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痕迹——镜头中的世界遗产

周剑生

编者按：新华通迅社主办的《摄影世界》2022年第六期发表了“追求历史的痕迹——周剑生和他镜头中的世界遗产”的文章和黑白摄影作品。周剑生关注世界遗产28年，足迹遍布127个国家和地区，拍摄了500多处世界遗产，被誉为追寻世界遗产的“独行侠”。

一、继往开来
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我回国整整七个月，主要是想完成两件事，一是赶在冬奥会前落实将08年我在北京奥运村展出的百幅摄影作品捐赠给首都博物馆，二是拍摄近年来新登录的盐城候鸟栖息地、泉州古城、良渚文化遗址和铜仁的梵净山等世界遗产。在拍摄了候鸟栖息地和捐赠了作品之后，由于疫情反反复复，我被困在了北京。无奈之下，我想即来之则安之，就在北京安营扎寨吧。在好友吕小中的窜腾下买来一台与他的同型号显示器，潜心研习，我早有心想利用较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二十八年来拍摄的世界遗产图片以黑白形式来展现。美有多种，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在华丽与简朴中，我更倾向于后者，我认为：一位贵妇人，摘下首饰，洗去铅华，还原本真，会给人一种“出水芙蓉”的之美。古人说“大道至简“、“大味必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想法，黑白影调比彩色要更简炼，更有冲击力。也更适合表现我所拍的世界遗产这个主题。摄影从胶片时代进入了数码时代，赋予了后期调图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将整体色彩直接转换为普通黑白，或转换为红外镜下的黑白，或减局部红后再变黑白（或减蓝、减黄、减绿或多减、或少减）虽然是黑白，但其层次感却可随心所欲，变化无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用了两个月时间调试出一批黑白图片，前不久经吕小中的朋友转发到几个专业网络上，受到好评。特别是四月影会创始人之一的金伯宏概括地给出了十二个字的评价：“黑白光影，古远氛围，神秘效果”。让我欣喜。
昨天，《摄影世界》记者王丹从北京与我通了话。说明为配合今年6月11日的“中国文化日”，计划刊登我的一组世界遗产的黑白作品。希望我从自己的摄影经历开始讲起，是如何热爱上摄影的？又是如何将世界遗产作为摄影主题的？
我不由得回忆起往事，父亲有一台折叠式135蔡司相机，经常给家人拍照，唯我童年照片最多。也许就是潜移默化吧，文革时期部队大院的孩子就像电影阳光灿烂描述的一样穿着白色回力牌球，骑上“飞鸽”“永久”牌自行车，我骑的是英国兰菱厂的“三枪”牌（如同今天开着保时捷）。我们三个男孩在北海公园迎面去和四个女孩搭话（“拍婆子”）。我用父亲相机给其中的一个女孩拍了照，听说她一个星期之后回湛江。当天我买来显影药与定影药，连夜里我冲出了人生的第一个胶卷，这初恋的影像至今还保留着。
1971年在成都入伍，把自己的浪琴手表卖了120元，添上几元钱买了一个海鸥牌4C相机，这是个既可装120又可装135胶卷的相机。当时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只舍得买5毛1分钱的散装135电影胶片。条件虽艰苦，创作欲望却很强烈，中午也不休息，拿着照相机练习各种曝光与构图，将一寸的照片贴在笔记本中，记录上曝光数据。73年4月21日成都军区《战旗报》发表了我的第一幅作品（一名战士教老大娘学习文化）把我激动得一夜睡不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报刊上，在四川省及军区摄影展览上陆续发表了30多幅作品，把我们西藏军区陈明义司令员（文化大革前唯一的全国摄影协会会员的将军摄影家）高兴坏了，托大哥陈赤军给我送来他的亲笔题字：“很有成绩，希望发扬”（至今珍藏着）。
由于有了部队的成绩，76年我被分配到了石油化工部直接担任摄影师，78年底通过康世恩部长批文，用国家外汇从日本直接进口了两套玛米亚RB67型相机和当时全国的第一只37mm鱼眼镜头。我用这只特镜头在上海福州路的警察岗楼下，躺在地上拍摄了一幅警察左手提着暖水瓶，右手攀登铁梯上岗的图片。《中国摄影》夏同生主编看到后，很惊喜，将这全国的第一幅用鱼眼镜头创作的题为“上岗”的作品发表在1979年第5期上。我也因此于80年5月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我在同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四月影会》上展出了十作品。其中“老夫今日走麦城”的标题是由王志平取的，在当年国内及香港摄影刊物上均被转载，并在四月影会十周年而出版的《永远的四月》封面刊登。1990年我在日本多摩美术大学院攻读艺术硕士，为了完成全日空招贴广告《载梦而飞》我在海滩用三脚架和深灰镜第一次拍摄日本的裸体少女，使少女的形体成虚幻造型。此作品受到指导教授赤坂先生的特别推荐，他写道“周君的招贴广告设计受到10名在场教授的一致好评，被评定为专业级。”
