能有长期容身之地吗？共产党自己的许多忠诚同志，都被怀疑为内奸和间谍，被冤枉地整肃，那些来路不明真正的国民党间谍会有可能安然潜伏下去，并送出什么情报吗？面临这样的整风，需要讲清楚革命来路，说明白祖宗三代，交代出亲朋好友各种社会关系等等，许多忠贞共产党人尚且人人自危难以应付，那些心怀不轨的间谍看见这样的阵势，还不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如果还来得及的话。

　　归总而言，国民党要想往共产党内打入间谍，潜伏下来，极少可能。

　　国民党亡命台湾后也开始整肃

　　国民党自被赶出大陆、偏处台湾一岛之后，国共间谍战也就基本告终。小打小闹也有，特别是隔海对峙的最初几年，国民党有空投有海运还有从港九一带陆路进入，但根本不成其气候，小动作捣点乱有之，想派间谍潜伏下来进入核心部门，连门都没有。大陆上残存的国民党人员，经过肃反运动，基本上清除无余，万一有幸存身下来的，大陆上每隔若干年一次的政治运动，肯定也给整得灵魂出窍，噤若寒蝉，更何谈什么长期潜伏刺探情报？

　　从共产党一方说，却也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往台湾岛打入间谍。台湾岛地理上与外隔绝，两岸之间官方民间不通来往互为封闭等等，都是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那就是国民党也如共产党，在岛上开始了内部整肃运动。

　　这与国民党败退台湾一岛后的惧骇心态有关，也与岛上几番政治军事变化如“孙立人兵变”事件有关，当然更主要还是出于国民党总结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

　　国民党刚败退台湾，即成立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加以整党，另一方面则是吸取共产党间谍渗透内部的惨痛教训，对党政军系统进行全面整肃。国民党败退台湾，地盘小了，各类组织系统缩编，可“情治系统”却并未随之缩小，原军统演变的国防部情报局、原中统演变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都保存延续下来，一九五四年又成立安全局加以统筹，由蒋经国亲自主持整个台湾的情特工作，在岛上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广泛而细密的清查共党、揭露匪谍的整肃运动。整肃不仅涉及一般民众，更涉及党政军各界，连情治单位本身保密局、调统局也不得幸免。整肃中最经常使用的罪名就是“匪谍”，教师中有“匪谍”，军人中有“匪谍”，连老资格军统高干、当年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少将也遭到“匪谍”指控，被抓捕入狱多年。从近些年所批露材料来看，当年的抓杀整弄错了许多，殃及无辜无数。不过，不言而喻，共产党如果真地有间谍派往台岛，在如此环境中也就难以存身了。

　　间谍战的代价

　　共产党的间谍战打得漂亮，打进清出都漂亮，打进打得深，清出防得严，滴水不漏，令国民党无从下手，无论中统军统，统统无用。

　　然而，漂亮的间谍战却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无数殃及的无辜。对此应作怎样的评价呢？当然，这一评判不是指主事者，主事者有自己的行事逻辑，评价也已经作出，那就是“漂亮”。可以相信，如果主事者以后碰到类似情境，恐怕仍会采取同样的行事方法，仍会付出如许代价的。也不能从对立者立场出发，对立者遵循同样的行事逻辑，过去这样，今后大约也不会有多大改变。这里，需要跳出对立两极的思路，才能得到新的评判角度，这一评判角度当然不是虚拟的，无须另找，那就是现实中存在的“代价”们的评判。

　　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搞的反托派、抓AB团，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都与当时苏共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有关，许多做法都是经由共产国际之手，再转达给中共加以贯彻实施的。苏共与中共，前者老大哥，后者小老弟，一般方法只能是苏共创始而中共传承。即以国共间谍战，差不多也是苏联与西方间谍战的翻版。苏联与西方间谍战中，苏联也有如中共前后三杰那样的出色间谍，早期为三十年代的佐尔格，以后有六十年代深藏英国间谍机关的鼹鼠，还有最近刚刚暴露出的美国中情局的前苏联间谍，这都是震动整个西方世界的大间谍案，弄得西方灰头土脸的。反之，西方却从没有过打入苏联要害部门如此之深的间谍，叛逃的有，叛逃时带出情报的也有，但主动打入的间谍却没有。这当然只能归结于前述间谍存身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以苏联三十年代为例来看看“代价”究竟如何。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搞的大清洗，当时被抓杀并被指为“人民敌人”的，一大类直截了当地就称作“间谍”，其中还分门别类地指为英国间谍、德国间谍和美国间谍，如苏联元帅麦列茨维基曾被指控为英国间谍逮捕入狱，航空人民委员（即部长）也是苏联革命元老卡冈诺维奇之弟，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后被迫自杀身死，连斯大林卫队长保克尔最后也被指控是德国间谍而遭捕杀。根据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苏共十七次党代会上选举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补中委，其中83名遭到逮捕和枪毙，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和枪毙，这些人中的一大类罪名就是间谍。这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希特勒强烈反犹，其弟能够为德国人信任而成为德国间谍？可在斯大林个人独断专行下，一大批无辜者被抓被杀了，只不知其中是否真有个别真正的间谍在？三十年代及其以后为斯大林所抓杀的，赫鲁晓夫时代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八十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时代，更对此作出了彻底的公开平反。

　　如此惨痛的代价，却仍有说词，赫鲁晓夫“解冻”时代，当真相逐渐为世人所知，有人为之巧词辩护说，即便斯大林清洗的确扩大化到许多无辜，但此番清洗也有其纯洁队伍的实效，可资证明的就是，苏德战争开始后，苏联军队中未曾出现过任何“第五纵队”。赫鲁晓夫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正是由于这番清洗，大大削弱了苏联党政特别是军队的战斗力，加以斯大林个人的判断失误，而造成战争最初两年的大量伤亡和大片土地被侵。其实，赫所持仍然是当局者的现实功利立场，按此说，如果大清洗确有纯洁队伍的功效，大清洗就该肯定？

　　“代价”们自有自己的立场，那些被扩及的无辜者，那些不是间谍而被指控为间谍的无辜者，他们是绝不会同意“纯洁队伍”说的。可以想象，即便在他们之中真有间谍，即便清洗真有“纯洁队伍”的功效，他们也绝不会愿意以鲜血和生命作此代价的。

　　可惜，“代价”们总是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今天，我们已可以听到当年出色间谍眉飞色舞的现场说法了，可还是听不到多少“代价”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