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歷史的痕跡——鏡頭中的世界遺產

周劍生

編者按：新華通迅社主辦的《攝影世界》2022年第六期發表了“追求歷史的痕跡——周劍生和他鏡頭中的世界遺產”的文章和黑白攝影作品。周劍生關注世界遺產28年，足跡遍布127個國家和地區，拍攝了500多處世界遺產，被譽為追尋世界遺產的“獨行俠”。

一、繼往開來
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我回國整整七個月，主要是想完成兩件事，一是趕在冬奧會前落實將08年我在北京奧運村展出的百幅攝影作品捐贈給首都博物館，二是拍攝近年來新登錄的鹽城候鳥棲息地、泉州古城、良渚文化遺址和銅仁的梵淨山等世界遺產。在拍攝了候鳥棲息地和捐贈了作品之後，由於疫情反反覆覆，我被困在了北京。無奈之下，我想即來之則安之，就在北京安營紮寨吧。在好友呂小中的竄騰下買來一台與他的同型號顯示器，潛心研習，我早有心想利用較長一段時間，把自己二十八年來拍攝的世界遺產圖片以黑白形式來展現。美有多種，每個人的喜好也不同，在華麗與簡朴中，我更傾向於後者，我認為：一位貴婦人，摘下首飾，洗去鉛華，還原本真，會給人一種“出水芙蓉”的之美。古人說“大道至簡“、“大味必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我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想法，黑白影調比彩色要更簡煉，更有沖擊力。也更適合表現我所拍的世界遺產這個主題。攝影從膠片時代進入了數碼時代，賦予了後期調圖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將整體色彩直接轉換為普通黑白，或轉換為紅外鏡下的黑白，或減局部紅後再變黑白（或減藍、減黃、減綠或多減、或少減）雖然是黑白，但其層次感卻可隨心所欲，變化無限……。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用了兩個月時間調試出一批黑白圖片，前不久經呂小中的朋友轉發到幾個專業網絡上，受到好評。特別是四月影會創始人之一的金伯宏概括地給出了十二個字的評價：“黑白光影，古遠氛圍，神秘效果”。讓我欣喜。
昨天，《攝影世界》記者王丹從北京與我通了話。說明為配合今年6月11日的“中國文化日”，計劃刊登我的一組世界遺產的黑白作品。希望我從自己的攝影經歷開始講起，是如何熱愛上攝影的？又是如何將世界遺產作為攝影主題的？
我不由得回憶起往事，父親有一台摺疊式135蔡司相機，經常給家人拍照，唯我童年照片最多。也許就是潛移默化吧，文革時期部隊大院的孩子就像電影陽光燦爛描述的一樣穿着白色回力牌球，騎上“飛鴿”“永久”牌自行車，我騎的是英國蘭菱廠的“三槍”牌（如同今天開着保時捷）。我們三個男孩在北海公園迎面去和四個女孩搭話（“拍婆子”）。我用父親相機給其中的一個女孩拍了照，聽說她一個星期之後回湛江。當天我買來顯影藥與定影藥，連夜裡我衝出了人生的第一個膠捲，這初戀的影像至今還保留着。
1971年在成都入伍，把自己的浪琴手錶賣了120元，添上幾元錢買了一個海鷗牌4C相機，這是個既可裝120又可裝135膠捲的相機。當時每月只有六元津貼費，只捨得買5毛1分錢的散裝135電影膠片。條件雖艱苦，創作欲望卻很強烈，中午也不休息，拿着照相機練習各種曝光與構圖，將一寸的照片貼在筆記本中，記錄上曝光數據。73年4月21日成都軍區《戰旗報》發表了我的第一幅作品（一名戰士教老大娘學習文化）把我激動得一夜睡不着。此後一發不可收拾，在報刊上，在四川省及軍區攝影展覽上陸續發表了30多幅作品，把我們西藏軍區陳明義司令員（文化大革前唯一的全國攝影協會會員的將軍攝影家）高興壞了，托大哥陳赤軍給我送來他的親筆題字：“很有成績，希望發揚”（至今珍藏着）。
由於有了部隊的成績，76年我被分配到了石油化工部直接擔任攝影師，78年底通過康世恩部長批文，用國家外匯從日本直接進口了兩套瑪米亞RB67型相機和當時全國的第一隻37mm魚眼鏡頭。我用這只特鏡頭在上海福州路的警察崗樓下，躺在地上拍攝了一幅警察左手提着暖水瓶，右手攀登鐵梯上崗的圖片。《中國攝影》夏同生主編看到後，很驚喜，將這全國的第一幅用魚眼鏡頭創作的題為“上崗”的作品發表在1979年第5期上。我也因此於80年5月加入了中國攝影家協會。我在同年4月舉辦的第二屆《四月影會》上展出了十作品。其中“老夫今日走麥城”的標題是由王志平取的，在當年國內及香港攝影刊物上均被轉載，並在四月影會十周年而出版的《永遠的四月》封面刊登。1990年我在日本多摩美術大學院攻讀藝術碩士，為了完成全日空招貼廣告《載夢而飛》我在海灘用三腳架和深灰鏡第一次拍攝日本的裸體少女，使少女的形體成虛幻造型。此作品受到指導教授赤坂先生的特別推薦，他寫道“周君的招貼廣告設計受到10名在場教授的一致好評，被評定為專業級。”