二、结缘世界遗产
我总结自己是个摄影杂家，拍过人物，广告，风光，又拍过工业题材。直到1994年，我的第一次欧洲行拍摄了巴黎圣母院，圣米歇尔教堂，荷兰的风车群和布鲁塞尔的广场。
回到日本后在银座看到一个《100点世界遗产》的摄影展，才知道自己在欧洲拍的这些名胜古迹与中国的长城，日本的京都古城一样都有个共同的标签，叫做“世界遗产”。当时那个展览作品是由世界20多个摄影师拍摄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在东京上映，电影将中国色彩及中国传统文化描绘的淋漓尽致。作为中国人的我能不能一个人完成100点世界遗产的拍摄并将其介绍给中国？当时全世界也不过有420处的世界遗产，我都拍了也是可能的呀。自己由然而有了一种使命感，启开了我的世界遗产摄影之旅……。
2002年底我在拍摄了77个国家200多处世界遗产后在东京举办的第一个世界遗产摄影展。日本村山富市前首相为我亲笔写下了致词。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做了报道。2003年中国教育部全委会杜越副秘书长与我联系，邀我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举办展览。但因非典原因被迫取消，这正好给我留出了一年的准备时间。2004年6月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如期在苏州召开，大会邀请我在主会场举办了《一个中国摄影家眼中的世界遗产》展。与此同时由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办，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也举办《世界遗产-著名摄影家周剑生摄影展》。陈昊苏会长亲自参加开幕式剪彩，并授予我和平友好基金会荣誉理事的证书。中国美术馆的冯远馆长和收藏部郑作良主任二人找我谈话，决定一次性收藏我的10幅摄影作品（当时为建馆以来最多一次）。2005年央视4台《東东时尚》为我录制了“周剑生 世界上唯一一位只以拍摄世界遗产为主题的摄影师”的专访片。同年底央视闫东导演（“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总导演）给我打电话说接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最重要举措是决定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让我准备一套尽可能全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图片，去参加由他策划的2006年6月10日大型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直播行动》。
记得当天节目开始是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和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代表政府在视频前庄重宣布：“从今天开始，今后每年的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将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成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日……”。节目因为是实况直播，不允许任何纰漏。事先让我与部长坐在一起熟悉场地，要求他下场同时我上场，屏幕上切换“广告语”时，我们“换人”。接着由男主持撒贝宁和他的师姐李潘采访我。李潘是个四川人，一开始就问我是怎样去拍摄的乐山大佛？背景银幕上立即出现我拍的乐山大佛图片，之后滚动播放了我的其他世界遗产作品。
三、摄影历险记
我的座右铭除了“不打无准备之仗”之外，还有个“响鼓重锤敲”。每次出发前，整个行程已经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琢磨、演练多次了。为了寻找“不一样”的角度，往往要“绞尽脑汁”。
比如在拍摄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岩石教堂时，教堂建在2600米高的岩石高原上，入地十几米深，我想拍摄到它的全貌，又无条件航拍（当时还是胶片时代），我便“土办法”上马了。找来3根竹竿，用布条将其捆绑连接在一起，在竹竿顶端固定了照相机，再固定一台小型摄像机。雇了几个当地孩子将竹竿撑起。凭着这随风摇曳的“单脚架”，利用摄像机的屏幕取景，用10米长的快门线拍摄，拍到了航拍也难达到的效果。
