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的詞學研究:詮釋與思考
作者:秩名
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晚清四大詞人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傾全力振興詞
學的時候,前後王鵬運主盟北京,朱祖謀坐壇蘇州,把清代詞學復興運動推到了鼎盛的
巔峰。他們,有時還加上文采斐蔚、才氣橫溢、以搞政治為主的文廷式,一面層層迭迭
拿出填詞的厚重作品:“七稿九集”、《彊村語業》、《第一生修梅花館
詞》、《樵風樂府》、《雲起軒詞抄》等,一面又精心編集校刻《四印齋所刻詞》、《
四印齋匯刻宋元三十一家詞》、《彊村叢書》、《夢窗詞》等,《蕙風詞
話》、《詞源斠律》與前後成書的《復堂詞話》、《白雨齋詞話》一起籠蓋
了晚清整個詞學論壇。——這些成績或許已是一千餘年傳統詞學的光輝終結,它的繁榮
昌盛顯得有點畸型,在整個晚清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領域很有點扎眼,與當時的政治生
態、社會生活也不甚融洽。而且,它實際上已經步入了困境。《白雨齋詞話》的作者寫
於光緒十七年即1891年的“自序”開宗明義就指出千有餘年的倚聲之學到了他那個時代
,詞的創作:“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詞的批評則大多“務取
穠麗,矜言該博”。於是“作者愈漓,議者益左。”——清季詞學已經陷入
了嚴重的困境,出露了衰竭的氣色。王鵬運、朱祖謀們大操大辦,很有點巔峰狂舞的豪
情,但總是迴光返照的晚景了。
其實,清季的詞學批評,包括已具集大成性質的《蕙風詞話》、《白雨齋詞話》在
整體構架上——本體立場和審美視野——與千有餘年前發軔時期的兩宋詞學沒有本質上
的區別。宋人的詞學工程大抵在作品編輯、曲調考證、韻譜整理、作家作品本事及批評
、詞的理論探討五個方面,但嚴格意義的詞學概念似乎又不很有共識。謝桃坊《中國詞
學史》“引論”對“詞學”兩字歷史源流有相當深細的敘述,大抵作為研究“詞”的一
門“學”則是近代學者的觀念。1926年有徐珂《清代詞學概論》出版,1930年有胡云翼
《詞學ABC》出版, 但這兩部以“詞學”命名並以詞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對“詞學”的概
念範疇是不甚清楚明晰的。1933年龍榆生主編的《詞學季刊》創刊,1934年的《詞學季
刊》1卷4號上刊出了龍榆生的《研究詞學之商榷》,開始在學術意義上為“詞學”立了
概念:“推求各曲調表情之緩急悲歡,與詞體之淵源流變,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
,謂之詞學。”並為詞學確定了八個研究範疇,其中後三個範疇即三門新學:聲調之學
、批評之學與目錄之學,實際上可以涵蓋前五門舊學。1981年的《詞學》集刊第一輯里
發表了唐圭璋撰的《歷代詞學研究述略》,將詞學範疇釐定為十項:詞的起源、
詞樂、詞律、詞韻、詞人傳記、詞集版本、詞集校勘、詞集箋注,詞學輯佚、詞學評論
。劉揚忠在1989年出版的《宋詞研究之路》中為宋詞研究實際上可以說是為詞學研究設
計了一個完整而科學的圖表,作者自雲“未敢雲全”,但詞學的基本門類與具體內容應
該說是相當“全”的。筆者這裡做“詞學一百年”的回顧考察,當然不能就詞學的全范
疇發言,本文的詞學討論範圍主要限於詞的理論批評與史的流變把握。理論批評大抵包
括內在的體制、方法、聲律、格調,與外在的審美意識、精神取向、思想立場等人文內
涵;史的把握意在揭示詞體流變軌轍真跡與詞史興衰及其潛伏於中的詞的觀念的演化變
革的文化史意義。
詞的傳統是“艷科”,是“小道”、“末技”,是“綺羅香澤”;詞學的傳統是“
別是一家”,是“本色當行”,是“詩詞分疆”,是“聲聲而自合鸞歌”,“字字而偏
諧鳳律”(歐陽炯《花間集序》)。——詞學的歷史更多的帶有一種孤芳自賞和幽閉自
戀的傾向,五代北宋以來的正宗詞家寧可承認“詩莊詞媚”,寧可委屈自己稱“薄伎”
