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比較難寫難認，最早提倡對漢語進行改革可以追溯到清末年間。當一連串的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後，一大批國人決定出去看看，為何泱泱中華大國竟會如此慘敗。於是他們帶回了一大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宋恕，俞樾的學生，與章太炎同學，到過日本後感嘆道：“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分之九，少亦幾十之二。黃種之民，識字者日本最多。而中國呢？計今之識字者，男約百之一，女約四萬得一”。和宋恕一樣，有一批文人已經意識到中國方言歧異，文字繁難，知識難以普及於普通民眾，因此加深了中國的落後狀態。由於海禁打開，中國知識分子有了對於西方富強文明的直觀了解，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語言文字改革也為中國的趨新士人提供了反觀中國文字以期變革的靈感。
“為了普及文化，可學日本造切音文字，以便幼學”，宋恕是歷史上第一個提出“切音文字”之人。1895年康有為在《大同書》中，也描繪了世界語言文字大同的美好景象。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甚至還從“文質”的角度體悟到另創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他認為漢字是“美觀而不適用”的“文”，把拼音文字看做是“適用而不美觀”的“質”。1896年，譚嗣同進一步主張“盡改象形字為諧聲”。象形字為方塊漢字，諧聲指拼音文字，譚嗣同大概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主張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之人。還有盧戇章、王照等人身體力行地設計切音方案，清末切音字運動是中西兩種文化相比較的結果。
1894年的那場黃海之戰，讓中國人扼腕喟嘆，信心崩潰，對於本民族的一切無不產生懷疑和否定。這種懷疑和否定日益瀰漫於各種問題當中，也自然影響對中國固有的語言文字的思考。為了像日本一樣快速覺醒，要首推教育，需文字先行，當時一些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字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若推行簡字，亦謂識漢字識簡字可以各行其是，可以並行不悖，可以使簡字與漢文相因相成而不刺謬，非謂人人學漢字直可以廢漢文也”。他們既羨慕西方文字，又不願意捨棄漢字，這種矛盾心理使他們對漢字所持的改良主張比起後來的廢除漢字的主張顯然是非常溫和的。
就在晚清士人主張並實踐着“切音運動”的時候，遠在西方的無政府主義者正積極倡導“廢除漢字”、“徑用萬國新語”的激進主張，希望以此達到人類之間的平等、自由、博愛和正義，實現世界大同。“萬國新語”是波蘭醫生柴門霍夫（L.L.Zamenhof）在1887年創造的“世界語”（Esperanto）。這種語言的詞彙材料主要取材拉丁語言，語法規則十六條，沒有例外。整個方案備有詞典、語法和範文。“世界語”畢竟是一種人造的語言，它不能代替自然語言作為人們的母語或第一語言。“……雖天然言語，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不齊，故語言文字亦有不齊”，章太炎的這一觀念與他注重文化的民族性，表現出深刻的歷史洞見。與章太炎政治上持相反意見的梁啓超也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字凝結了這個民族的性格、習慣等等。換句話說，語言文字是區別於其他民族而使其成為獨立民族的象徵，這種可以做凝結作用的文字的廢除，必定帶來紛爭、瓦解。周作人清醒的見解更是發人深省，他認為“一民族之運用其國語以表現情思，不僅是文字上的便利，還有思想上的便利：我們不但以漢語說話作文，並且以漢語思想，所以便用這言語去發表這思想，較為自然而且充分”。世界語未能推廣的另一個原因，是世界語取材於拉丁語系，這讓懂得歐洲語言的人有似曾相識之感，不難掌握，但對於屬漢－藏語系的中國人來說，仍是一種陌生的難以掌握的語言工具，因此，推廣起來很困難。“五四”以後，激進如錢玄同者很快放棄了“世界語”的主張。
1918年，當時的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獲得了法定地位，成為全國通行的拼音字母。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注音，是用來標識讀音而非造字，但由於注音字母不完全是音素字母，注音不夠準確，書寫也不夠方便，雖然在四十年的時間裡，注音字母具有法定地位，但它始終沒有機會進入小學，在社會上也步履維艱，在1958年最終被《漢語拼音方案》所取代。
