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为2003年的国产电影算了一笔账，结果是惊人的：2003年国产电影创记录地达到140余部，可总票房是多少呢？共8亿人民币。其中，进口大片就占了6.4亿，《手机》又占了5000万，剩下的1亿元就是国产140部电影的票房了，平均每部不到75万元。
而拍一部电影要花多少钱呢？业内人士介绍，最小成本的电影投资也不会低于100万元，这类片子只占1成左右；300万至1000万元投资的为中成本制作；1000万以上乃至上亿元的为大成本。即便按下限平均300万元投资计算，每部电影净赔225万。140部电影就是3.15亿，这肯定是一个保守的估算，实际可能是这个数的几倍。问题在于，这些钱是国有资产，也是纳税人的税金。
“中国的民族电影已经到了危急时刻。”这是我在采访中感受到的众电影人的焦灼。能这样说的人需要一些勇气，因为审片、评奖、出国……都需上方认可。
近来被电影局邀请参加对话、本应出言谨慎却又难以闭嘴的“地下电影旗手”王小帅说：“对于有这么多的人才，有这么多电影资源的国家，电影到了这个地步，确实已经到了不能不说的地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要说的。”
众电影人虽然出言激烈，但灼灼之中，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行业的复杂性和行业领导的体谅。比如大家都对“一千字提纲的规定”心存疑虑和观望，但大家都肯定，在这方面，业界领导目前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
在陈国星的工作室，他倚着摆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获奖雕像牌匾的玻璃柜说，“虽然现在由审剧本改为只交一个千字提纲，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出什么太大的意义，但其实主管电影的领导也明白，症结不在他们。总之电影的事，是我们整个体制的问题。”
“小说出版了，也让拍了，为什么拍出来不让放？”
大家皆言体制，具体到电影，体制是什么？它怎么限制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从众人所说的体制来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审查体制，一个是具体的管理体制。
审查体制并不完全等同于电影管理体制，有许多电影系统以外的因素，属不可控。仅就审查而言，电影通不过，一般人理解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文革以前就有的老说法了，意识形态在电影中如何表现，谁也说不清楚。毫无疑问，电影人都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哪还来的什么意识形态问题？说到底就是电影能不能反映我们的过失、能不能反映社会的阴暗面、能不能揭露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之类的不关意识形态宏观大旨的具体的题材。
陈国星举了一个他人的例子，某电影厂的战争大片《北纬38度线》拍了数年了一直没被通过，因为里面写了志愿军180师的故事。其实这个“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惟一被全歼的一个整师”的悲怆故事，给人的感动要远远大于一般宣传片，所表现的志愿军艰苦卓绝的精神令人刻骨铭心，而且关于180师的数十种书和文章已经在国内外流传了好多年了，但电影一涉及就成了大事。电影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倾向特别明显，以致形成其他文化产品都可以表现的东西就电影不能拍。
张艺谋的《活着》又是一个例证。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献民说：“那部小说的影响很大，导演也影响很大，制作期间媒体报道就很多。小说出版了，也让拍了，为什么拍出来不让放？说难听点，是否该回头去把小说一并禁止发行？而且这部作品还牵涉到海外资金，搞得两岸三地等待统一的人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聂建国说：“中国电影和其他受保护产业相反，享受的是‘最不惠国待遇’。进口大片允许的，我们不能拍。我曾在旧金山和陈冲、严歌苓吃饭，饭桌上她们就商量给电影局一个删节本，拍摄时再加些台词剧情。现在民间不投资电影，主要怕‘惹麻烦’，被禁了，没理可说。现在的少许产量，除贺岁片、拿奖片，主要是国家拨款的指标片，那还能看？”