二、結緣世界遺產
我總結自己是個攝影雜家，拍過人物，廣告，風光，又拍過工業題材。直到1994年，我的第一次歐洲行拍攝了巴黎聖母院，聖米歇爾教堂，荷蘭的風車群和布魯塞爾的廣場。
回到日本後在銀座看到一個《100點世界遺產》的攝影展，才知道自己在歐洲拍的這些名勝古蹟與中國的長城，日本的京都古城一樣都有個共同的標籤，叫做“世界遺產”。當時那個展覽作品是由世界20多個攝影師拍攝的。中國正在改革開放，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正在東京上映，電影將中國色彩及中國傳統文化描繪的淋漓盡致。作為中國人的我能不能一個人完成100點世界遺產的拍攝並將其介紹給中國？當時全世界也不過有420處的世界遺產，我都拍了也是可能的呀。自己由然而有了一種使命感，啟開了我的世界遺產攝影之旅……。
2002年底我在拍攝了77個國家200多處世界遺產後在東京舉辦的第一個世界遺產攝影展。日本村山富市前首相為我親筆寫下了致詞。人民日報第二天就做了報道。2003年中國教育部全委會杜越副秘書長與我聯系，邀我在世界遺產大會上舉辦展覽。但因非典原因被迫取消，這正好給我留出了一年的准備時間。2004年6月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如期在蘇州召開，大會邀請我在主會場舉辦了《一個中國攝影家眼中的世界遺產》展。與此同時由中國人民友好協會主辦，在北京中國美術館也舉辦《世界遺產-著名攝影家周劍生攝影展》。陳昊蘇會長親自參加開幕式剪彩，並授予我和平友好基金會榮譽理事的證書。中國美術館的馮遠館長和收藏部鄭作良主任二人找我談話，決定一次性收藏我的10幅攝影作品（當時為建館以來最多一次）。2005年央視4台《東東時尚》為我錄制了“周劍生 世界上唯一一位只以拍攝世界遺產為主題的攝影師”的專訪片。同年底央視閆東導演（“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總導演）給我打電話說接到了《國務院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通知》，其中最重要舉措是決定設立中國的“文化遺產日”。讓我准備一套儘可能全的中國的世界遺產圖片，去參加由他策劃的2006年6月10日大型節目《中國記憶——中國文化遺產日直播行動》。
記得當天節目開始是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長和國家文物局單霽翔局長代表政府在視頻前莊重宣布：“從今天開始，今後每年的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將成為一個不尋常的日子，成為國家的文化遺產日……”。節目因為是實況直播，不允許任何紕漏。事先讓我與部長坐在一起熟悉場地，要求他下場同時我上場，屏幕上切換“廣告語”時，我們“換人”。接着由男主持撒貝寧和他的師姐李潘采訪我。李潘是個四川人，一開始就問我是怎樣去拍攝的樂山大佛？背景銀幕上立即出現我拍的樂山大佛圖片，之後滾動播放了我的其他世界遺產作品。
三、攝影歷險記
我的座右銘除了“不打無准備之仗”之外，還有個“響鼓重錘敲”。每次出發前，整個行程已經在腦海里翻來覆去地琢磨、演練多次了。為了尋找“不一樣”的角度，往往要“絞盡腦汁”。
比如在拍攝埃塞俄比亞的拉利貝拉岩石教堂時，教堂建在2600米高的岩石高原上，入地十幾米深，我想拍攝到它的全貌，又無條件航拍（當時還是膠片時代），我便“土辦法”上馬了。找來3根竹竿，用布條將其捆綁連接在一起，在竹竿頂端固定了照相機，再固定一台小型攝像機。雇了幾個當地孩子將竹竿撐起。憑着這隨風搖曳的“單腳架”，利用攝像機的屏幕取景，用10米長的快門線拍攝，拍到了航拍也難達到的效果。
還有一次在拍攝位於智利復活節島的巨人石像。我查閱大量資料，還從來沒有人拍過石像的夜景，我便在東京出發前每晚在公園裡，對着幾塊大石頭用閃光燈練習曝光量，抵達復活節島的第二天從房東家租來一匹老馬，帶上拍攝需要的器材和裝備，騎着馬唱着歌順着小路前往往荒涼的遺址。當天真有一輪大大的明月，拍得我心滿意足。但突然發現天黑了辨不出回去的路，在幾次尋道無果後我想起了“老馬識途”，索性放開韁繩，沒想到老馬晃晃悠悠地載着我走了兩個小時，最後真的把我帶回了所住的村子。