(歐陽修),稱“小歌辭”(李清照),卻也要與詩劃清界限,用嚴苛的音樂屬性把自
己這一家從詩的王國里獨立出來,成為自成體制的小邦下國。到了清代,由於實際上的
詞學已蔚為大國,不僅創作上一派繁榮,研究上也儼然國學一脈,與經史子研究,與以
詩文為骨幹的集的研究平起平坐。儘管清詞早已與音樂分了家,已是胡適說的詞的“鬼
”借屍還魂的時代,“本色當行”的口號叫不響了,他們便悄悄地把詞的本體功能向詩
靠攏,常州派以來的詞論,從意內言外、比興寄託一條思路出發,處處與詩論爭平等,
爭“正變”,爭風雅比興的言志功能與社會效益。詞學家也不再肯承認詞的“小道”、
“未技”的地位了,清沈祥龍《論詞隨筆》中云:“以詞為小技,此非深知詞者。詞至
南宋,如稼軒、同甫之慷慨悲涼,碧山、玉田之微婉頓挫,皆傷時感事,上與《風》、
《騷》同旨,可薄為小技乎?”—一句“上與《風》、《騷》同旨”實質上已把詞與詩
放在同一地位了,詞也能在社會政治的大題目上與詩發揮同樣的“風”、“刺”功能。
常州派一脈的寄託比興的詞與南社的革命排滿的詩不是同樣的質性,同樣的功用,並應
享有同樣的社會地位麼?這便是詞的“尊體”運動的由來。
有清一代詞學的歷史任務似是要在本體觀念上與兩宋詞學顛倒一下,常州派崛起後
,張惠言、周濟直到清季譚獻、陳廷焯、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等始終是把“尊詞”
當作頭等大事來抓,他們的核心工作、外圍工作,以及理論宣傳工作都圍繞着“尊詞”
這個中心任務轉。但是,由於千年傳統的詞“別是一家”的疆域牢寵,沉潛於音聲韻律
用大力於內功鍛煉,或追尚醇雅清空,或執意詞情蘊藉,或留連“花(《花間》)草(
《草堂》)崇拜”,審美情緒上依戀婉麗側艷的原教旨正宗人馬誓不肯讓出旗幟,修正
“詩餘”的體制質性。於是晚清的詞學便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一方面在本體功能上努
力向詩靠攏,模擬漢儒說詩,講求詞的寄託比興、《風》《騷》同旨,夢想“體益尊,
學益大”,力圖把振興詞學落實在政治教化的掛靠上;另一方面,卻又被宋以來傳統的
“別是一家”守身如玉的思維所束縛,拒絕靠攏,拒絕合流,拒絕承擔為社會政治發言
的體制外使命。—清季詞學的“繁榮”就處在這種尷尬的境地,而兩造的並轡齊驅,互
不相讓,又使這種“繁榮”進一步加劇加重,實際上也使詞學的“古色古香”進一步凝
固、僵化,生命機制停滯不前,慢慢透出一股腐朽的氣息。—這是清季詞學大畫面的主
要景觀。二十世紀初葉,這幅大畫面上出現了新的亮色,新的景致,王國維的出現帶來
了現代詞學的第一線曙光。
二十年代:現代詞學的崛起
王國維無疑是近代中國最有天才的大學者,他在哲學、美學、經學、史學的研究上
都拿出過可觀的成績。他文學研究上的成績主要在詞曲與戲劇,詞學研究只是王國維學
術生涯中的一個小插曲,多半還是他處於人生精神困境時的一種排遣與寄託的產物。王
國維1904年在詞學繁榮的大背景下染指倚聲填詞,聊以自慰,《人間詞》的甲乙稿刊印
於1906年至1907年,1908年起從事詞學研究,著名的《人間詞話》也就在這一年開始在
《國粹學報》分期連載。他的一些重要詞學文章(主要是考證性質的)大都寫成於1908
年至1913年間。《人間詞話》是王國維最重要的、實際上也是唯一的詞學理論批評的專
著,關於《人間詞話》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棟,無需我再來贅述。王國維的詞學成就體現
在新的觀念與新的手段上,而正是這種新觀念與新手段使王國維為中國傳統詞學的現代
化帶來了生機。
首先王國維為詞的“尊體”選擇了另一條大路,拋卻了“與《風》、《騷》同旨”
的儒家傳統風雅教化觀念,代之以西方引入的“民族文化精神”體現的見解。詞的真正
價值、它的文學意義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一種千年不輟的活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貫
穿了一個民族的心靈世界與生命運動。一種活潑潑的真情淋漓的文學往往展示了一個民
