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十年代:曲折演進的新格局
新中國成立之後,時代翻開了新的一頁,用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方法批判繼承
古代文化遺產,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成為文化戰線一項重要的時代任務。思想內容上的
人民性與愛國主義,創作方法上的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成為衡估一切文學遺產的重
要標準,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詞學研究以及詞人作品評價當然亦一無例外地
服膺這些準則。這些準則無疑集中體現了新的時代任務所要求的新的立場、觀點與方法
。新湧入詞學研究隊伍的年輕學者,磨拳擦掌,躍躍欲試,“厚今薄古”不僅是新思維
,而且是新機遇。一批老詞學研究家則有意無意淡化自己用舊思維、舊方法累積有年而
做出來的厚重成果,也開始嘗試用新的立場、觀點、方法踉踉蹌蹌,左顧右盼地步入了
新的研究領域,企圖跟上新時代。——詞學形成了一個曲折演進發展的新格局。
馬興榮在1980年寫過一篇題為《建國三十年來的詞學研究》的文章,內容主要是五
十、六十年代的詞學研究成敗得失的總結。這篇文章對這個三十年的成績作了充分的估
價後指出了她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一,重思想,輕藝術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標準簡單
化、庸俗化的“古為今用”。這方面的問題暴露了文學評論界流行的“左”的幼稚病,
並且直接導致了機械唯物論與庸俗社會學的批評的泛濫。二,重豪放,輕婉約,這個風
格流派上的褒貶格局的衍化發人深省。儘管我們花了最大氣力發動了一場最大規模的掃
盪胡適派古典文學研究觀點與方法的運動,但由胡適一手煽起的重豪放、輕婉約,以及
由之派生的貶抑南宋詞匠、一筆抹倒清代詞鬼的經典性教條卻深植人心。胡云翼的《宋
詞選》從1962年出版以來,豪放、婉約的評價上的歷史性落差更擴大化、凝固化、絕對
化了。——胡云翼悄悄把胡適重形式風格的自然通脫修正為社會政治內容的健康進步,
所謂改頭換面,這恰恰正與那個時代流行的“左”的認識思潮通貫合一了。王鵬運、朱
祖謀們頂禮膜拜的夢窗詞被胡適派打壓得一直抬不起頭來(據馬興榮統計,吳文英“三
十年來就只有一篇短短的研究文章”),遑論清代詞鬼的無人理睬了。——進步的詞學
界就像紅學界鄙視後四十回的《紅樓夢》一樣,帶着一種嚴重的歷史偏見冷落婉約派,
特別是被胡適點名批判過的南宋婉約派!
五十、六十年代的詞學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兩次較大規模的學術論爭:一次是關於李
煜詞的評價,一次是關於李清照詞及《詞論》的評價。當然關於岳飛《滿江紅》詞真偽
的論爭也已開始,但這基本是一個歷史考證問題,與李清照改嫁問題一樣,屬史實的論
證與認定,不在本文關注的視界之內,儘管這兩個問題均隱含着深重的文化心理與社會
倫理的思考。
1955年開始的關於李煜詞評價的爭論應該說是在一個相當健康的學術氛圍內展開,
並且又還在一個相當溫和的權威結論下收場的,體現了當時的學術風氣新變格局的同時
,也折射出重新組合過後的新舊詞學隊伍在審美觀念與人文立場上碰撞的火光。新的歷
史條件下,自有新的歷史內容和新的關注方式——自然也聳起了新的歷史權威和新的理
論魅力。李煜詞的討論於1955年8 月下旬《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上開始,論
爭環繞“李煜詞為什麼有眾多的愛好者”這個中心命題。爭論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
史觀的新台階,處於同一個認識平面。南唐社會政治狀況,李煜的封建帝王身份最受人
重視,前期作品的愛情態度有沒有“人民性”?與人民感情“相通”否?後期作品反映
