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立註：

前幾天龍鄉發了一篇《同豐燒餅店》，裡面提到蘭陵別墅的小鄰居牟小哥。牟小哥的父親是博物館的。云云。

今天雁總：牟老先生仙逝了。並轉發了一篇杭州日報以前報道牟老先生的文章。

杭州日報：牟永抗的考古人生 

來源：杭州日報 作者：王毅    

他是新中國成立後，浙江考古事業的開創者之一。他提出的諸多重要觀點，對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名家名片

    牟永抗，浙江黃岩人，1933年生於北平。浙江省考古事業的開創者之一，著名考古專家。長期從事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對於浙江省史前時期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建立、中國史前玉器及其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窯址考古學的探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放在他面前的水，涼了，換熱的，再涼，再換熱的，他沒顧得上喝一口。說到興奮處，會激動地拍自己的腿，眼睛閃爍出童真的光芒。

    他已經80歲了。每次長達幾小時長聊，問，要不要休息下。他擺手：“不用不用！我喜歡和年輕人聊天，就像當年在北大給學生講課一樣。”然後，他嘿嘿一笑，說，我是A型血，講到興奮時，剎不住車。

    他叫牟永抗，有着60年的考古故事。我不得不分四次，共計18小時，跨越了新舊之年的交替，才聽完了它們，宛若翻閱了一部浙江考古發展史。

    老人的生活單調，但似乎有一個愛好，看電視。每次採訪，他家電視機總停在鳳凰衛視或央視紀錄片頻道。問他緣由，他呵呵地笑：因為“及時”和“真實”啊。

    這抑或也是他一輩子對考古的認知吧。

    他也有嚴肅和沉默的時候。一回，我按捺不住好奇問，閒暇有沒收集些古玩？老先生一字一頓地說：將有科學價值的研究標本，用人民幣來等值，這是考古界最大的腐敗。

    他住在金華路，附近有家在杭州小資圈頗有熱度的餐館。某天中午，他拉上老伴，請我去這家餐館吃飯。

    顯然，餐館的服務員頗熟悉這對老夫婦，跟他們打招呼，甚至知道他們經常要一份紅燒肉，再加一個蔬菜，就是一頓午餐，沒吃完的肯定還會打包。

    但我想，年輕的服務員不一定知道，這位真實樸素的老人，是浙江考古界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是新中國成立後，浙江考古事業的開創者之一。20世紀60年代之前，他幾乎參與了浙江境內所有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他提出的諸多重要觀點，對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他的部分重要論文，前些年被整理成冊，叫《牟永抗考古論文集》，足足有三百萬字，700多頁。

    “考古是為了解讀真實的歷史。解讀可以出錯，錯了可以再改，但證據不能改。”

    考古人在勞動人民心中的形象是很奇怪的，被認為是“抓蛇的”，好一點的話，認為是拉電線杆的。

    1953年5月，解放後新成立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第一次輸入新鮮血液。牟永抗那年20歲，和周中夏、朱伯謙、王士倫三名年輕人，從華東革命大學浙江分校調來。 

   “當時我們是昂首挺胸、意氣風發的革命青年，不知道文管會是個什麼部門，以為是個搞古董的養老單位。”沒料想，後來就是這幾個年輕人，一手開創了浙江的考古事業。

    半個月後，牟永抗被派去參加老和山遺址考古發掘（即現在浙大玉泉校區學生宿舍U字樓），這是解放以後，浙江省的第一次考古野外作業，由華東文物工作隊主持發掘。

    宿舍的基礎建設由當時的“勞改隊”承包。勞改犯們拖着鐵鏈在地里挖啊挖，然後“報告隊長，這是不是文物？”

    那是夏天，牟永抗穿着短褲，打着赤膊，跟在王文林老師後面，王文林確認後，他就給文物拍個照，作為記錄。

    他以為那就是“考古”。  

   第二年，他去北京大學參加考古訓練班。郭沫若親自教授奴隸社會史，尹達講原始社會史，翦伯贊教封建社會史，裴文中講舊石器考古學，都是如雷貫耳的大家。

    第一堂課是裴文中先生的課。課講完了，認為有過“考古實踐”而自我感覺良好的牟永抗舉手提問：“裴先生，你講近年中國考古學，為什麼沒有講老和山發掘？”