一次在希臘拍攝懸在半空的修道院後，在下山的路上，突然躥出幾條野狗，圍繞着我咬，我用力地甩着攝影包和三腳架，試圖驅趕它們。但狗叫聲越來越大，性命攸關之機突然眼前出現兩束燈光，原來是兩個神甫開着貨車路過。野狗群見光才四散而逃，神甫載我回到旅店，我堅信他們是上帝派來的。
在拍攝127個國家中，意想不到的事情時有發生，在水城威尼斯，為了選擇具有新意的拍攝角度，連人帶器材一起掉進了運河。在巴基斯坦曾誤入白沙瓦核試驗基地，在軍官的盤問下，我裝作回放拍攝內容，巧妙地將拍到的基地場景都洗掉，才僥幸脫身。在危地馬拉東北部的蒂卡爾國家公園，為了拍攝這座最大的瑪雅古城，夜闖熱帶雨林，用閃光燈拍攝結果驚擾了老虎，怒吼高起，我當機立斷丟掉所有的器材逃出森林。在朝鮮王宮昌德宮，為了尋找一個合適角度，我佯裝內急，闖入一處正在施工的飯店，跑上三樓，在女廁的窗台上完成了拍攝。後來日本世界文化圖片社在選照片時大感驚奇，說從未見到過這種角度的昌德宮。當時我內心想那是因為沒有攝影師敢闖進女廁所罷了。
四、匠人匠心
個人體會拍攝世界遺產要比拍攝普通風光難度大許多，拍風光片重要的在於“感動”，只要看到動心的景色，隨時隨地均可創作。但拍攝世界遺產，首先要考慮“主題”，離開了遺產本身，一切都不重要了。為了拍攝世界遺產，很多時候我開着車看到眼前動人景色時也只能忍痛離去，甚至都不敢回頭再看上一眼。我認為“專業”攝影師要講點情操，有點信念。不可一心二用，一心多用，不可“見色忘義”。
另外，在拍攝世界遺產地時會受到很多的限制。比如最佳拍攝光線時刻人家不開門，不允許你進入，急得團團轉，只能另闢奇徑，或者是利用遠距離或其他角度去捕捉。有些文化遺產不允許你帶三腳架進去，這就需要開動腦筋想竅門。比方我在拍西班牙巴塞羅那高迪建築時，三腳架存在入口處，站在房頂上看到好光線，便移動了一個大垃圾箱，把相機擺上去拍攝。我動手能力較強，自己製作了一個圓鐵盤，中間打個孔，用螺絲釘固定上一個雲台。擺在地上同樣起到小三角架的作用，而且還是個難得的“低角度”。在印度石窟中用它拍攝周邊石刻，保安大叔趕過來查看，我說這可不是三個腳架，他無奈地點點頭走了。
拍攝遺產全貌，超廣角鏡頭不可缺少，因為要儘量去表現它與周邊環境的關係。日本的攝影師們不太喜歡超廣角，他們認為會變形。這恰恰便宜了我。我的代理商告訴我，我的作品能賣價高出市價四分之一的價格，除了代價高之外，不排除我有與眾不同的新穎表現力。
日本《婦人公論》連載我作品13年，接着《周刊鑽石》的連載今年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預定10年。這兩個主流媒體前後連載二十多年。前年的日本寫真家協會年會上，一位日本拍攝界朋友說這種業績日本人都不可企及。目前世界范圍的疫情持續了兩年之久。對我來說，一方面是痛惜失去拍攝時間，另一方面又慶幸自己趕在了時間的前頭，已經完成了127個國家和地區的世界遺產拍攝。
今年4月20日，由於疫情控制，省際間移動受管控航班十分不穩定。為了萬無一失，20日當天從北京飛大連的航班早中晚我一共訂購了三個航班的機票，臨行前真如所料，其中兩個被取消。多虧了自己的考量，次日21日順利地回到了日本。94歲的老岳父得知後打趣地夸獎說“劍生的頭是圓的（意為謀事靈活）”。回到日本後，我抓緊時間補接種了第三針輝瑞疫苗，這幾天又抓緊時間種植兩顆牙。因為日本同歐洲一樣已經基本開放，我也躍躍欲試，橫刀立馬，伺機再次沖入歐洲大地，去拍攝那些未完成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拍攝。

周劍生簡介
1950 年出生，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日本寫真家協會會員，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平基金會榮譽理事。
2004年世界遺產大會主會場內舉辦“一個攝影師眼中的世界遺產”攝影展，2008年在北京奧運村舉辦世界遺產圖片展。曾在中國香港、意大利、比利時、波蘭、日本舉辦個人攝影展，作品攝影集《世界遺產40周年》獲得第64屆美國“班尼獎”金獎。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意大利美第奇．洛倫佐圖書館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