人物的多角度、多色彩塑造，英雄人物的弱点描写等，在别的行当自从改革开放后早已不是问题了，而在电影业还经常是禁区。执导主旋律影片的陈国星体会很深：“你挑战的并不是一个题材，而是主旋律的片子怎么进行突破——在人物上、内容上、形式上进行突破的问题。在那些片子中我想写的是人，是历史中的错误，这是我片子中很重要的一笔。我拍过核武器，这次又有人找我拍航天的事情，如果我接的话，不可能再停留在飞天梦想的实现、华人世界的欢腾……这不行了。你接受就又面临着真实人物的多色彩塑造，就又面临着许多行业的干涉。”
这种“暗箱”审查方式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一个电影通不过，又没有什么说法，给整个电影界带来的阴影太大了，会使许许多多关注现实、力图反映真实的创作人员的心理变形：“改呀改，在这种创作中本来就放不开手脚，首先就自我约束住了，再加上这种责难，你想能拍好吗？”陈国星说。
没有什么可以公开的说法，就无疾而终，成百上千万投资付之东流，这是几乎所有电影人最大的不满。
“现在是两个极端，”著名导演叶大鹰在他位于北影的工作室接受采访说：“一个是政治尺度的模糊。谁也说不准，一部可能很‘擦边球’的片子竟然通过，而一个大家都认为没什么问题的却遇到障碍；另一个极端是，没有政治问题却趣味低级的片子越来越泛滥。”
叶大鹰拿自己表现早期共产党人的电影《红色恋人》做例子：“有些领导表面上不喜欢，但他们有些人私下对我表示很喜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早期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怎么能以自己心中的样子规定电影里必须是什么样子呢，怎么能那么随意呢？”
叶大鹰呼吁：“一个政府机构的几个人在办公室里一拍脑袋，就能将人家花了几千万拍的片子说毙就毙？它可能会在国外获奖，可能为国争光，可能告诉人民不知道的历史……”
确实，直到不久以前，电影审查制在一般电影人眼里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对公众开放，不像多数法庭审判或价格听证。电影拷贝交付电影管理局后，送拷贝的创作者或投资人没有正当渠道了解谁将负责审看、或已经看了，只能采取通过朋友打听等非常形式。当电影局的修改意见下达之后，经常仍然无法知道到底是谁的意见。如果一个创作者或投资人通过特殊渠道了解到这些情况，他就是个非常有办法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充满“地下”的色彩。
“领导在做这些决定时应该站出来，不能人家都不知道找谁，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毙。”没有片子被毙的叶大鹰却很义愤地为其他艺术家叫屈：
“一个杀人犯还有申诉的机会，还说明为什么枪毙他，而一个电影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像姜文那花了很多心血、投资人下了大本的《鬼子来了》被封杀，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姜文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姜文爱思考，表现了国民性中的弱点，还是表现了鬼子还有人性的一面？还有没有改的希望？一切都很暧昧……”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张献民曾经讲过一个事例，他说电影圈的人都知道电影《宋氏三姐妹》的遭遇。这部片子是影片拍摄完成后遇到麻烦。过程复杂而漫长，标题已经不是原来的，戏也做了重大删改。用某电影人的话：香港人很不热衷政治，他们从来不会拍摄毛泽东或蒋介石。但处在两岸三地中间的他们，在夹缝中找到了一个大陆、台湾都可能有兴趣的点，一个两边都不得罪的点，就是《宋氏三姐妹》。这个事件波及面很大，社会影响也很大，因为它是个大制作，三千多万港币，被管理部门一压就三年多。任何制作公司都扛不住这么大的经营压力，在那里的市场经济下，电影资金的周期不会超过一年。压了三年多，等于该公司在这个项目中亏损了一亿多港币。当时香港所有的电影公司都在看着这件事情。等待期间导演张婉婷发牢骚移民到加拿大去了。等影片终于上映之后，香港电影已经从全盛走到了黄昏。