的是不是“愛國主義”?個人私生活的眷戀與故國山川臣民的懷念“交織”與否?結論
差距很大。——問題一鑿實,有時文學的內蘊反倒蹈空。在談到上面最後一個問題的爭
論時,我不由想起蘇軾的一段批評李煜《破陣子》詞的話。蘇軾就詞的最後三句“最是
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發議論道:“奉國於人,故當慟哭於九
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東坡志林》)——聽這段
話,不由替蘇軾臉紅。蘇軾把後主詞當歷史讀,發政治感慨。“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
民而後行”,是政治倫理,是歷史道德;而“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是藝術,
是審美,是文學典型!是王國維說的“神秀”與“天真”!在這裡,李煜藝術審美的把
握特別是美感的表現形式的認知顯然要勝過蘇軾一籌!蘇軾與提這些個問題的人一樣,
認識落在李煜是不是好皇帝,而我們問的是李煜為什麼是優秀詞人。
話歸正題。毛星的《評關於李煜詞的討論》的發表標誌着前一階段討論的終結。他
認為我們不必糾纏南唐政治社會的評價與考證,也不必用“人民性”、“愛國主義”的
標籤亂貼李煜的詞。他表態道,李煜是一名“好聲色”的皇帝,談不上愛情的真摯與專
注,更談不上“人民性”,後期的詞也不是什麼“愛國主義”的問題。——李煜詞的階
級內容是明白的,思想感情應該也是清楚的,要緊的是回答:“近千年來李煜的詞為什
麼受到這麼多人的愛好?”問題又回到了詞人評價核心的美感形式、藝術手法、接受心
理等文藝理論的基本範疇,以後的討論便圍繞着這個問題作解答。權威的解答是何其芳
的“典型共鳴”說。何其芳對李煜詞所以能引起歷代讀者的激賞與共鳴作了相當完整的
理論闡釋:“典型共鳴”,不僅在它的典型性(儘管李煜生活面很狹窄),而且在它的
真實性(儘管多的是帝王的“愁”與“恨”),而它們是與現實主義優秀傳統相聯通的
。何其芳也明確反對用“人民性”、“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等“廉價的標籤”去
貼李煜的詞。李煜詞的討論在何其芳做了總結後爭論各方基本上獲得了共識,詞學研究
處在健康地展開但曲折地行進的軌道里。
李煜詞討論剛到尾聲,關於李清照的討論便接踵而來。1957年開始評價李清照時,
肯定的聲音很高,備加頌揚的文章不少。但到1958年,由於思想理論戰線左轉與高教改
革激進過火的大氣候,李清照聲譽一落千丈,李清照研究中的“資產階級觀點”被公開
批判,如復旦大學批判劉大傑便很有代表性。李清照這個人及其詞遭到徹底否定。六十
年代初,又由於特定的政經形勢與社會狀況,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弦”稍稍鬆弛、緩和
,李清照的研究與論爭又趨活躍。一批詞學大家如夏承燾、唐圭璋、王季思等都踴躍參
加,從1958年的全盤否定中爭奪回了部分的肯定評價。但普遍對李清照的詞中所體現的
典型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貴族上層婦女身份仍持相當嚴厲的批判態度,有的甚至從她追
隨宋室南渡的逃跑主義追訴到她的詞引導人們逃避現實鬥爭,滑入頹廢之路,從而論定
“她的詞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整體看來,“怕”字當
頭,批評的詞色嚴峻,文心困惑,肯定的意見低氣囁嚅,欲說還休。但圍繞着李清照《
詞論》與李清照是否改嫁的爭論相對來說還靠近學術層面。這次論爭由於政治氣候“乍
暖還寒”,匆匆收場,分歧沒有得到調和,大家話沒說完即自覺趨於冷寂,當然亦沒有
總結性的意見。——真正的李清照的學術大討論則是八十年代的盛事了,大放異彩,風
光四播。真所謂“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可惜到了那個時候,一片讚美唱頌,已經
很難聽到一絲一毫真誠的批評之聲了。
六十年代中由於整個文化學術領域的歷史遭遇與思想意識形態的急劇左轉形成的外