还有一次在拍摄位于智利复活节岛的巨人石像。我查阅大量资料，还从来没有人拍过石像的夜景，我便在东京出发前每晚在公园里，对着几块大石头用闪光灯练习曝光量，抵达复活节岛的第二天从房东家租来一匹老马，带上拍摄需要的器材和装备，骑着马唱着歌顺着小路前往往荒凉的遗址。当天真有一轮大大的明月，拍得我心满意足。但突然发现天黑了辨不出回去的路，在几次寻道无果后我想起了“老马识途”，索性放开缰绳，没想到老马晃晃悠悠地载着我走了两个小时，最后真的把我带回了所住的村子。
一次在希腊拍摄悬在半空的修道院后，在下山的路上，突然蹿出几条野狗，围绕着我咬，我用力地甩着摄影包和三脚架，试图驱赶它们。但狗叫声越来越大，性命攸关之机突然眼前出现两束灯光，原来是两个神甫开着货车路过。野狗群见光才四散而逃，神甫载我回到旅店，我坚信他们是上帝派来的。
在拍摄127个国家中，意想不到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水城威尼斯，为了选择具有新意的拍摄角度，连人带器材一起掉进了运河。在巴基斯坦曾误入白沙瓦核试验基地，在军官的盘问下，我装作回放拍摄内容，巧妙地将拍到的基地场景都洗掉，才侥幸脱身。在危地马拉东北部的蒂卡尔国家公园，为了拍摄这座最大的玛雅古城，夜闯热带雨林，用闪光灯拍摄结果惊扰了老虎，怒吼高起，我当机立断丢掉所有的器材逃出森林。在朝鲜王宫昌德宫，为了寻找一个合适角度，我佯装内急，闯入一处正在施工的饭店，跑上三楼，在女厕的窗台上完成了拍摄。后来日本世界文化图片社在选照片时大感惊奇，说从未见到过这种角度的昌德宫。当时我内心想那是因为没有摄影师敢闯进女厕所罢了。
四、匠人匠心
个人体会拍摄世界遗产要比拍摄普通风光难度大许多，拍风光片重要的在于“感动”，只要看到动心的景色，随时随地均可创作。但拍摄世界遗产，首先要考虑“主题”，离开了遗产本身，一切都不重要了。为了拍摄世界遗产，很多时候我开着车看到眼前动人景色时也只能忍痛离去，甚至都不敢回头再看上一眼。我认为“专业”摄影师要讲点情操，有点信念。不可一心二用，一心多用，不可“见色忘义”。
另外，在拍摄世界遗产地时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最佳拍摄光线时刻人家不开门，不允许你进入，急得团团转，只能另辟奇径，或者是利用远距离或其他角度去捕捉。有些文化遗产不允许你带三脚架进去，这就需要开动脑筋想窍门。比方我在拍西班牙巴塞罗那高迪建筑时，三脚架存在入口处，站在房顶上看到好光线，便移动了一个大垃圾箱，把相机摆上去拍摄。我动手能力较强，自己制作了一个圆铁盘，中间打个孔，用螺丝钉固定上一个云台。摆在地上同样起到小三角架的作用，而且还是个难得的“低角度”。在印度石窟中用它拍摄周边石刻，保安大叔赶过来查看，我说这可不是三个脚架，他无奈地点点头走了。
拍摄遗产全貌，超广角镜头不可缺少，因为要尽量去表现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日本的摄影师们不太喜欢超广角，他们认为会变形。这恰恰便宜了我。我的代理商告诉我，我的作品能卖价高出市价四分之一的价格，除了代价高之外，不排除我有与众不同的新颖表现力。
日本《妇人公论》连载我作品13年，接着《周刊钻石》的连载今年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预定10年。这两个主流媒体前后连载二十多年。前年的日本写真家协会年会上，一位日本拍摄界朋友说这种业绩日本人都不可企及。目前世界范围的疫情持续了两年之久。对我来说，一方面是痛惜失去拍摄时间，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赶在了时间的前头，已经完成了127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遗产拍摄。
今年4月20日，由于疫情控制，省际间移动受管控航班十分不稳定。为了万无一失，20日当天从北京飞大连的航班早中晚我一共订购了三个航班的机票，临行前真如所料，其中两个被取消。多亏了自己的考量，次日21日顺利地回到了日本。94岁的老岳父得知后打趣地夸奖说“剑生的头是圆的（意为谋事灵活）”。回到日本后，我抓紧时间补接种了第三针辉瑞疫苗，这几天又抓紧时间种植两颗牙。因为日本同欧洲一样已经基本开放，我也跃跃欲试，横刀立马，伺机再次冲入欧洲大地，去拍摄那些未完成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拍摄。

周剑生简介
1950 年出生，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日本写真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基金会荣誉理事。
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主会场内举办“一个摄影师眼中的世界遗产”摄影展，2008年在北京奥运村举办世界遗产图片展。曾在中国香港、意大利、比利时、波兰、日本举办个人摄影展，作品摄影集《世界遗产40周年》获得第64届美国“班尼奖”金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意大利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