“电影分级制度是将电影审查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标志”
要求电影审查不再暗箱操作的呼声此起彼伏。张献民分析近年来呼声越来越高的电影分级的关系时说，暗箱操作绝对不符合公众的经济利益。
“电影分级制度是将电影审查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应是《电影法》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分级必须制定明确的、对社会公开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会因为个别部门的意见、个别领导的好恶、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临时的政策而改变。分级还意味着审查必须有固定的委员会，其名单对社会是公开的，委员会的决定以投票方式进行。甚至，可以期望委员会成员有一部分不是公务员，而是从业人员协会组织选举出来的。”
一般大众甚至管理者对电影分级制度的“不感冒”，来自某种想当然：一分级，就好像大陆也要拍三级片了。对分级的抵制也来自商业利益和美国大片的进口商。张献民说：“电影分级只是电影审查公开化的一部分。电影审查不公开化，有损电影的社会效益。不仅使‘好’电影的效果达不到预期，也会放入市场一些国内国外的‘坏’电影，‘毒害青少年’。
“那些在美国12岁以下或17岁以下不允许观看的影片，如《木乃伊》、《暗流》，引进大陆后，没有年龄限制。其过分的暴力场面对儿童可能或已经形成的影响，称为‘造孽’根本不过分。”
期盼管理者成熟，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这是很多中国电影人在中国电影日渐雕零的严峻形势下的热切想法。叶大鹰举了一个令许多想把中国电影打向世界的电影人十分不理解的事：“前几年因为有地下影片参加了某国际上的电影节，我们公映的电影就不能参加那个电影节了，我觉得这很莫名其妙，很没道理。这个规则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在国家很多部委制定行业规则前都开始举行听证会时，惟电影还在靠“拿捏”、“揣摩”度日。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使众电影人大吃苦头，众导演都不约而同地企盼着电影立法。
但《电影法》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张献民在《90年后禁片史》中写道：“业内人士和社会舆论谈论的是《电影法》，等出来了的却是《电影管理条例》……该管理条例对于到底什么是被鼓励的、什么是不允许做的，只有原则的规定，预留了较大模糊范围。除了意识形态的基本规定外，基本是行政和程序的规定，就是让电影的审查、通过、制作、放映、宣传等在手续上更加复杂。”
尽管《电影法》十分难产，许多电影人还是知道，在审查方面，电影管理者也在努力改进着什么。他们在重奖在“体制内”工作优秀的人，甚至对青年人的低成本电影加以扶持（结果之一是这几年涌现了十多部电影处女作）的同时，也在努力减小官僚作风的影响。
“听说他们有一些内部规定。”张献民写道：“比如任何影片的审看必须三个人以上，审剧本不一定有书面意见但审看完成片一定要有书面意见。据说在姜文《鬼子来了》审看过程中形成的压力下，管理部门内部做了规定：一部影片送审后的十五到三十天必须将书面意见送给制作方。因为以前有过制作方等很久也等不到正式意见的情况，当时制作或创作方只能每隔几天跑到衙门里来通过朋友打听到底审了没有、有没有进展、处长说了些什么、局长什么时候有空等等。如果现在确实规定了审片书面意见的完成期限，比以前是一个大进步。
“审查最严格的时候，《电影管理条例》中有关管理部门随时有权力吊销已经颁发的发行许可证一事，被制作/创作者戏称为‘追毙’。就是在屋子里当面说得好好的，没事了，就上街去了。可等有关人员仔细思索之后，觉得不对劲，再赶到街上去当街击毙。95-97年曾经执行过这一条款，但这两年几乎没有了。”
“老百姓的接受能力增强了，对现代艺术，对导演的艺术追求，应当让老百姓去体会、消化”
“一管就死，不管就疯”，这是一些管理者对电影界的形容。实际情况是，似乎没见过“疯”，而是“一管就死”的状态。电影厂是电影管理体制的最显眼的晴雨表。