族文化的發達與精神的健康,這兩點尤其體現在文學新形式的創造性上和表現形態的豐
富性上。王國維在1912年的《宋元戲曲考自序》裡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一代有一
代之文學。”他把“宋之詞”與“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
之詩”、“元之曲”相提並論,“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撇開了
風雅教化的尊體術,王國維把詞學看作為一種“純粹美術”,從而使她獲得了普遍受尊
重的獨立價值。這種獨立價值集中體現在反映現實的人生,尤其是忠實地表述現實人生
的精神痛苦、欲望與憂患上。王國維論詞更多地注意到詞人的創作觀念和創作衝動的悲
劇意識,他稱讚李煜詞“儼然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許多人認為提法荒誕
,但這話正孕育了王國維自己從叔本華、尼采那裡傳染過來的哲學的與美學的悲劇色彩
,也隱隱流露出他深重的人生憫憐和朦朧的拯拔意圖。他觸到了純真的文學、“純粹的
赤子以血書寫的文學”深層潛伏着的憂世贖罪的藝術真諦。
作為王國維的新手段,王國維在“詞話”這種舊形式下採用了新的探索技術,他組
裝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來解剖分析千年的倚聲之學各塊組織器官。他的“境界”說以
及一套連環扣合的“有境界”、“無境界”、“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主觀之
詩人”、“客觀之詩人”、“造境”、“寫境”、“隔”、“不隔”、“合乎自然”、
“鄰於理想”等概念範疇為詞學提供了一套嶄新的中西文藝學合璧的思維術與方法論,
美感形式與悲劇意識替代了傳統詞學的陳舊理論框架,詞學第一次染上了現代學術的色
彩,並且在思維與實踐上產生了征服詞學體制內人馬的理性力量和幫他們解決問題的實
際能力。傳統的詞學界即使不很理解王國維的全套詞學思想,但對《人間詞話》內閃爍
出的奇光異彩也不得不刮目凝視,有所思索。
然而王國維的詞學理論體系顯然有着不少局限。局限並不是表現在他論詞重五代北
宋,輕南宋,尤其是輕傳統看好的白石、玉田(他說白石“有格而無情”;說玉田“無
句”,“一日作百首也得”)。——這可以說是一個主觀偏見,也可以解釋為一種批評
創見。真正從歷史的、美學的角度來看,王國維詞學的局限還在“境界說”本身的模糊
影響與諸多矛盾難合之處。其中重要概念範疇,他不肯認真界說解釋;各概念範疇的邏
輯關係,他又不屑作細緻嚴密的論述推演。他往往用“摘句”的手法來表達理論認識與
美感覺悟,缺乏科學的精確性與理論說服力——這與他用“詞話”作為新理論的載體一
樣同樣是缺乏一種自覺突破的先進意識。還有他的重要詞學論文多用力在考證功夫上(
如汪元量的後期事跡,如周邦彥的遺事軼聞),《人間詞話》開啟的先鋒理論後繼乏力
,幾成絕響。他的一些詞錄題跋,也往往率爾操觚,帶有舊式名士的不良習慣。他對周
邦彥的評價“前倨後恭”,雖被後來的研究家們譽為探索的真誠與漸進漸深,但似也不
能不看出他對詞學的審美認識與把握存在着矛盾與困惑之處。——總的看來,王國維的
詞學研究前不如他的哲學、美學之理論銳氣,後不如戲曲、經史之沉穩厚重。然而他在
世紀初葉的獨具隻眼和理論新變則是現代詞學崛起的信號,為現代詞學奠立了理論基石
。
楊海明在《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的“現代化”進程》一文中曾說,在現代詞學的新
變中,如果王國維算得上是一位“維新變法”式人物的話,那麼胡適就足有資格被稱為
此中的“革命黨人”了。他在此文中對胡適詞學的“革命”性衝擊,推動詞學朝着現代
化的方向急速轉型和邁進的所謂“澄清迷霧,振聾發聵”的歷史功績有相當全面的論述
。胡適深具反傳統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戴着“過激黨”的帽子,他的詞學理論對傳統詞
學的挑戰與衝擊帶有更激烈的狂飆意義。胡適與王國維不同,王國維的求新變的呼聲湮