部氣候,古典文學研究已經基本趨於沉寂,詞學研究也暫告消歇,退出學術壇坫。詞學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狀態下的悄然撤退卻很有典型意義:她是由一代詞宗夏承燾的一篇帶
有時代總結性的文章為標準的。這篇文章題為《“詩餘”論——宋詞批判舉例》,寫於
1965年12月15日,發表於1966年第1期的《文學評論》上。
題目是《“詩餘”論》,夏先生釋“詩餘”有“三種含義”:一,是詩之“閏余”
,即所謂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詩的餘力作詞,所謂遊戲文字;三,以“宮體詩”
為詞,《花間集》所謂“以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即宋人所謂“艷科”。夏先
生的“宋詞批判”,即是針對“詩餘”這種消極頹廢觀念在宋詞中的具體表現的。“舉
例”主要舉的是三個例:首先是蘇軾。蘇軾詞的最大毛病還不在他的“大量玩弄女性的
‘艷科’作品”(因為那有許多客觀原因),夏先生認為,“蘇詞最大的不良影響還是
他的頹廢出世的佛老思想,尤其是他表達這種思想的特殊手法。”具體最著名的詞例即
是《念奴嬌·大江東去》,“外表豪放而骨子裡頹廢”,結束的“人間如夢”暴露了他
的“虛無主義思想”。整首詞的思想內容是消極頹廢的,這類宣傳“人間如夢”的詞作
,蘇軾還有不少,但以《大江東去》為最著名。他還指出:“蘇詞的這類作品的不良影
響由於它蒙上了一層豪放的外衣,而使讀者失其警惕性,並且這種豪放氣勢也更能加強
它的藝術感染力。所以這些在以前認為是蘇詞名作的,在今日更要徹底批判”。——這
是在批蘇詞的思想內容所反映的意識型態觀念了,正是那個時代的鬥爭需要和文化任務
。夏先生又說:“蘇詞的主要缺點還是它的內容,形式上似‘句讀不葺之詩’,卻不足
為病”。不但“不足為病”,而且正是一種時代性的進步。為之,夏先生第二例批判的
便是批評蘇詞似“句讀不葺之詩”的李清照的《詞論》。李清照的《詞論》核心意見是
詞“別是一家”,詞與詩在質性體制上必須嚴格區分,內容表現上也因而滑向側艷,更
趨狹窄,從而削弱甚至消取了詞反映時代現實和社會鬥爭的能力,因此是一種“保守落
後”的見解。這種見解對後代的影響“相當深遠”,流弊很大,也是造成詞消極頹廢的
糟粕大量湧現的理論根源。夏先生認為,批判李清照的《詞論》目的是教育當今的詩人
:一切文藝作品,都應積極反映現實,發揮戰鬥的社會作用。——這是他六七年前批判
《詞論》意見的重複,今天顯然批判的力度加重了。第三例批判對象是陸游。夏先生指
出,“陸游詞有三類作品該批判”。一類是“艷情閒適之作,分量都相當多,這和他的
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立場有關”。第二類是“表示虛無思想的,共一二十首”。第三類是
“曾起一定好影響,而在現在卻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的一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即是《卜算子·詠梅》。他說:“這是陸游一首政治抒情詞,用梅花比自己孤高倔強的
品格和在政治上被排擠的遭遇,表現了舊知識分子孤芳自賞脫離群眾的思想意識,在現
在就該批判了。”——着眼點也是落在“思想意識”與“觀念形態”上,當然更強調了
“在現在”必須批判的時代迫切性與普遍針對性。
在這篇文章里夏承燾就詞學正面立論,提出了三條基本意見:一,“詞起於民間,
是我國古代人民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文學形式”。二,“詞成為‘詩餘’之後,它的社
會作用便大大地降低了。”三,“詞只有和詩合流才能走向發展的道路”。南宋的一部
分詞能和詩合流,脫離了音樂,不把詞當作“詩餘”看待而嚴肅認真地創作,結果產生
了光輝燦爛的作品(如張元干、張孝祥到辛棄疾、陳亮一路),走上了發展的高峰。而
周邦彥、姜白石、吳文英一路,“因為階級思想生活的限制,專在形式上用工夫,也就
重新把詞帶向脫離現實、脫離鬥爭的道路上去了。”——夏先生的這幾條意見明顯是胡
適論詞的複述。胡適認為蘇辛派的最大功績便是打破詞的疆界,與詩合流,他說“這是