影视制片人、导演聂建国说：“我是在老文化部大院长大的，还在中央文化学院教过写作，可以说是眼看着中国电影业被管死，管没。前几年我和电视剧《雍正王朝》导演胡玫去北影，她说电影厂帐上只剩几十万元，还没一个导演存款多。去年我选中长影拍闹鬼剧《十三号摄影棚》，因为那里有亚洲最大的摄影棚，一共七个，但是空空荡荡，真是拍‘闹鬼’片的好地方！厂里的最大‘业务’就是卖厂卖地，这是中国电影业的可怕缩影。”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聂建国把很主要原因归结为体制结构不顺：
“2003年中国是排位第四的商品出口大国，但是电影产量和有些片子的质量甚至低于非洲和拉美的无名小国。问题不在国力科技，不在导演无能，甚至盗版大片，‘致命杀手’是政策和管理。
“当年电影局划归广电部，我就知道惨了。电影局曾是文化部的第一大局，捧在手里，含在嘴里，百般护爱，但是到了广电部状况就大不同，在广电部，中央电视台是当然的长子长孙，门庭若市，金钱如水。而电影局窝在东四一个小四合院，一年可怜的几个钱，看似贾家破落后的怡红院。电影局易姓的关键影响在于，从管理体制上把一个文化娱乐的大行业，变成一个新闻宣传的小附庸——严格分起来，广电总局管的广播和电视属于新闻宣传范畴，而原属文化部的电影局是属于文化艺术范畴。两者的规律截然不同。自从电影局被拿走后，文化部就成了空部了。他们只剩下戏剧和群众文化这两块，这些门类在现在的社会是什么地位？”
聂建国对当前的文化产业政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近中国出台以电视为龙头，突出出版和动画的文化产业政策，这反映了现实，但是电影哪去了？在全世界，电影都是第一文化产业，好莱坞出口超过航天航空，你不能指望出口《还珠格格》和《射雕英雄传》，而不是中国的大片《英雄》。”
并不总是抱怨，对于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众“布衣电影人”从各自角度纷纷进言。他们很希望管理者能通过媒体知道他们的恳切心声。
在望京的一座高层塔楼上，从“地下”转为“地上”的王小帅收起他那完全感性的前卫状，很理性地对记者说：民主集中制很好，但就怕“集中”的一瞬间变了。现在是解决如何“集中”这一点：“这个行业要细分下去，包产到户——民营的介入，独立电影公司的介入，自然会自生自灭、物竞天择。电影管理放开后，肯定有许多资源和势力介入，这里面肯定有许多是糟粕，也肯定有许多是优秀的。应该让社会自己去消化，去调整。做得好的可以维持，那些自以为是个人物的，可能市场、观众和电影界不认可，自己就走了，留下来的肯定是精英，他们知道世事艰难，不会胡闹，知道平衡……
“比如前几年对出国护照管理的改革，就是例子。本来各国花了那么多钱雇了许多人把守自己的国门，咱们还要花费同样多的人力物力替他们再把守一道，实在没这个必要。放开护照后，老百姓蜂拥而至，官员们做解释，不要紧张，请放心，谁都能办，什么时候都能办……结果马上有序了。其实替我们把关的最有效的关卡是海外的签证。
“因而，管理者要加强信心、信任，加强对行业里专业人员的信任。信任是广义的，有对受众的信任。在信息发达的社会里，老百姓的接受能力增强了，对现代艺术，对导演的艺术追求，应当让老百姓去体会、消化。反过来我们也应该注意，艺术是比较玄的东西，在未来分级片规定出来后，解决好对暴力、色情的处理。”
王小帅近来似乎越来越理性。对如果管理好电影，他建议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在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的同时，也可借鉴其他行业。有许多成熟的行业可参照，像贸易领域。本行业也有运作成功的，比如欧洲民族电影、好莱坞的市场因素……电影这个行业如何做，不要老取决于意识形态——我现在觉得电影最严重问题是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这个问题不解决，孙悟空怎么翻跟头都要掉下来。其实市场市场是不会让人胡来的，我们这些年轻导演不会无法无天的。市场化会给创作者、制片方都带来压力。也会让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这个能量被禁锢，核心竞争力就没了，这样我们中国电影参加国际间的竞争就不公平。这是个根。”