沒在晚清傳統詞學高漲洶湧的潮頭裡,孤軍奮戰,沒有產生重大的響應。胡適則在新文
學革命的事業中不僅殺出了一條血路,開出了一片新天,而且還傳播了一套理論,帶出
了一支隊伍,形成了一股奔騰向前的新潮,造就了一種改天換地、轉換範式的大氣候—
—收功效果大不一樣。關於胡適的詞學研究的理論建樹和狂飆突進,六年前我在《胡適
整理文學遺產的成績與偏失》一文中曾專門大寫了一節,這裡不想重複。只是提綱挈領
提幾條,並且着重談一下胡適與王國維在現代詞學崛起運動中的不同貢獻,以點明這一
脈歷史線索的行進軌跡。
(一)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史源流中的正宗與主潮,因而最有價值,最有生命,最
應受到尊重。詞正是白話文學發展史的一個重鎮,既具典型意義又有影響力。詞的“尊
體”運動到了白話文學為正宗的認識在學界確立、普及才最終完成,並且一勞永逸歆享
供獻。
(二)民間源頭論。“文學史上有一個逃不了的公式,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於民間
”云云,胡適的這一段著名語錄人所熟知,也有時時重溫的必要。
(三)基於上面認識,胡適推出了他的詞史見解:即著名的詞的“本身”、“替身
”和“鬼”的三段論歷史。——有清一代的詞學復興在胡適看來只不過是詞“鬼”的歷
史搬演,雖然轟轟烈烈、氣象壯觀,然而繁榮的鬼排場後面卻無一點生人的生意、生氣
。詞本身的歷史又分為“歌者的詞”、“詩人的詞”和“詞匠的詞”。——“歌者的詞
”即是民間新創詞的體裁,文人參加漸成“詩人的詞”,而“詞匠的詞”即是“天才墮
落而為匠手,創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後的“小技巧”、“爛書袋”、“爛
調子”!技術主義,工藝主義,典故與書袋代替、壓倒了活的文學的創作與藝術的真美
。——這一套理論把王國維在審美底蘊上貶抑南宋的思維擴展到了哲學、歷史眼光的判
斷,斷然把南宋一批“詞匠”開除出了文學的殿堂。
(四)在詞的內容風格上重豪放,輕婉約,為詞的審美批評和風格流派的分野立出
了新的時代要求。這個審美判斷由一時的見識異化為特定的教條,由於諸種歷史內容與
文化條件的原因,實際上的影響力籠罩了詞學界半個多世紀,霸氣十足。幾乎到了八十
年代初,才有了反撥的歷史條件並由之釀成一場學術冤屈的歷史控訴,一段時間內還結
成一條聲勢巨大的審美立場上“反豪放”的統一戰線。
不過,筆者在這裡又必須指出一點:胡適對詞發起的這場革命是留有一手的,或者
說是給出路的。胡適同王國維(也同梁啓超)一樣,受時代大氣候薰染喜歡做詞,當然
絕不主張廢詞,即打倒詞。他掀起文學革命的“誓詩”即是寫在了一首《沁園春》的詞
里,新文學革命的心聲正不妨用舊的詞形式宣示出來。當然風格聲調變了,文字雅俗也
變了,“更不傷春”,“更不悲秋”,內容意味更是大變了。——白話進入了詞,白話
詞成了胡適創造的白話新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不是他最滿意的那部分。有兩點
最能看出胡適對詞的給出路政策的優渥:一是他自己填了不少白話詞,而且平仄韻律大
抵合轍,並不違反“倚聲填詞”的基本原則;二是他始終不肯讓新詩兼併了詞,保持了
詞文學體裁的形式獨立。正是由於首舉文學革命大旗的主帥網開一面,“五四”新文學
的大洪流衝垮了《選》學的辭賦、桐城派的古文和同光體的假宋詩,唯獨留下了詞。但
也衝掉了詞的“常州”色彩屬性,保留了它清新活潑、明白如話的純潔體式。
胡適同王國維一樣,也信奉“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在形式遞嬗上王國維更多地留
意詩的不同體制的替代演化,他曾說:“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
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
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