    裴先生看着他，面無表情，一字一句：“這不是考古，這是撿東西！”

    他被震到了。

    牟永抗的考古生涯，從這裡才算正式開始。

    當年傅斯年先生做過一副對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牟永抗認為，傅先生把考古學概括得很全面、很生動。“所以我們在勞動人民心中的形象也是很奇怪的，被認為是‘抓蛇的’，好一點的話，認為是拉電線杆的。”  

   1953年至1955年，牟永抗跑遍了杭州周邊地區，最南溫州，最北嘉興，可以找到史前文明的線索，都去看過了。1958年，他在龍泉縣的東區，發現了72個窯址，各個窯址的標本不能放一起，只能分別放在布袋裡，背在身上。在汽車站等汽車，兩位大嫂看着他笑：“同志，你看看你身上有幾個袋子”？她們幫他數了數，一共17個。

    “考古本來就是為了解讀真實的歷史。如果資料是不正確的，證據都是假的，怎麼還原歷史？”

   “但是在解讀證據時，需要科學嚴謹的態度，”他說，“人類的歷史是不斷被認識的，有時候，我們的解讀可以出錯，錯了可以再改，但我們的證據不能改。”

    他舉了個例子。“有人認為，幾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左撇子，那是因為出土到的鐮刀刀刃口和現代是相反的，似乎這就是證據。但如果古代良渚人和現代海南島黎族婦女一樣，並不連稻稈一起收割，只割稻穗，那就不一定用左手了。” 

   “坐着消防車去河姆渡，這種經歷讓我感覺，保護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有一年發掘，住在餘杭安溪鄉政府，辦公室騰不出來，只好把豬圈裡的豬遷走，打掃乾淨，鋪上一層稻草，落腳。

    牟永抗剛入文管會時，鄭振鐸任國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要求各地文管會配合經濟建設，進行文物保護和考古發掘。浙江的工農業發展，給了年輕的考古工作者很大的舞台，亦成就了浙江考古事業最初的“黃金時代”。

    20世紀60年代以前，牟永抗參與並見證了浙江省內幾乎所有重要考古項目的發掘——湖州錢山漾、邱城、淳安進賢高祭台遺址等。1971年，中斷了十年的浙江考古事業逐漸恢復，當時只剩下朱伯謙和梅富根兩位考古人員，牟永抗因為“家庭出身”問題被下放勞動，算作編外人員，但仍全身心投入到全省文物人員的培訓中，並參與、主持了大名鼎鼎的河姆渡、良渚遺址的發掘。

    浙江的史前文明進程，也由此得以往前一提再提，並在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上處於領先地位。

    早些年，考古條件艱苦，地點多在偏遠野外，無代步工具，僅靠兩條腿。有一年發掘蘇家村，住在餘杭安溪鄉政府，辦公室騰不出來，只好把豬圈裡的豬遷走，打掃乾淨，鋪上一層稻草，落腳。

    “我們對工作一腔熱情。辛苦算什麼，挖到真東西，那才叫真高興哩。”

    1957年底，湖州邱城遺址發掘。收穫的陶片，足足裝了四百多麻袋，雇了一隻20噸的木船運回杭州，這在當時是一個很轟動的事件。發掘的三個多月里，牟永抗沒有刮過一次鬍子，也沒有理過一次頭髮， 24歲的他，被當地老百姓認為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1971年11月，牟永抗參加河姆渡第一次發掘。“去現場沒有車子，我們就向鄰近文化館的縣消防中隊借了一輛消防車，像消防隊員一樣單手緊握拉杆，側身分立消防車兩側。這種經歷，感覺保護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憑着這股緊迫感和責任感，河姆渡發掘中，他們發現了比邱城年代還早的文化層，提出了河姆渡“一至四期”的概念。在第四層發現了7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穀，成堆成堆的，黃綠黃綠的，還發現了很多木質工具，排列有序的木樁，最長的一排23米。國家文物局有關領導專程趕到現場，目瞪口呆，驚嘆不已。