詞的一大解放”。今天的夏承燾則要求承繼這種詞的大解放的潮流,發揮它的生命力、
表現力與戰鬥力,大大加強其反映現實生活推動現實鬥爭的社會作用。——面對這樣一
幅歷史景觀,我們又如何“政治抒情”?我們不得不想起那首被夏先生點名批判的陸游
《卜算子·詠梅》,王國維貶陸游,稱“劍南有氣而乏韻”,而這首《卜算子》恰是他
難得的“氣完而韻深”的好詞。我們忍不住要暗誦:“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這些詞句又何嘗不是詞學演進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一種真實的歷史寫照。“東風臨夜冷於秋”,恐怕在那個時候,在夏先生和其他
許多詞學研究者的心裡,也只是心香一瓣如故,顧不得她的外部形態是“泥”是“塵”
了。
八十、九十年代:全面繁榮及繁榮下的思考
新時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是詞學全面繁榮的時代。經過七十年代最後兩年的思維蘇
醒與心理調整,詞學幾乎是以最快的搶跑速度和最敏銳的解放意識迎接這個光輝璀燦的
新時期的。一千年的詞學傳統,一百年的興衰曲折,潛在積儲全部釋放出來了。“梅花
繁枝千萬片”,雪寒後一片蔚然紅霞。詞學論文鋪天蓋地湧出之際,一百年來的幾乎所
有重要詞學典籍全部整理重印,一千年來的幾乎重要詞人的作品集全部整理出版。更令
人激動不已的是一部部有開創意義或界碑意義的研究著作雨後春筍般聳起。伴隨着優質
成果的湧現,詞學領域已經新人涌動,大家林立,一派生氣勃勃,後繼無窮的動人景象
。
無疑,新時期詞學大繁榮的格局內也潛伏着新舊兩種思維的消長,也時時顯示有體
制內外兩種觀照視角與觀念見解的衝突,但總的氣象是吉祥喜人,一團和氣。有時這種
氣象甚至催人發困,令人擔心會阻滯學術思想的勇猛精進。而多元並進的詞學工程優秀
成果也確實令人眼花繚亂,難以具體一一枚舉細述。
大抵看來,八十、九十年代詞學界的關注落在下列幾項:一,為婉約派正名,為南
宋婉約派大家正名。二,“別是一家”的本色理論受到體制內集體無意識的推重。三,
多元化的研究格局與評價體系形成。四,清詞研究開始興旺,成績令人注目。五,三流
、四流詞人進入研究領域。六,研究家普遍樂於承擔普及賞析、辭書條目的撰寫,此類
書籍暢銷一時,多如牛毛。
簡要地對前兩點說幾句話,與本文宗旨關聯最多。
豪放與婉約兩派之分嚴格說來是明人張綖正式提出的,但自兩宋蘇辛以來的創作
實踐與詞學評價早已有了這兩個風格類型大致的區分。由於胡適、胡云翼兩位在不同歷
史時期不同文化內涵的立論褒貶,五十餘年來豪放一派一直處於受尊仰的地位,而婉約
派尤其是南宋的幾位婉約派大家長期受打壓。新時期的詞學界尤其是體制內派的主流首
先想到的課題就是要推倒重豪放、輕婉約的“歷史冤案”。“老魚吹浪”,“鳥雀呼晴
”,一時文章如潮。還專門列入大型討論會中心議題,集體喊屈訴冤。“周情柳思”終
於壓倒了“蘇辛氣調”,婉約派徹底平反。蘇東坡的“豪放”大受質疑的同時,周清真
已升壇成了“通天教主”,南宋的白石、夢窗、碧山、玉田幾似“四大天王”。不過科
學冷靜的學術結賬工作則是到九十年代初才出現,陶爾夫、劉敬圻合撰的《南宋詞史》
的出版標誌着詞輕南宋的局面根本扭轉,立足詞本體美學的詞史評價正式確立,功不可
沒!
接下來的問題是:婉約派回到正宗地位,“艷科”一併它的“綺羅香澤”也得到了
新人文主義和新人性論的辯護。體制內表現出的一種心理偏斜很快便催生了孤立主義的
偏執。與之相通的則是對詞“別是一家”認識的重新皈依,自覺而且過分地強調詞的嚴
格合樂性、特殊的聲調韻律與獨立的文體發展機制,重新瀰漫起一股封閉型的孤立主義
空氣。筆者認為不可忽視的一點是:新時期以來,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相對哲學的貧困
、歷史的淡化,迅速富裕起來的詞學形成一股回歸體制的思潮(其精神內核頗有點像國
學向乾嘉的回歸),價值取向上向三十年代的詞學教授的體制內作業靠攏,進而自覺地
、順理循章地並且自矜地向王鵬運、朱祖謀,甚至朱竹垞、萬紅友靠掛。詞學
研究一旦退到了體制內,可以快慰一時,得一些當行本色的心理滿足。李清照“別是一
家”以及“作小歌辭,人必絕倒”云云正是最經典的封閉心理和技藝主義的歷史憑藉!