由於此。”這段話過於機械活溜,與他的“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至南
宋以後,詞並為羔雁之具”等話一樣,模糊影響,值得商榷。但在外貌上很與胡適那段
著名的話相似。不同的是主體:胡適說的主體是民間文士,包括歌伶樂工;王國維的主
體則是文學上的“豪傑之士”,即大文人,著名作家詩人,很專業的。——兩人論斷微
妙差異,可見一斑。1935年7月胡適曾有一信給任訪秋, 談到他與王國維在論詞上的分
歧。首先胡適強調:“我的看法是歷史的,他的看法是藝術的。”兩人在詞史上着眼點
不同,結論亦不同。胡適又指出王國維的“境界”概念,“隔”與“不隔”的提法都說
的“不很清楚”。胡適認為,王氏的“境界”只是“真實的內容而已”,而他理解中的
境界或意境應是“作家對於題材的見解(看法)”,“對於某種情感或某種景物作怎樣
的觀察,取怎樣的態度。”王國維的所謂“隔”,其實只是“不能淺出”而已,並不玄
妙。胡適還提到,“他晚年和我住得相近,見面時頗多,但他從未提起此書”(指《人
間詞話》)。——大概王國維自己並不滿意《人間詞話》(王國維十分滿意自己的“人
間詞”,評價甚高),胡適則深信自己的詞史觀是“根本不錯”的,他的詞學研究意在
歷史的闡釋與思想的前進,重在傳授一種觀念,鍛煉一種眼光,培養一種意識。
三十年代:兩隊人馬各做各的
胡適的詞學研究是他提倡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任務的一項重要內容,他建立起
了一套嶄新的詞學研究框架和詞史的認識觀念,使詞學研究最終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
轉型,把詞學推進到了一個科學學術的新階段,或者說開啟了一個詞學新時代。胡適是
用中西學融合的文化哲學的批評手段居高臨下,自外而內地解剖傳統詞學,他的手術做
得更先進,更大膽,“革面”居次,“洗心”為上。胡適的詞學思想和文學史觀帶出了
一隊人馬,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形成了一股“洗心”為上的新潮流,中國傳統文學
史上有關詞的章節已被推倒重寫。
這一隊胡適派的新人馬,重要成員和最新成果有胡云翼的《宋詞研究》、《中國詞
史略》、《詞學概論》,陳鍾凡的《中國韻文通論》,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柯敦伯《宋文學史》,薛礪若《宋詞通論》,劉大傑《
中國文學發展史》等。——他們的關於詞和詞史見解,間有細枝末節的不同,但貫通的
目光、演化的觀念則是一致的,均打上胡適牌鮮明的印戳。在詞的現代學術史的演進上
,他們無疑是一條主線。但他們幾乎又全是詞的本體研究體制外的人物,嚴格說來,他
們是體制外論詞,安排詞史,評估詞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姑可稱為“體制外派”。
——連同王國維也是“體制外派”的奠基人物,施議對《百年詞通論》就說:“王國維
論詞實際尚未進入詞體的深層結構,他的理論並非詞的本體理論。”——稱“體制外派
”是相對於“體制內派”而言的,三十年代的中國詞壇正活躍着一個聲勢巨大的詞學“
體制內派”,也即是《詞綜》、《詞律》以來一直綿延到“四印齋”、“雙照樓”、“
彊村”門下的正宗傳統派的詞學隊伍。這一派人馬注重詞的本體理論,詞
的內部深層結構,整理與研究工作多集中於詞籍、詞譜、詞調、詞韻、詞史,也即是龍
榆生提出過的詞學八項中的三項:目錄之學、聲調之學與詞史之學。他們的代表人物有
夏敬觀、劉毓盤、梁啟勛、吳梅、王易、汪東、顧隨、任訥,陳匪石、劉永濟、蔡楨、
俞平伯、夏承燾、唐圭璋、龍榆生、詹安泰、趙萬里等——集一時詞學體制內精英,陣
營壯闊,大將如雲。他們的著作如《詞調溯源》、《詞學通論》、《詞學》、《詞史》
、《詞曲史》、《詞學研究法》、《詞源疏證》、《校輯宋金元人詞》等等均是詞的體
制內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圭璋的《全宋詞》、《詞話叢編》的編輯印行更是這一隊人馬