“电影要发展，最重要的是改顺体制。” 美国新大陆传媒总裁聂建国说：“当年国家出版局的独立促成以后出版行业大发展就是个好例子。应该有一个‘国家电影局’，或至少回归文化部。其次是确立法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至少让制片人和导演别比农民工还惨，现在农民都能跟官员说法论理。中国得有几起制片方对官员的胜诉，电影才有救。
“我对中国电影不悲观，做股票都知道什么是‘基本面’。中国电影有潜在的良好的基本面：市场广大，科技成熟，成本低廉，有大量空置设施和优秀导演演员。《英雄》是很好的例子。中国轻工和电子出口产品凭借人力成本优势可以横扫欧美，中国电影也可以，关键在于政策和管理。”
“中国电影的管理者应该帮助中国的青年电影人!”曾经是地下电影的主将并在国外多次获奖的张元扬起他的一头怒发对记者表达了青年电影人的委屈：
“90年拍的《妈妈》是我第一部电影。很幸运，当时西安厂给了标牌，使这部片子免去成为地下电影的命运，并参加了各种电影节，我得以了解世界电影的状况，那是自由奔放的状态。
“以后十几年我总是在一种阴阴晴晴的心境下度过，到现在做了十五六部电影，能在国内放映的不到一半，都是所谓地下电影。对我的惩罚也是沉重的，97年之后，广播电影电视部才对我做出恢复导演资格的决定。
“电影虽然只有一百年，但竞争很多：电视、游戏、数字音乐……今天是一个极度丰富的时代，但电影还顽强生存着，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极力保护本民族的电影，保护年轻人的创作热情。与之相比，我们过去对年轻影人的政策和管理方法显得很可笑……我们应向那些关爱年轻艺术家的地区和政府学习。像台湾专门有个电影基金会，资助那些年轻导演，不取任何回报。像法国文化部和外交部共同组成基金会，不仅资助法国本国的导演，还向非英语国家拍与好莱坞不同的影片的年轻人进行资助（欧洲的各种非政府资助组织就更多了），我就得过三次资助。大家看到共同的方向，艺术电影需要生存，人类的精神文化需要延续。而我在自己的祖国，却处处受到刁难扼杀，你想想做为一个人，他会是什么心境？”
真的很出乎意料，我在这些饱经折磨的电影者的眼中看到了很多真诚。他们在为电影局出谋，也在为国家着想。“相信年轻人吧！”张元呼吁：“在戛纳、柏林和威尼斯获奖是很为中国人增光的事，我还获得联合国和平文化奖，同时获得这么多的资助，这是一个国家的荣誉。全世界都能懂电影，电影是世界的语言。”
“大家都有互动、对话的愿望。其实我们的要求很多都变成了电影局的口号”
中国的电影管理引起全世界最大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电影管理者如何处理与地下电影的关系。
前卫电影或称地下电影、独立电影，是近年最活跃的国产电影，而多年来中国电影界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当其他电影一年产不了几部的时候，电影管理者还与这支最有生气的年轻队伍关系冷淡隔绝。这种局面从2003年下半年来开始改变。电影管理者开始跟王小帅等人接触，官民关系开始松动。
据说“官民第一次对话”发生在去年11月。那次，电影局采取主动，电话通知王小帅，让其通知贾樟柯、娄烨等国内著名独立电影导演，共同参加在电影学院举办的对话会。这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意外，因为“大家都习惯了被叫到电影局‘训话’、写检查，没有想到电影局的领导也可以到民间来。”（当然写检查不仅是年轻人，“大陆凡跟电影沾点边的，写过检查的人，数不过来。不单创作者、制作者可能写，管理者自己一旦疏忽也要写，任何领导如果有下级犯错误都可能写，港台影人也得写，评论者或娱乐记者也可能写，教课的老师也可能写，明星可能写，基本不识字的演员也可能被迫找人代写。没做过任何检查的人，或者太懂事了，或者还没进入电影这个圈子。 ”张献民语）
座谈会是在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的，参加会议一共来了100多人。“当时座位排得非常滑稽，”影评人张献民说：“整整齐齐地划分了两排，一边是贾樟柯、王小帅、娄烨、我、崔之恩、张亚璇……另一边就是官员们。像童刚、张丕民、吴克，艺术处处长姜平、制片处长周建东，外事处处长栾国志等，都来了。”
官员宣讲大概进行了1个半小时，之后就是张献民代表大家念那个“七君子上书电影局提纲”。
“其实签名上书的不止这7个人，一些导演是签了名，但迫于制片人压力，又改变了主意，还有些导演虽然没有撤掉签名，但还是迫于制片人压力，说不能公开他们的签名，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可以公开自己的签名。”张献民说。
