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2001年是“中國年”——申奧成功、APEC會議、足球進入世界盃，還有年底給中國帶來巨
大機遇和挑戰、給中國人帶來極大興奮和忐忑的“入世”。入世到底能給中國帶來什麼，如果說其他
都還為時過早，有一點是肯定的——入世帶來巨大的人才流動。而“海歸派”以其國際化的學歷背
景、在國外涉足高科技領域的技術優勢，成為人才市場的“新寵”。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兼職教授薛瀾這樣評價留學生對中國的影
響：審視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中國的第一條鐵路是留學生造的，第一顆原子彈是留學生送上天
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是留學生發射的，第一個工廠是留學生回來創辦的。中國每一次向前推動的力
量，近百年來中國每一次經濟上、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和進步，在某種意義上都或多或少跟留學有關。
他認為，留學生將推動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他們將成為世界公民，具有世界性。當然在觀念上，他
們都具有一顆火熱的中國心，但是行為方式上將體現全球性。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最近發布了一份名為“中國留學歸國人員”的調查報告，從留學目的、婚姻
狀況、留學收穫等幾方面展示了留學歸國人員的基本狀況，通過對1045個有效樣本的分析，得出結
論：大部分留學歸國人員選擇回國後的工作時最看重個人的發展，78.8%的人選擇“能更好發揮本人
才能的職業”，而選擇“能掙錢”的只占3.3%。出國留學人員最關心的事情是“國家前途命運”，留
學生身在海外，每個人親身體會了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和命運。選擇關心“個人前程事業”和
“生活改善”的分別占第二、第三位。
-理由一
回到主流社會
在中國，如果你問：“欒平是誰？”外國人一定不知所云，而大部分從樣板戲時代過來的中國人
都會會心一笑，很自然地聯想起《智取威虎山》裡那個小爐匠和他結結巴巴的醜態。可是美國文化里
“小爐匠”一類的人物，我們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國呆了近20年、美國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
可是對電梯裡的笑話還是一臉茫然。正是這種文化層面的深層尷尬，讓海外學子在國外總有一種游離
於主流社會之外的感覺，雖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國公司、住在富人區、孩子就讀於名牌學校。
許志敏，湖南人，當過知青，1981年到北京，在機電部自動化研究所工作。工作五年之後，許自
費到美國留學，先在緬因州一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到波士頓大學讀博。畢業後的十年中，先後在幾
個公司內工作，在最後一個公司做了五年，到了副總的位置。在此期間，有兩三年時間，他為公司在
蘇州開辦工廠，來往於中美之間，由此引發他歸國之想。1999年6月，許辭去美國公司職務，謝絕挽
留，毅然回國，開辦了目前的公司。現在他擔任北京中一商網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
許志敏說：“回國的想法我一直有，當初出國的時候，我的想法是兩到三年後就回來。但是幾年
以後，覺得回國的時機不成熟。於是我就開始讀博士，1992年，中國進入一個發展的高潮，但是當時
我正在做博士論文，畢業後在美國又工作了十年。1999年，我感覺美國IT業的發展已經達到高潮。當
時，我的年收入有20萬美元，而且是公司的副總。我辭職時，別人都不理解。總裁挽留再三，問我，
為什麼要走？我當時沒說。現在我自己分析回國的動機，主要是國家的發展程度到了，自己回來有用
武之地，一方面在中國市場上占據一個有利的位置，日後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另一方面也了卻了自
己“葉落歸根”的心願。許說，他回國以後面臨的最大的考驗，就是中國的市場不規範。
1987年自費到日本、1993年來到硅谷的馬勁，十餘年的奮鬥使他從高級技術人員成為世界五百強
ROHM公司的美國副總裁。但是，“成為CEO、從事人事管理後，那種文化的差異將會令你非常痛
苦，你是在電梯間開不出玩笑的黃種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進主流社會”，正是有感於
此，他決定回國創業。2001年7月15日，他回到上海創辦思略微電子公司。馬勁說：“我看到了我在
硅谷的職業瓶頸，只有在硅谷工作十多年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事業在中國。我想我們到了這樣
的時刻了。”
-理由二
回國形式多樣
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海歸”派越來越成為引人注目的力量。據北京大學人事部副部長劉耕年
介紹，北大在校的1000餘名有博士學位的教職員中，三分之一是從國外學成歸來的。他說，過去留學
歸國的學者主要集中在傳統基礎學科，如文史哲、數學等，理論性強，應用性差；計算機、電子等方
面則鮮有歸國學者。但是今天在北大這些系科中起重要作用的學者教授大多是留學歸來的。此外，在
工商管理、法律等應用文科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歸國學者。
劉耕年分析說，歸國學者青睞大學主要是因為目前國內的情況發生了變化，大學的辦學條件有了
很大改善，吸引人才的力度也不斷加大，歸國學者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有了保證。同時，北大的不少