    1986年，良渚反山墓的發掘則考驗了坐鎮主持的牟永抗的耐心。

    當時，良渚文化是上海、浙江和江蘇三省的共同課題，鄰省市的同行已經分別發掘到以殉玉為主體的良渚大墓。但作為良渚文化故鄉，浙江還沒有挖到一個良渚大墓。

    那一年的野外經費是11000元，已經用掉3000多元。不少人建議先挖幾條探溝試試。

    牟永抗很堅決。小打小鬧十多年，這次要挖就大面積挖。但兩個多月的發掘成果差強人意，只出土11座漢墓。良渚大墓的影子，一絲一毫都沒見着。

    一般說來，墓葬向下挖到二三十厘米就可以見分曉，但挖了近一米，還無動靜。壓力相當大。可是，挖出來的都是熟土，說明漢墓之下可能還有墓葬。於是他頂着壓力說，繼續挖。

    連挖11座漢墓、再向下挖到一米深處，發現了後來被編為97號玉琮的12墓。蹲在墓邊的發掘領隊王明達不顧一切地一躍跳進墓坑，大喊“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 

   “認識到自己的局限，並且敢於否定自己，這就是一個進步。”

    良渚莫角山遺址二次發掘告停，就他個人而言是遺憾；但多年後在此發現超大型營建遺蹟得以保存，值得欣慰。

    1955年底的寧波火車站董孝子墓的發掘，共挖出135座漢、元朝墓。這是牟永抗的第一次獨立主持。

    1956年前，長江以南始終沒有找到過墓葬的“邊界”，“墓”，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他把老師王文林請到寧波，住在董孝子墓里，解決“找邊”問題。最終邊找到了，這是長江以南考古歷史技能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首戰告捷，不免沾沾自喜。“但實際上，對墓內許多復修的關鍵，都沒有加以深入研究。比如，91號墓前面還有一條23米的墓道，下面鋪了磚砌的排水溝，這些位置都沒有做剖面；91號墓旁邊還有25個墓，和91號是什麼關係，都沒有做地層學上的剖面的切割……”

    當年出土的135座墓，每座墓都留有標本，存放在西湖博物館附近美院附中的兩間教室里。次年，一場大颱風吹倒教室，標本被埋在了廢墟里，清理出來，再也無法恢復原來的關係。  

   “這是我考古學上的第一個遺憾，無法償還的一筆債，現在想想還是因為缺乏科學的堅持、繼續探索的精神。”

    他一生大部分的考古成果，在三年前被集結成冊。這本300萬字的《牟永抗考古文集》，對每一次的考古過程都在反思。比如，在12號良渚大墓發現後，“大墓豐富而又精美的遺物帶來的喜悅，讓我對反山M23東北那一片紅色區域的判斷失誤，不恰當地採用了墓葬發掘的方法，以至破壞了這一遺蹟。”

    時至高齡，對於學術上的一些遺憾，他有了更達觀的心態。

    “不要認為自己的都對，而要勇敢地看到自己錯的地方。敢於否定自己，就是一個進步。” 

   當年，104國道改道工程，良渚莫角山遺址準備二次發掘，他曾認為會是自己完美的收官之作，但因種種人為原因，公路繞道，發掘告停，令他很長一段時間難以釋懷。

    然而，在2010年，這個公路旁邊，考古所在探溝裡面挖了將近十萬斤的稻穀堆積，是個超大型的營建遺蹟。

    “如果我們當時發掘，就不一定能注意到這些現象，修公路時可能就被毀掉了。所以，就我個人的成果而言，這是個遺憾，但作為遺址，它被保護下來，這給以後的考古工作者留下了課題，給了他們用武之地。”

    “作為一個學者、知識分子，在國外得到這麼高的禮遇，我非常高興”。

    美國首都的弗利爾博物館專門給他發了個特殊的出入證，無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開任何倉庫的門。

    1982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成立30周年，由考古專業改為考古系，邀請一批考古專家做講座。牟永抗是唯一一位專程被邀請的省外專家。

    這是自他1954年參加北大考古培訓班後，30年後再一次回到北京。

    牟永抗出身書香門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母均就讀於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他於1933年出生於北平，6歲時回到家鄉，由祖父單獨督導國文。

    長大成人，他選擇了和父親不一樣的道路——加入了新民主義青年團，成為學生中追求進步的積極分子。有一年，組織上交給他一項政治任務，讓他寫信叫在國統區工作的父親回到家鄉。父親回鄉後，不明不白地死於階級鬥爭。    因父親“國民黨”身份，他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經歷了不勝唏噓的世態炎涼。史前研究被迫中斷，論文沒有自己的署名權，還被明令禁止上北京。