座谈中竟还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没有通知任何媒体，因为这个会议是电影局组织召开的，而电影局的官员带来了《中国电影报》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记者。我感觉他们并不是为报道这个事件而来，只是为报道电影局官员的常规活动。所以我站起来说这是一个内部交流活动，不希望媒体做有倾向性的报道。正因为此，这个可以称为‘改变中国电影方向的里程碑’的会议一直未能公之于众。”
张献民表示，有很多导演都干过或者想干“上书电影局”的事情，导演滕文骥也搞了一个类似的东西，提出“影片决策人应该是导演”。娄烨和王小帅也曾经商量要将提纲复印200份，拿到金鸡奖颁奖晚会的门口派发。
“应该说多年来，大家都有互动、对话的愿望。其实我们的要求很多都变成了电影局的口号。比如电影局的人经常叫贾樟柯过去训话，后来贾樟柯不服就对他们说：‘电影局不应该是管理机构，而应该是服务机构。’结果这个话后来就变成了电影局的口号，说‘我们是为电影人服务的’。”
何建军、雎安奇、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张献民、张亚璇等“七君子”上书如下：
感谢电影局提供这样的机会与我们交流！我们非常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因此我们汇总了部分电影人的意见，就我们所关心的电影问题草拟了一个提纲，希望和与会者一起讨论。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
1、十多年来中国内地人在内地拍摄的部分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内地影院公映的权利。我们希望电影管理部门能够安排人员和时间对这些作品进行审查，以使部分从来没有经过审查但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规的作品得到与公众见面的机会。
2、我们希望在目前的电影改革的进程中，电影的审查或未来的分级制度能够对社会公开，具体来说就是包括影片制作者、媒体在内的公众可以了解各地审查或分级标准，审查或分级小组人员名单，审查或分级意见可以在媒体上发表。
3、我们认为应该以电影的分级制度来取代电影的审查制度。我们以为分级制的科学性在于首先能够保证电影导演的创作自由，同时对影片的受众范围予以分类和限制。这意味着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引导和控制电影受众，同时导演能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创作自由。
4、我们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物质的发达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希望对本土电影中具有创造性但市场能力有限的电影予以政策性的资助和保护，以保证民族电影文化的长久活力。
近一段时间我们充分感受到有关部门对改善中国电影环境、加速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对此深受鼓舞。我们认为今后应该建立经常性的交流机制。
2003-11-10于北京。
对于“七君子上书”，电影局局长童刚对采访他的某报记者道：“大家对分级制的认识差不多，我们也积极地在做。只是事情还没到成熟期我们不宜多说。”对于大家关心的“地下电影”能否公映的问题，童局长明确表示：“对于一些违规操作的电影，我们现在也在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认识了原来的不对、电影也修改通过的，还是有机会公映，只是要通过一些程序。”
从去年年底开始，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的《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等四项规定开始实施。
“不管怎么说，终于往前迈出了一步。”在2004年春天，张元的话代表了许多电影人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