系科也有自己較為靈活的用人體制，以多種方式吸引人才。北大目前有10個長期特聘教授，分布在生
物、化學等領域，他們均在國外大學任職，每年有3個月在北大講學、研究；著名的北大中國經濟研
究中心等院系，擁有多位“綠卡教授”——即擁有美國永久居留權，同時受聘於該院系，任兼職或全
職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薛瀾說，在80年代，留學生回國的概念還停留在“學成歸來”。而跨入90年代，回
國服務的形式出現了多樣性。有的人回國內企業，用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發展帶動傳統產業；有的人放
下外國的工作回國創辦企業；據我所知大多數取得綠卡的人還在兩邊跑，或者是在外企工作，派駐亞
洲。
-理由三
剪不斷故鄉情
俞孔堅，曾任哈佛大學教授，回國後受聘北大教授，北京大學專門為他的城市景觀設計創辦了研
究中心，他自己在中關村創業園創立了“土人景觀”設計公司。
已進入不惑之年的俞孔堅講述了一個“一包鄉土”的故事：1995年，當他從北京林業大學園林系
研究生畢業、拿到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的時候，母親從家鄉村前的風水林里，取來一勺泥
土，精心用紅紙包好，親自交到兒子手裡，告訴他，無論走到哪裡都不要忘了帶上故鄉的泥土。
於是，俞孔堅多年來身邊一直帶着這包“鄉土”——在北京，在美國，到歐洲考察時也帶着它，
他從此稱自己為“土人”。1997年，“土人”回國了，依然帶着這包鄉土，帶着母親的期望，帶着一
流的科研技術，回國致力於發展中國的景觀規劃和城市設計事業。
“故鄉情結”不僅是促成他回國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城市設計理念的靈感和源泉。俞孔堅的城市
規劃、區域景觀、居住舍區、旅遊風景力求充分體現“天——地——人——神”的和諧，把握自然、
歷史、文化和人類的和諧，創建現代化的生態城市、生態景觀。
回到中國的俞孔堅感到如魚得水，他說，沒有一個外國人會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他更了解中國
的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的心理特徵，他能夠將先進的設計手段與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審美結合起來，讓
作品更加人性化、自然化。俞孔堅這樣定義“土人”的理念：土人即鄉土人、土人即民族。他將艾青
的詩句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什麼眼中包含熱淚，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理由四
中國市場好大
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赴美留學後又回到中國的劉馳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國家，有許
多機會。他說：“美國有80多萬律師，光是在紐約州律師協會註冊的律師就有五六萬人，沒註冊的律
師還有相當的數量。而中國全國才有10多萬律師，可中國有將近13億人口，美國只有2.5億人口，可
見律師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相當懸殊，市場之大可想而知。”
在美國硅谷從事家電芯片行業的馬勁，從打算回國到真正動身用了兩年時間。在中國成立公司，
馬勁看重的是中國未來的龐大市場。“五年前，我和中國家電廠家談芯片，他們仍是敬而遠之而大談
搞價格戰，在今年，他們開始發現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來了。”
風險投資家呂強與李人潔認為，市場是硅谷回國潮的關鍵。美國硅谷有信息、人才與資金優勢，
中國台灣地區經過多年國際競爭，在壓縮成本與工藝製成方面有優勢，而中國大陸最大的吸引力是龐
大的市場與人力優勢，缺的是經驗。在硅谷的華人精英最早看到這一點，也明白只有他們才能整合這
些優勢。
英特爾公司投資總經理DUANG KUANG稱：在未來的5至10年中，從硅谷和世界各地回來的華人
創業者將給中國帶來50至100個產值達10億美元的公司。
-理由五
我的壓力和責任
韓庚辰，農民出身、在海外種子公司摸爬滾打了7年，後回國發展。在中關村創業園區，圈內人
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我要讓中國的農民用上最好的種子。”
作為多年來研究種子的國際種子專家，韓庚辰回國註冊了自己的種子公司——奧瑞金種子科技開
發有限公司。經過幾年的發展，如今他的玉米種子在中國農業市場上已經達到了相當的占有率，在全
國建立有5個種子基地，去年的銷售額達到5000多萬元人民幣，今年有望達到7000萬元。
1984年赴美國衣阿華州立大學讀書的韓庚辰，先後擔任國際玉米小麥改良(墨西哥)博士後，美國
先鋒種子公司研究員。總是戲稱自己是農民的他說：“我生在黃土高坡、長在黃土高坡，最終還是要
歸根大黃土高坡的。”他選擇種子栽培技術為研究方向，就是“要讓中國的農民用上最好的種子。”
他說：“作為一個中國的農民，我有這樣的壓力和責任。”奧瑞金公司的核心工作就是通過現代
化的科研手段，培育、改良適合於中國不同地區種植的高產、優質玉米及其它農作物新品種。
-理由六
不再隱晦名利
王永強，1996年從中國畢業出國，在美國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學中讀MBA，畢業後回國，創辦宜
家家居網站。如今公司40人規模，聲稱“做得很艱辛”。
“我在出國的時候，就想好了要回國。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機會當然還是在中國多。目前中國
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這主要反映在家居生活的水平提高，必然會投入很大的資金。再加上中國房地
產業發展良好，這對於我的事業，無疑是利好。不久前，北美一個商業協會的主席到北京來，他說，
中國的情況非常好，市場潛力很大。”