——詞學真成了音樂史的一個附庸,或者純粹的一門技術工藝,她的學術生命史便會中
斷。我們應該明白,詞的文體的獨立性固然一定時期內依存於與音樂的特定關係,但詞
的藝術價值,詞的文學審美意義則是與曲調妍媸、與音樂性純駁關係不大的!詞學的理
論前進與研究開拓在今天必須打破自我封閉的體制內思維的硬殼才能有所成功!這裡筆
者忍不住又想枝蔓開一句:倘《詞論》真是出於李清照的聲口,則筆者對她的“譏彈時
賢”的批評勇氣極表欽佩。這種批評勇氣正是今天的詞學界最嚴重匱乏的。“別是一家
”不如“自成一家”,批評是允許主觀的,主觀的直面的批評更需要勇氣。
一百年來詞的體制內功課大抵已經做完,870餘調1670 余體的詞本體的探索幾乎都
摸到了底。《中國詞學大辭典》的出版或許可說是詞學的全部作業可以交卷。那麼詞學
到了這個世紀之交還有什麼事情可做?等《全明詞》、《全清詞》編出並出版及四流、
五流詞人全部列入我們的研究課題,我們的研究同仁還有什麼可選擇的課題方向?詞學
的當代學術建設的路在哪裡?一段時間以來不少詞學研究者呼籲加強詞學理論的開拓,
加強現代觀念、宏觀意識與新方法的嘗試。但詞學理論建設與開拓的路又在哪裡?現代
觀念、宏觀意識和新方法新手段又如何與理論建設與開拓有機結合,相互致用,這恐怕
正是擺在全部詞學研究者面前的最迫切也最誘人的當行思考吧!
談幾點個人的看法。
詞本質上作為五七言律絕同類的中國古代格律詩之一種,她的本體範疇無疑落在詩
歌之內(毛澤東同志大抵是將五七言律絕與詞看作一體的,他的詩詞幾乎全是此兩類)
,詞論在理論整體的框架里亦是詩論的一個分支,屬於宏觀的格律詩的理論範疇。李清
照“別是一家”之論無非是着眼於音樂合配上的一種技藝,是一種工具主義或技藝主義
的矜誇。王國維所謂“詩之境闊,詞之言長”只是詞與詩的功能表現上的區別,詞能細
膩言情,委婉曲折,一唱三嘆;詩則發唱心志,意境廣闊,氣調宏遠。但這種原生時的
分工,蘇軾出來後就打破了,詞也“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
發議論”。詞原生初的“艷科”質性也在蘇辛等人的解放大潮里被衝破,悲壯、蒼涼、
哀艷、閒逸、放浪、頹廢、譏彈、恩愛、遊戲、詼諧等等都可以用詞來表達,不僅能“
盡言詩之所能言”,而且“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胡適所謂“詩人的詞”的階段已
經開始了“詩詞合流”的時代(南宋辛棄疾、陳亮走得更遠,“白雨齋”說龍川詞全脫
音樂,“合者寥寥”)。所以詞的理論建設與開拓宏觀地說還應與格律詩詩學的美學特
征與歷史進程合併來討論,它的文化功能與詩論勾聯在一起,並瀰漫到文論(如辛棄疾
“以文為詞”),便是詩文理論的一個側面或亞層次。
另一方面,詞與曲又是質性相同的前後演變的文體,胡適曾說:“在文學演變史上
,詞即是前一個時代的曲,曲即是後一個時代的詞,根本上並無分別”(《趙萬里〈校
輯宋金元人詞〉序》)。——事實上有宋一代詞、曲在稱呼上往往是不分的,胡寅《酒
邊集序》開頭即說:“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趙師@①《呂聖求詞序》開頭即說
:“世謂少游詩似曲,子瞻曲似詩”——這裡的“曲”即是“詞”,這段話到了《後山
詩話》裡就變成“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了。趙德麟《侯鯖錄》也有一則云:
“魯直雲,東坡居士曲世所見有數百首”。當然真正文體意義上的曲,也即是文學流變
史上詞演化而成的曲,則又是詞的一種異變發展後的體裁(樂工歌伶又起了關鍵作用)
。詞與曲,與小令、套數,進而與雜劇勾連起來,又是中國戲曲的一個重要源頭。——
詞,上與詩與文,下與曲與劇文體發展縱向上的綿延貫串,承續沿革,或者換個思考平
面,詞論與橫向上的詩論、曲論、劇論諸學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銜接、滲融的?他們
間的比較研究、合併研究也正是一份宏觀的本體流變史和融合史的極大課題。詩,近體
律絕,幾時又是如何演化出詞的?《生查子》、《玉樓春》與五七言律絕從哪裡開始不
同?異變的表徵是什麼?軌跡歷程又如何?《清平調》呢?《瑞鷓鴣》、《小秦王》呢
?王國維曾發現“《樂府詩集》者多近體詩,而同體之見於《花間》、《尊前》則多為
長短句。”他的推測意見是:“蓋詩家務尊其體,而樂家只倚其聲”(《跋〈雲謠集雜
