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九 京城车夫

北京前门西大街。

我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临近前门大街时，我临时起意，做了一个右转弯想上前门大街。刚刚转过来，路边两个警察一招手，把我的车截停下来。

把车开到了路旁，我心里骂道，这中国的警察和美国的一样狡猾，专门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抓人！

坐在车里，我按照美国的习惯坐在车里等警察上来问话。左等右等，警察都不上来，两人居然站在一旁自顾自地聊上了。

我一想，好像不对，我应该上前去问候警察先生。

下了车，我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这要是在美国，估计那警察已经拔出枪来指着我大喊，别动！

两个警察停止了谈话，转过脸来看着我，“噢，你到底下来了，我们还以外你要在车上坐一辈子呢！”

我陪着笑说，不懂规矩。

警察问要我驾照，我就把那个加州驾照掏出来递了过去。

警察翻来复去地看了半天，对另一个警察笑着说，“这洋文咱也看不懂啊！”

又转过脸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语调里充满了好奇，脸上的严肃早就无影无踪。

“中国人在美国。”我连忙解释，脑海里浮现出北京人在纽约的情景。

“噢，那就是绿卡喽！”警察知道的还挺多。

“是，是！”我赶紧顺杆往上爬。

“你们美国开车被警察抓住了，都不下车吗？”警察还有闲心跟我聊天。

“对，都是在车上等着警察上来问话。”我很耐心。

“那为什么呢？”警察的好奇心还很重。

“可能是怕抓到的是一个坏人，跳下车跟警察拼命。所以，警察不让你下车。”我依旧耐心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美国警察厉害不？”另一位也上来凑热闹。

我笑着说，“不厉害，依法办事。”

然后警察递过一个罚款单，写着：禁转路口右转，罚款5元。交了罚款，警察问我，“服不服？”

我说，“服！”

“那赶紧走吧，这个路口不能右转！”警察很客气地跟我挥挥手道别。

上了车，我才注意到，前门西大街路口旁边真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画了一个禁止右转的标志。如果开车在100米外，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

在北京开车的一个难题是，需要记住太多的特殊路段的行驶方向和禁行规则，而且，这些规则还总在变，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陷阱。

这是阿唐京城驾车的第一次惊魂记。

94年11月，在从寰宇辞工的同时，我也自大唐公司脱离出来，在接受了一些滞销的硬件产品后，我也同时接受了那辆面包车。从此，我成了京城有车一族。

在从美国海归之前，我曾申请了一个国际驾照，想用于回国之后的汽车驾驶。等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国在此点上并未与国际接轨，那个国际驾照根本不能用。

没奈何，怀里揣着张加州的驾照卡就驾车上了路。天可怜见，在近半年的京城无照驾车生涯中，除了前门被抓住一次之外，另外在黄庄南的知春路口又被抓到一次。情节雷同，警察的态度也是先倨后恭。

如此一来，我的胆子也大了，反倒是再也没有被抓过了。真是应了那句话，越怕鬼，鬼越上门！不怕，倒是没事了。

刚刚由自动档驾驶转到手动档驾驶时，经常在路上死火。要么是发生在起步时，要么是发生在急煞车时。都是由於手脚的配合不好造成的。等到开熟了，甚至三档都能起步。

有趣的是，北京的司机喜欢鸣笛，但是对路口死火的车大家却都很耐心，静静地等你重新发动着。反倒是在美国，我曾经见过有人对路口死火的车鸣笛。

我在美国10个月的驾车史，有过两个罚单，一次小车祸。在北京6个月的驾车史，有过两个罚单，没有车祸！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居然有如此好的运气。

有一天晚上，我沿学院路向北去三环。路上突然出现一个施工后的大浅坑，周围任何标志都没有放置，我本能地向左打把躲了一下，险险擦碰到左线同向行驶的车。

那司机凶猛地把我的车别到路边停下，一对男女跳下车来对我大叫大嚷。在确定没有发生擦撞后，我不停地道歉并且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这次回中国，我发现我在很多地方被洋鬼子异化了，在与人起争执时，如果错在己方，一定会出言道歉。

结果，对方依旧不依不饶，还是不停地指责我的不是。旁边早就围上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倒是没有说什么，看热闹的人不干了，立马两个膀大腰圆的家伙站出来说话了，“嚷嚷什么啊？不是没撞着吗？！赶紧走人吧！”