王永強認為，風險所在，正是機會所在。在國外有很多機會，但是中國的機會更多。與國外相比
較，國內各方面的配套措施還不完善，但如果坐等或猶豫不前，就會錯失機會。如果等一切都完善
了，機會也就沒有了。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風險越大，機會越大。
採訪中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非常坦率的留美博士“語驚四座”，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恥
於談個人利益，歸國者大多羞於承認自己是為名利而歸。坦率地說：當初出國，一些人求的是名利；
今天回國，依然為的是名利。這沒有什麼可羞羞答答的。我想說的是，人的名利之心本來是社會發展
的原動力，根本沒有必要去貶損它。社會的體制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原動力，是否能規範和引
導人的本性向着既有個性表達空間，又有利於社會進步的方向發展，是區別一個社會優劣的重要標
志。”
-理由七
好項目沒國界
從小生活在清華大學的齊欣，1984年從清華建築系畢業後留學巴黎，1997年在香港工作兩年後回
到祖國。他坦言：“回不回國對我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對於齊欣來說，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他視之為生命的“項目”。他常常說：“一些好的項目可能
一輩子也碰不上一個。”回到中國，他就碰到了這樣一個難逢的項目——由國家財政部、世界銀行貸
款，國務院國家會計學院要建立一所專門培訓銀行行長的、號稱“經濟建設時期的黃浦軍校”的國際
一流學校。7個億的投資一半會用在建築上，這是最讓齊欣心動的東西。
齊欣是為建築而活，為項目而流動的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好的建築師應該是沒有地域性
的”，並承認自己的地域性就不是特別強。為此他去法國、去香港、去世界各地採風、畫圖、找靈
感。最終他選擇回來，也是為了更好地做項目。他客觀地分析了自己回國“感覺很好”的原因，歸納
出了三點：一是發現自己帶回來的東西都有用；二是國內工作好找；三是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建築市
場。
出於職業需要，齊欣到過許多城市，他評價說維也納和馬德里最適宜人類居住，但他還是最喜歡
北京，喜歡北京的幽靜和大氣，喜歡北京對政治的敏感和寬闊的人行道。不過，也許他迷戀北京的深
層原因，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北京人，所以對北京的優點體會得特別到位。
-理由八
回國自己做老闆
劉建亞，1984年畢業於南開大學，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1991年進入加拿大一個生物技術企業參
與產品研發，1995年回國創業。目前他擔任天津泰達華生生物園首席執行官。
劉建亞說：“創業是艱辛的，我本人也經歷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隨着對國內環境的深入了解，我
和很多已回國的朋友們都深深體會到大家應該展開合作，聚集資源，建立更大的團體發展，融入到整
個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大勢中去，從而在國際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經過幾年的努力，劉建亞的
天津比特菲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在全國建立了14個辦事處，產品在一萬家藥店和超市中形成了銷售網
絡，公司的規模也迅速擴大。
朱榮輝，30出頭，留着惹人注目的絡腮鬍子，意氣風發中頗具男子氣概。他去年從美國回國，現
任北京美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裁兼董事長。
畢業於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的朱榮輝，一開始並沒有選擇出國的道路，而是先後進了兩家外企，
受聘於飛利浦霍爾茲曼和摩托羅拉兩家著名的跨國公司，任高級經理和顧問。此後，經過深思熟慮，
朱榮輝決定出國留學，然後回來為自己的國家做點事。“我們許多在海外留過學的人都深深感到，只
有時時將個人的發展與祖國的繁榮富強聯繫在一起，才能真正使個人的價值得到實現。” 資深
風險投資人、宏基風險投資基金呂強說：“在美國硅谷，出現過三次回國浪潮：第一次是1999年前
後，以亞信田溯寧為代表的極少數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資歷非常短，大多只有一兩年硅谷工作經驗的
留學生帶來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膚淺的融資神話；這第三次是真正的硅谷精英的回歸，在美
國紮根十年的他們，不僅帶回了硅谷科技開發的精華和中國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統管理經驗，而且
帶回了硅谷的市場網絡。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現象。”
在硅谷華人中，還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國的門檻邊觀望。2001年5月，硅谷經濟研究權威——加
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李安娜教授在對2000名硅谷移民的最新調查中發現：占硅谷外來技術移民46%的華
人(大中華區)中43%願意在未來合適的時機回國工作，77%的硅谷華人稱自己已有一個以上的朋友或
同事回國。她判斷，中國加入WTO之後，這將是一個普遍的心理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