曲子〉》)。這個答案顯然太簡單了。同樣,詞與曲的異變機制又在哪裡?《黃鶯兒》
、《滿庭芳》、《朝天子》、《點絳唇》、《醉太平》等一堆詞曲同名的字眼、聲調、
韻轍上的區別又在哪裡?怎麼產生?怎麼定型的?李漁曾說:“空疏者作詞無意肖曲而
不覺仿佛乎曲;有學問人作詞,盡力避詩而究竟不離於詩”(《窺詞管見二十二則》)
。這種創作論或者亦可說是風格論上的認識,它的本體論的依據或實質又是什麼?——
這些微觀的體制內研究往往透出宏觀的體制外演變的真正信息與關節,而這些,這些中
的大部分工作,我們的前輩都沒有認真做出漂亮的成績。明人俞彥《愛園詞話》有一段
相當著名的話:“詞何以名詩餘?詩亡然後詞作,故曰余也。非詩亡,所以歌詠詩者亡
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詞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這裡的“亡”與“作”究竟是
怎樣一種遞嬗或承傳的關係?“所以歌詠詩”與“所以歌詠詞”者指的是什麼?汪森《
詞綜序》、宋翔鳳《樂府餘論》、陳仁錫《草堂詩餘四集序》等等材料經施蟄存先生《
說詩餘》的整理闡發,或許正可揣摸到“詩”到“詩餘”到“詞”的演化關鍵的一些啟
示。
詞與詩、詞與曲的沿化關係實際上也凸現了詞的起源與變異這個詞學的根本性問題
的重大內涵。近代以來,王國維深信崔令欽《教坊記》所附“三百二十四調”的曲名表
,傾向於相信盛唐已有詞調的產生,梁啓超也持類似觀點(胡適考證指出:崔氏曲名表
中如《天仙子》、《傾杯樂》、《菩薩蠻》等,實出於唐武、宣兩朝,《教坊記》不可
深信)。胡適《詞的起源》則考定“依曲拍為句”,即依曲調填新詞應是中唐劉禹錫、
白居易等人受民間曲子詞的啟發開始創體嘗試並正式引入文苑的,第一批作品即所謂“
中唐六調”。宋人沈括《夢溪筆談》(五)曾提到“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
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雲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為之者已多
,亦有在涯之前者。”——此說乃朱熹“泛聲說”的先聲,但扯出了一個貞元進士王涯
來。朱熹的“泛聲說”與胡適的“依曲拍填詞”本質仍是可以聯通的,沈括說“貞元、
元和之間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正印證了胡適的中唐說。大約在沈括時代王
涯已是流行說法的填詞首創者。顯然這是嚴格地就文學的詞或曲子下的結論,非文學的
詞或曲子的形式運用,則應更早一些。但傳統上不少人——包括詞人——卻都認為詞起
於晚唐,如陸游在《花間集跋》說:“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他為自己的“長短
句”作的序中也說“依聲制詞,起於唐之季世”。當代學者借着隋唐燕樂研究的深入在
詞的起源看法上漸漸時間上往前推。區分唐聲詩與依聲填詞間的形式界限其文學性與音
樂性的詮釋又如何?“唐詞”的提法為什麼許多人堅決反對?——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應
該勇於表態。
這裡又連帶引出一個詞自身的發育成熟、體態氣性變化的規律性的探討。楊海明《
唐宋詞縱橫談》有一節談晚唐五代詞的“早熟”特性,提出了詞史研究詞發展演變中的
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詞從民間興起,只經過中唐文人短暫的嘗試階段,卻一下子跳
躍到了晚唐五代詞的成熟階段”。楊海明認為這個“跳躍”是一個“超前成熟”,不僅
體現在體式、意境等外在表現上(體式的粗糙到精緻,意境的淺露到圓熟),而且體現
在內在的心理面目與體氣質性上(“艷科”的“愁”、“怨”,心態的成人化)。即是
說從中唐起源起到南唐李煜止,詞的形式、內容、風格、意境、趣味、聲調、格律,已
經全面成熟並迅趨定型,不僅定型而且呈超穩定狀態,為身後的三百年宋詞,甚至近一
千年的詞創作奠立了標準範式,並且奇蹟般地形態結構保持一千年不變!她的“遺傳基
因”完全滲透到後來的詞的細胞中,融化在後來詞的血液中,即便如蘇辛那樣的“革命
”、“豪放”大家亦不時暴露出一條艷科本色的尾巴。我們要問的是這種質性“早熟”
以及“早熟”後的穩定不移,她的產生機制究竟是什麼?深層原因究竟在哪裡?