中三十年代最輝煌的碩果,於千年詞業功德無量,而龍榆生創辦並維持了三年五個月的
《詞學季刊》也是那段時期詞學體制內派的一件大事,影響深遠。
與此同時,傳統的詞學中人又忘不了傳統詞壇的雅事盛曲。從二十年代後期開始便
有結社填詞的雅舉,三十年代尤盛,如北京的聊園詞社、趣園詞社,天津的須社,上海
的漚社、午社、聲社,南京的如社等等。春秋佳日,或訪花品茗,或攬勝尋幽,拈題限
調,放懷唱酬。除了有組織的詞社活動之外,三十年代各大學一時還都設置詞學教授講
座,如中央大學的吳梅、汪東、王易,中山大學的陳洵,武漢大學的劉永濟,北京大學
的趙萬里,浙江大學的儲皖峰,之江大學的夏承燾,重慶大學的周岸登,暨南大學的龍
榆生,河南大學的邵瑞彭、蔡楨、盧前等。一時還有“詞學研究會”、“詩詞函授社”
的發起,詞學昌明,熱鬧非凡,“詞的解放”的口號唱得很響。從衣冠唐宋、雅詞曲拍
里總難免透出陣陣發揚國粹、踵事增華的陳腐氣息。難怪進步的文化界與思想界要發出
嚴肅的批評之聲,如鄭振鐸在《詞的存在問題》一文中說:“當胡適之提倡詩的解放的
時代,是連詞也被解放在內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麼可笑的‘詞的解放’運動的
產生!……我將真為‘解放’兩字一痛哭!”又說:“數十年來,詞運總算是亨通的,
四印齋、雙照樓、彊村所刻的叢書,其精備是明清人所未嘗夢見的。為了
他的提倡,今日得其餘瀝的,也還足以‘護皋比’而做‘大學教授’。因此便夢想一個
‘詞學昌明’的時代的到來,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們的做詞。”鄭振鐸指出:“現在對
古文學乃是一個總結帳的時代”,我們研究詞,並不是為“昌明詞道”,我們有必要用
“新的眼光來研究舊文學”,這才是詞學研究的正道!
體制內外兩派平行存在,各干各的。體制外派忙於自己的舊文化批評與新文化建設
,相對宏觀的文化眼光使他們的工作重心大都離開了詞。——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過
去僅僅屬於士大夫知識分子或山林雅士寄託懷抱的陽春白雪——詞,這種狹隘的文學形
式呈開放型、大眾型傳播,變成為更多的人能製作運用並可充分反映時代新生活情趣的
文學樣式,所謂“舊瓶裝新酒”,舊瓶歷久,酒則彌新。體制內派依然嚴肅認真做着體
制內的功課,同聲相求,音詞切磋,職業情感湧起時也往往在詞學刊物的“今詞林”、
“今詩苑”欄目里陶寫懷抱,鍛煉技術。不過體制內派的大學者也往往感受到了學術風
氣的逼迫和時代精神的薰染,如龍榆生,他偶爾也移步出體制,站到了體制外的立場上
撰結諸如《兩宋詞風轉變論》、《選詞標準論》、《東坡樂府綜論》之類的詞學批評文
章。又如趙萬里,他精心完成了他的《校輯宋金元人詞》,專門去請胡適作序,而胡適
在序中對體制內詞學的優等功課表示了相當稱讚的同時也對體制內作業的技術規格作了
相當嚴格的並且充滿現代色彩的要求。這也正可看出兩派交流的歷史痕跡(龍榆生《論
賀方回詞質胡適之先生》也應是一種交流的痕跡)。胡適也正是在為趙萬里作的序里提
出了“詞與曲的分界”的宏觀見解,又提出了“打破詞與曲的界限”的體制外口號。其
實體制內外的人馬早在一些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上表示出驚人的一致,如二十年代至三
十年代初有關敦煌舊藏唐人寫卷《雲謠集雜曲子》的校輯整理,王國維、胡適、朱祖謀
、龍榆生、劉半農、鄭振鐸都表示了一致的關心與重視。胡適到晚年還在為這本寫卷的
王國維、羅振玉、朱祖謀、龍榆生的“跋”寫“按語”!
當然整體來說,在三十年代的大年曆中,體制內外兩派仍是各干各的,平行存在,
但是各自文化建設的方向與思想運行的軌轍倘作比較,其結論應該還是相當清楚的。當
然“術業有專攻”,體制內派對詞學的純粹貢獻無疑是巨大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學術
影響一直保持到五十、六十年代,甚至八十、九十年代,成為新時期詞學大繁榮的宗師
級人物,在諸個詞學重鎮,各領風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