我谢过了好汉，上车走人了。北京人这点上就是可爱，有正义感，敢出头。

还有一次绿灯通过路口时，被横向过来的自行车撞个正着，那哥们的闸显然是不好使，煞不住了。

我下了车，车体上有几道划痕。还没等我说话，那人反倒嚷着说是我的错。路中心指挥台上的警察不耐烦了，“要吵，到路边吵去！”

我们到了路边，我看着那骑车的哥们也不象是个糙人的样子，为什么就一定要倒打一杷呢？

我叹了口气，“算了，你走吧，修修你的闸！”

94年11月，我突然收到一个BP CALL，一回电话，是大马的贺始辰！他来了北京，住在外侨公寓。

我第一时间赶过去，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大马的朋友我回来了啊。他说，他只是试试，没想到我真的在北京！

这一次我带他跑了很多地方，还拉上小红一起去卡拉OK，想给他们俩牵牵线，可惜俩人都没有触电。那天，贺始辰唱了一个粤语歌，博得满场喝彩。贺始辰洋洋得意地说，“小儿科！他们都不知道粤语是我的母语。”

第二天，我开车载着他和二英女友去八达岭长城，刚下过雪，路上很滑。我发现煞车时，后面的车反应很慢，每次都险些撞上。保险起见，我下来一检查，煞车灯不亮了！赶紧找到一个修车铺子修好了，不然，这一路的雪地行车，早晚会被追尾！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大规模装备扫雪车，天一下雪，路面就变成了冰场，开车如同上战场，险象环生，事故频频。

95年2月，大马的张鹏程带着一票人马来北京。后来我才知道是大马的投资方来与X大谈合作，共同在大马建立一个合营公司。

我也曾带他们到八达岭长城一游。加上我，全车坐了6个人。按松花江面包车的设计，应该可以坐8个人。奇怪的是，快到八达岭关口时，非常乏力，我是用2档上去的。到最后的一段去往缆车的陡路上，把全车人轰下去才开了上去。

回来一检查，4个缸的火化塞有一个堵死了，只有三个缸在工作。当然，我们那天6个人，个个吨位十足也是一个原因！

成为有车一族后，京城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许多。

除了被人当作车夫，远东西，搬家，送孩子上医院之外，还借机游历了北京周边的角角落落，凡是地图标出来的公路，全部用车轮去滚过了一遍。

一次，驾车过了古北口，在去往承德的中途右拐上了一条小路，很快路就变成了石子路。我从地图上查到，此路将经司马台东面的涝洼转回到司马台，再与京承公路相交，於是咬牙颠沛前行。

在跃上一个分水岭时，一个极壮观的景象出现在我的面前。路旁的悬崖上，垂挂着一个硕大的冰柱，高约5丈余，粗若丈许，晶莹剔透，阳光下光影陆离，变幻莫测，恍恍惚惚间，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一次，在注册后的办理印章中，遇到一个女孩也在办理，彼此搭讪了几句。等我们赶到工商指定的刻章专门店不久，那女孩也来了。那家店的价格高出同类一倍多，我们愤而退出。女孩一看，也跟了出来，坐上了我们的车要跟我们一同去找便宜的店。

刻完了章，省了200多块，女孩非要请我们工作午餐作为道谢，於是四人一同共赴快餐。

女孩的家在广州，独自一人在北京经商，接国外的服装订单，在国内组织厂家生产。本来说好请她帮忙给我定做一套西装，后来一忙就忘记了。

这个女孩是阿唐此生遇到的奇女子之一，一直不知道她的背景，小小年纪为何能修炼到如此道行。表面上大大咧咧，却心细如丝，周旋各方，滴水不漏。尽管那段时间，她与我们三人联系频频，时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我们却从不知道她具体的住址及详细的个人资料。处得象好朋友似的，你却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阿唐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时候，我们三人在外面花1000元租了一个一居室合住，出入同行，女孩戏称我们是“三只小猪”！好像是典自于狼吹房子的故事耶。

女孩还介绍了她姐姐的一个在多伦多的朋友给我认识，那人正在北京公出，一起出去吃了个饭，我顺便了解了一下加拿大的情形。

一天晚上，大家跑到我们住的地方吃饭，我在厨房里当大厨，阿唐的烹调手艺还是可以一试的。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忙，突然冒出了一句，“你多大了？看你一付饱经沧桑的样子。”

我笑了笑，“是啊，岁月蹉跎！”

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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