還有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認真探索五代兩宋詞人的真正生存狀態與人文情志。時代文
明土壤、社會文化因子、朝廷意識形態措施、知識分子政策等等,作用何在?如何作用
?詞人與詩人到底是在哪種內驅力、外誘因下分道揚鑣,各自選擇自己的文藝類型與審
美形式?(再深入一層,例如,如何理解江西詩派大詩人陳師道對秦七、黃九詞的認識
心理和攀比情緒?)他們的進退出處的哲學層面上的言論與實際發生時表現出的思想境
界,人格氣質,政治品性是否一致?又如何詮釋?總之,努力從他們的詩里、詞裡讀出
貌似分裂,實質往往統一的文化心理與靈魂渴求。既還原歷史重塑文藝氛圍,又穿透歷
史從他們——比如填詞——擇詞調,拈韻轍,拼拆粘對的原生狀態中尋出他們如何感覺
,如何思維,如何排遣真假深淺不同的怨與愁,如何抒情,如何述志,如何發牢騷,如
何評估詞人詞作,如何審美……挖掘他們的靈魂內在自由與意緒自行平衡的理性機制,
並且真正研究一點、學習一點對自己有用的遣情方式與審美操作。最近楊海明在一次學
術會議上說,古代文學儲存着關於人生問題的豐富思想蘊含,這是它的活力與生命力之
所在。唐宋詞相當集中地展示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百味,至今猶對國人的心理機制
和思想性格具有參與建構作用。詞學應該立足“活”的人生,也面向“活”的人生,使
其關於人生問題的思想蘊含重新激活,以裨益於我們今天的生存與發展。——我想我們
平時說的文化遺產、精神文明的繼承發揚更多的似還應鑿實在這一領域。總概而言,宏
觀的、多元化的、“活的人生”的研究恐怕是今後詞學研究者更應化大力做的功課。
縱觀一百年來的詞學現代化進展,體制外的王國維、胡適更多着眼詞學的體性變革
與歷史演化。他們把詞學當成一門現代科學學術,看作一個有對應距離的研究對象。王
國維偏重在藝術上、心理上從傳統中解放出詞學;胡適偏重在歷史上、思想上為詞學的
學術前進撥正思考方向。他們與王鵬運、朱祖謀以來體制內詞學派的根本區別是自己沒
有對象化,沒有終其身與詞共舞,沒有相信“別是一家”真的是一個封閉孤立的自足體
系,可以沉浸在裡面自我完成,自我傳承。——他們的體制內詞學學問肯定是不完整的
,但他們對詞學的態度與詞學思考卻是十分認真的,有些意見貌似偏激,但存心是忠懇
的,特別是對他們那個時代“入之”而不能並不肯“出之”的孤立主義、技藝主義的傾
向似不無驚醒作用。“嘶馬誰行古道”?——筆者大旨存焉,不能不結束此文時再有所
強調。
詞學一百年來的總結文字,謝桃坊《中國詞學史》有關章節已有相當清晰的梳理和
相對客觀的評述。最近又有楊海明《詞學理論和詞學批評的“現代化”進程》的發表。
關於詞學的總體構想和前景展望,吳熊和曾提出過八個方面的重大設想(見《唐宋詞通
論·詞學》)。筆者含咀既多,仰望亦重。這篇文字只是從體制外提出一點個人的觀察
與思考,相當粗率。斷制失當,輕重失序,在所難免,所謂門外胡說,錯訛正多,伏請
飽學巨眼,指正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