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园地——记杨绛先生

乌尔沁

一

京城西边有一处号称“夫子宫墙”的三里河文化名人寓所，这是一片约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民居，是前苏联老大哥帮助修建的矮层红砖楼房，大门朝南，警卫把守，出入手续不断严格。这片民居西边紧挨着钓鱼台国宾馆，南头正对着国家科学院，再往南过了长安街则是木樨地的部长楼。三十年前钱钟书、杨绛夫妇从河南干校活着回到北京，开始没能回到三里河自己家，在研究所的办公室住了好长时间。对干校这段生活，杨绛先生写了有名的《干校六记》。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面回忆即将离开河南干校之前，跟钱钟书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默存（钱钟书）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就住下，行吗？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京城也有不少从河南干校归京的知名学者，这辈子不但再没重返河南，甚至连路经河南的飞机都不要坐，一提河南，有的高级学者就心有余悸，说那里不是读书人去的地方，说那里没有知识分子的一席之地。读书人在绝望当中下大田、掏厕所、种青菜、烧砖窑、打机井、种棉花，读书人也渴望有一小片自己的读书园地，可是临下干校前，书都烧了、毁了。当地人把读书人下干校叫做“戴罪立功”。１９９８年秋，学术界一大批知识分子合集出版过一本血泪之著《无罪流放》。

二

京城学界新近有种说法——文化顶尖名人当中有些人名气忽然大得出奇，但他们并不是靠着扎实苦干出来的学术和研究成果出的名，而是仰仗了大众传媒，也就是靠电视节目名扬天下。有比较善意的评论说到最具代表性的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因为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有家杂志就已经刊登了《围城》，小说写得当然超水平，可是家喻户晓知道《围城》的时候，还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商业化社会的现代中国。其实，钱先生笔下更加有名的《管锥篇》和《谈艺录》等理论著作，又有几个读明白了呢？为了附庸风雅和故作清高，一些号称准文化名人一哄而上，直扑钱钟书。读懂读不懂不要紧，只管迎合就是了。钱先生早就惹得传媒争相探望，央视《东方之子》前去访谈，不料也吃了闭门羹，钱先生坦言：我不是东方之子！钱钟书先生对媒体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吃了鸡蛋，为啥还要看生鸡蛋的母鸡呢？钱先生做人的态度一贯都是低调，一直到他最后辞世，遗体进入火化堂之前，身边仍然没有热闹、没有鲜花、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或真或假掩面泣祭的送葬队伍，只有以杨绛先生为首的少数几人在真诚守灵。好心的人理解：这是人家自己家里的事情，旁人不好搅扰和较真。如果真的有什么难办的事情，钱先生生前还是愿意出面帮忙的。有一次社科院里线装书库的资料员找不到古旧版本的《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了，就打个电话给钱老，钱老在家想了一下，居然能够一五一十指点资料员，书放在哪层哪节。因为过去钱老长期住过办公室，书看了不少。凡去过钱钟书先生家的人都晓得，他家里的个人藏书并没有多少，不像戈宝权先生光个人的俄文版的书就足够装配一个图书馆，钱老把看过的书的内容全藏进脑子里了。对钱老的学问，胡乔木称道：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李慎之也赞同说：《管锥篇》和《谈艺录》引征书籍多达两千余种，还不包括许多中国无处找的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乔冠华也不止一次夸奖：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ｍｏｒｙ！可不知怎么，这么大学问的钟书老居然不是博导。不但钱钟书不是，学问大的胡绳、李慎之、卞之琳、杨绛、李泽厚、叶渭渠、柳鸣九等等学者都不是博导（以《名人荟萃》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为参照）。过去，钱钟书等那批学者下放干校之前，全中国文学界的研究员也没几个。现在不一样了，满大街都是研究员、教授和博导。更稀奇的是，我们眼下的有些博导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仍然是研究员、教授和博导一肩挑。一位高级职称的资深评委说过：现在评比职称，已经不全是靠学问深浅了，勇于玩命也是评职称条件之一。

今天仍然如此，谁要是想访问杨绛先生实在比较难，最好您也别再前去打扰老人，杨老今年已过九十二周岁，应当还算是身体康健的。年前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之际，母校赠送杨绛先生一块四字名匾，上面书写：寿与校同……清华学府不但是杨绛的母校，还是她相识相知钱钟书先生的一处福地。