此時，另一種拼音文字正悄然興起，這就是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它沒有聲調，可以拼寫地方方言，而注音字母僅能拼寫北平話。因此，“北拉”受到熱烈擁護和廣泛認同。對於“北拉”魯迅先生就認為“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之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注音字母和“北拉”的一個重要分歧在於對語言統一的看法上。注音字母希望以北平方言為基礎建立全民族共同語言，而“北拉”則主張發展各個方言，在方言融合的基礎上實現民族語言的統一。統一的方式不同，然而殊途同歸。
事實上不管是注音字母還是“北拉”都只是標識文字讀音的一種輔助工具。然而漢字的繁難又使得很多諸如瞿秋白、魯迅等人不遺餘力地推行這種拼音文字，並力圖廢除漢字，以實現“將文字交給大眾”的願望。於是，30年代的“北拉”運動不再僅僅是語言的革命，而充斥着強烈的政治氣味：“無產階級”、“大眾化”、“赤化”……無產階級的政治目的使得這場革命變成一場紛繁複雜的政治運動。
風雨動盪的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語言文字革命最終以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確定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獲得成功。拼音化之路雖然不成，但不能因為有了照相機就否認油畫存在的意義，儘管漢字改革並不適用於這個比喻。
在當時，固然有一種說法認為拼音文字是最先進的文字，但漢字是不是真得就比拼音文字落後，至今也說法不一。在那個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的主張，他與那些激進者的主張不同，他並不希望中國語言文字採用世界語或者是拼音文字。他撰文談到：“漢字改革的具體的方法，在保存漢字形體的條件下，所能做到的只有減省筆畫的一件事”。實質上，20世紀轟轟烈烈的廢除漢字的這場運動，最終也就是獲得了漢字筆畫的減省、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幫助識字的成功罷了。然而在西化的過程中，雖然字母最終未能取漢字而代之，但西方詞彙卻大量融入漢語。如王力先生所說：“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儘量利用意譯；第二個特點是儘量利用日本譯名。”由此可見，外來詞對漢語的詞彙面貌產生了多大的影響。試舉些例子：思想、具體、資本、政治、演繹、政府、侵略、勞動、理性、想象、現象、壟斷、悲觀、樂觀、儲蓄、節約、自由、警察、選舉、民法、間諜、交涉、列車、理論、助教、學士、碩士、博士、衛生、封建、戰線、領土、汽船、地質、分子、原子、反應、纖維……這些詞全都來自日語，可我們今天聽起來，已經絲毫感覺不到它是外來詞彙了。王力說：“拿現代書報上的文章用語和鴉片戰爭以前的文章用語相比較，外來的詞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時代的文章用語相比較，外來的詞恐怕占四分之一以上。誰還能覺察到呢？它們和漢語原有的詞彙已經水乳交融了。”不僅僅是詞彙的批量進入，西方的語法、句式也大量融入漢語，然而這並沒有使漢語變得不純正，變成“非驢子非馬的騾子文”，反而克服了魯迅先生曾說的漢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義的籠統和“法子實在太不精密”的語法上的缺點。因此當任何外來的詞彙進入漢語詞彙之後，都必須遵守中國人的說話習慣，改造成為中國式的詞。
漢語，不僅是漢語，所有成熟的語言都有如此的包容性。漢語中原有的缺陷是可以消除的，但當時激進的文人們並沒有時間認識到這一點。並且，隨着教育的普及，漢字的繁難似乎也不構成民眾學習、掌握漢字的一個因素。魯迅所說的“將漢字交給一切人”也在今天幾乎成為現實。不僅是識字，在今天的“博客”時代，人人都有機會成為一個“作家”，而在過去，那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識字的普及，當然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相關，在那個動盪的年代裡，救國的文人們那焦灼的心怎麼能預見到中國未來的狀況呢？回首過去，漢字的廢除和實現拼音化實在大可不必，但也正是這種激進使繁難的漢字一步步簡化取得了現在書寫的便利。漢字發展到現代，我們並不能說可以一勞永逸了。漢語中出現的大量拉丁字母，外來詞的翻譯等都還有待規範，以便更符合中國人的用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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