    多年後，他終於站上北大的講台。巧合的是，講課的教室，就是他當年參加培訓班時的宿舍。而講台，正是他當年睡的床鋪的位置。

    他站在講台上，想說話，卻發不出聲音。他以為是中山裝的搭扣太緊，解開。還是發不出聲。再解開一個扣子，還是不行。幾秒鐘後，兩行熱淚湧出眼眶，他終於蹦出了第一句話。

    他沒有照着講稿念，卻滔滔不絕。底下是幾百雙年輕的明亮的眼睛：“我是對着他們求知的眼睛在講課”。

    原本兩場講課被增加到六場，他在北京待了一個半月。

    每天晚上，他的宿舍人來人往，絡繹不絕。有老師，有學生，還有外國留學生，向他請教各種考古學問題。

    在北大的這一個半月，成為他人生中兩個愉悅期之一。

    另一個愉悅期，是在退休後。美國多家著名學府邀請他做訪問學者。在哈佛大學，他做了六次演講，主題圍繞玉器時代和東方太陽神崇拜而展開，場場爆滿。美國首都的弗利爾博物館專門給他發了個特殊的出入證，無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開任何倉庫的門。“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在國外可以得到這麼高的禮遇，非常高興”。

    在美國，他結識了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兩人相見恨晚。聊了許久，才知道張教授是更早提出“玉器時代”這一觀點的考古學家。“他把玉器時代放在國際視野中來研究，這也提醒我，要以地球村的眼光來做中國考古學的研究。”

    其實，在牟永抗一生的學術生涯里，提出過很多重要觀點。比如，他提出太湖流域和黃河流域同是中華民族文化起源的搖籃，打破了傳統的一元傳播論和中原中心論。良渚遺址群發掘後，他圍繞以玉器為代表的良渚文化，闡述了東方史前時期太陽神崇拜等論點，重新提出了“玉器時代”的重要觀點，推進了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研究。

    前不久，浙江文物考古所發布2012年度考古重大發現：在浙江永康發現了更早的人工栽培稻穀，距今11000年。此前發現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是1971年在河姆渡發現的，距今7000年。

    對牟永抗來說，這意味着一個新的課題研究。“以水為背景的東亞大地的東南部，以濕地為主體的水稻種植反映了什麼樣的聚落形態和生存狀況？以浙江東南為主體的東亞濕地，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究竟起着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問題都是我退休後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希望有更多的考古界人士，以地球村的眼光來做這方面的探索。”

    “考古不能和經濟利益掛鈎，這有違考古學的本質。”

    1995年，有人提議把和田玉改為中國玉，牟永抗當場拒絕了，他不簽，後面的人也不敢簽。

    中國的第一次考古發掘，是1920年仰韶文化遺址的發掘，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關注。儘管他們都不是考古學專業，但都希望藉此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用更科學的資料來研究歷史。

    牟永抗講了一個故事：湖州人慎微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之江大學教務長。1956年錢山漾遺址的發掘，是浙江省按照田野考古規程操作的第一次發掘，就是慎微之老先生寫信呼籲搶救保護的。1952年，他被下放到家鄉湖州，在鄉下一所中學當英文老師。“星期天，老先生拎個籃子，到吳興縣村頭田間找東西。”

   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呢？牟永抗說，“因為我一直強調一個觀點：考古學代表的是整個知識群體的覺醒。”

    1995年，牟永抗應邀去新疆參加一個和田玉的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主辦方遞過來一個文件，請專家簽字。他坐主席台上第一個位置，文件第一個給了他。原來是一份把和田玉改為中國玉的提議，有人想用20年，把新疆和田玉開採完。開會地點的周邊已經分片包給農民，挖土機日夜挖掘，一塌糊塗。

    牟永抗當場拒絕了。他說：和田玉只是個俗稱，並不是科學命名，主要用途並不是做工藝品，而是做消防材料的。他沒簽，後面的人也不簽；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簽，下面的人自然更不敢簽。

    “你看某個古代名人墓的發掘，在電視上直播，挖到一個東西就可以拿出來展示，這完全是違反考古最基本的程序啊！他們挖這個墓，並不是為了在王侯墓葬制度上有什麼突破，而是為了地方經濟利益。這是一種墮落。”牟永抗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