三

说真的，我们这些晚辈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年轻时代的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前辈的情谊友爱，是怎样的风致娟好。倒是在他们的晚年时光里，我看到了古稀年岁当中这对白发伉俪仍然恩情如初的场景——那是１９９７年秋天，钱老在北京医院干部病房的日子。讲真话，如果按照钱先生的社科院副院长级别，是住不进北京医院高干规格病房的，这里曾经住过冰心、夏衍、曹禺等名家。而副部级的人物在京城满胡同都是，像大名鼎鼎的韦君宜、李慎之等等人物也只能住在协和医院。不知为啥，驰名中外的吴祖光先生却住在比协和级别还低的朝阳区某医院？顾准先生去世之前，也勉强住过协和，顾准活着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在中国，看病也是萝卜青菜各有去处。几次我陪同胡绳、吴全衡夫妇前去探望钱老，因为钱老的病情不好进食，所以杨绛先生就每天从家里给钱老带流食，亲手用食管轻轻把煨熬的新鲜鸡汁和鱼汤喂给钱老。一日三餐从不间断，一天两次拎着保温饭盒从城西跑到城东，一跑就是连着几个月。风风雨雨的，别说杨绛先生当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年轻小伙子这么折腾，恐怕也要受不了。

我记得真切，杨绛和吴全衡两位江南籍老人每次见到面，总要在病房门口颤巍巍相互拥抱一下，亲近的贴一贴双双的面颊，互相寒暄问候，然后手扶手微笑着坐下来，谈苏州聊无锡说上海，嘀嘀咕咕满嘴都是吴侬软语。因为她们同是苏州同乡，所以从前的年轻俏事总让她们说也说不完。我记着，每次杨绛送吴全衡出来，到了走廊上，告别的话总是那句：好好保重着，趁我们还都年轻……然后呵呵地笑了。她们笑的时候，我分明看见她们干净洁白的假牙托都在上下晃动……每次陪全衡阿姨到了住院部大门口，她总会对我讲起她年轻时代的两根粗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甩一甩的在苏州跟杨必（杨绛先生的七妹）一起上虎丘山，逛观前，耍寒山寺，买牛奶糖的青春时光。有时候我会问：吴老，你年轻时候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白发苍苍的全衡阿姨及时打断我的话：哎，不要叫我吴老，我还不老呢！我赶紧笑着附和着说：对对，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接着，吴老又会自然而然念叨自己少年时代去上海投身革命，去重庆与人办《新华日报》，从香港回国参加开国大典的日子……有一次，我们在门口碰上李慎之，慎之先生张大嗓门高叫一声：小吴子侬还好哇！这一声直叫得吴全衡阿姨满面容光，她乐陶陶地说：这个慎之几十年都一直这么称呼她的，好听！接下来，他们会驻足某处聊呀聊，笑呵笑，话题差不多全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年旧事。分手时候仍然相约，将来聚会时一定要约上百岁老师苏步青。我听得出，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旁人不好闲问的，他们有他们的圈子和园地。

四

现在，年事已高的杨绛老人的生活和工作依然比较有规律，杨绛先生平常仍然每天埋头一些学术工作，编注和校订《宋诗选注》、《钱钟书文集》等等多部学术著作。另外，杨绛先生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和操持着自己的学问。这些年来，她的作品也同样名满天下。比如《洗澡》、《杂忆与杂写》、《干校六记》，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西班牙名著《小癞子》等等，都是杨老的心血之作。不久之前，杨绛先生还翻译了《斐多》，她说这是一本比较难翻译的东西，总算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译完了。现在出版社正准备开印第二版。生活当中，钱老杨老一点也不让人觉着难以接近。他们出了新作，总会想到身边的工作人员，端端正正写上某某阅者指正，然后端庄地送给人家。

身为社科院的专家和学者，杨绛先生还出版过一本叫做《隐身衣》的书，在作品当中，杨绛还问钱钟书：给我们一件传家法宝，你想要啥？结果，两位老人都选中了隐身衣，希望隐身书斋遨游书海，出门最好视人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对于媒体登门访问一类的事情，杨绛先生坦言表白说：其实，我们不见记者呢，倒不是对媒体有什么偏见，主要是不想让他们写我们，怕“打破”了我们的正常和安静。杨绛先生在三里河的住宅虽然有些小，老人家的居住面积还抵不上现在的一位科处长大，但是老人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别说在正常的日子里这样，即便是在“文革”当中，杨绛先生被迫分派打扫公厕时期，也照例把公用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门把手和拉水箱的细小地方全都揩得一丝不苟，还注意厕所通风没有臭味，那时杨绛先生打扫过的公共厕所也成了这个学问大家的一个“避难所”。今年九十二岁的杨绛老人仍如平常，普普通通地生活着、工作着，她说，钱先生已经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打扫现场了……其实，杨绛先生所讲的“现场”，也正是一代文化前驱们自己的园地。本来，读书人自己的园地应当是干净和道德的吧？却不料也有意外，当年对钱老拳打脚踢大打出手的人物，如今也正人君子一样好端端工作和战斗在这片根粗叶茂的文化园地里；而且，他们也把钱钟书、杨绛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园地，称作自己的园地；有时候表面上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号称与钱先生杨先生们为伍而感到自豪。不过，从我个人到八宝山告别室多次参加的遗体告别式来看，那些整人最狠、手腕最黑的“同志”，悼念会上的眼泪也最多。对了，这里也是他们的一个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