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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記夢

《東坡志林》裡有“夢寐”一類，記了十一個夢。其中一個，夢到唐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東坡所作是一首＊＊句詩，醒後還全部記得：“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縰縰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蘇軾對這首詩情有獨鍾，一直念念不忘，居然在另一個陛見神宗的夢中夢到了它。在後一個夢裡，蘇軾奉旨為皇上的紅靴作銘，“既畢，進御，上極嘆其敏”，破格讓漂亮的宮女陪送他出宮。走在路上，無意瞥到宮女的裙帶間有詩一首，細看正是他的《太真妃裙帶》詞。

這個故事令人想起李白平生的“得意”之舉，醉中為楊玉環填《清平調》詞三首。李詞的文辭極盡華麗綺靡，馬屁拍得一流，對楊妃的讚嘆之中隱隱藏着點自己的傾慕之意，既要讓主人感覺得到，又不能狂妄到讓皇帝吃醋，相當不容易。蘇詩的立意和風格都和李作驚人地相似，夢本身也像是李白故事的小型翻版，以蘇軾的為人和才氣，等閒不會附庸風雅。此次破了例，由此可見這件事在後代文人心中的地位。蘇軾天性率真豪放，着眼點未必在攀龍附鳳，而是視這種為大美女效勞的小差事為風流雅事，可以傳世為佳話的。一首歪詩，得美人一顧已屬不易，如今竟被書寫在裙帶上，裊娜在纖腰間，這是連陶淵明在《閒情賦》裡都不敢夢想的奇遇。

記夢中最有趣的一則是《記子由夢塔》：

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災。”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雲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璨然如花，兄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僧先吞，兄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卻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

東坡一生好佛，和尚朋友特別多，做出這樣的夢正是自然而然的事，要說此夢也並無微言大義可推究，只是對話饒有風趣，讀之令人不禁莞爾。

自來美國，前十數年中做夢頗多，夢中作詩作文之事也常有。當時如果湊巧醒來，多隨手在紙上隻言片語地記下，然而大多數情況，是忘得一乾二淨，只隱約記得做夢得句這回事，欲下筆則無從捉摸。近一二年，諸事紛雜，心不能靜，時或失眠，再也沒有輕快風雅、純為遊戲的好夢了，思之悵然。

前後赤壁賦

明朝的李贄說，東坡前後《赤壁賦》，前賦絮絮叨叨講人生哲理，不如後賦空靈純淨，不帶“人間煙火氣”，說得內行。

前賦假設客主問答，是《楚辭》以來的老套，一方借古抒情，感慨無常，一方拉來莊子，勸慰說服，主客的言辭均極講究，可謂字字珠玉。聯繫到蘇軾在黃州的經歷，一客一主的答問，實是東坡在自我勸解。賦的結尾，主人說服了客人，赤壁之游的氣氛一轉而為歡快，於是“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這一段說服的過程，在作者是相當吃力的，吃力就不容易討好，所以像李贄這樣的讀者，就要說點風涼話。

《後赤壁賦》離前賦的寫作不過三個月，季候由秋入冬，文章的調子大變，後賦的“冷”是大家公認的。像前賦中那樣，泛舟江上，吹笛唱歌，高談闊論，顯然不行了。後賦中的游，只是一個幌子。一開始，東坡甩掉二客，獨自爬上山坡去吹口哨，坡上風冷，樹木幽黑，口哨一吹，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倒把不怕鬼的詩人嚇着了，一溜煙跑回岸邊。船仍然劃出去了，所謂“放乎中流”，這一回，主客都安靜，忙着灌黃湯抗寒，好歹混得將近夜半才回家。

不懷古，不談人生，東坡當然不甘心。真實的游，固然可以如此，寫在賦里不行，一定得有點什麼彩頭。彩頭從何而來？還得藉助於莊子。橫江東來的孤鶴，明月之下看得明白，翅膀足有車輪一般大小，這樣的鶴，當然不是凡鳥。

前賦中的一切情景，不管多麼精彩，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後賦則處處神來之筆，看上去卻又好似寫實。感嘆無酒麼？太太就拿出藏了很久以備不時之需的私房貨；感嘆沒菜麼？客人正好有黃昏時打上來的鮮魚。巨鶴現身，已經突如其來；鶴化道士，更是匪夷所思。然而蘇軾還有絕的：道士千辛萬苦入了夢，只問了一句“赤壁之遊樂乎”，東坡也爽快，只揭破道士的身份，不問他所為何來。人物的不沾不滯，和前篇的執著形成鮮明對比。

據東坡自己說，那天晚上，確實遇到巨鶴。但止於此，如何顯得出東坡的手段？蘇軾的詩文常有別人那裡看不到的神來之筆，道士入夢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例。類似的境界，後世大概只有在龔自珍那裡可見一二。

從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到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不變的是一輪明月，和月下的赤壁，變的是季候和人物的心境。三個月時間，人的思想和情緒何以前後差異如此之大？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前賦把心中的憤惋發泄一盡，暫時獲得平靜，在此情形下，重新思考人生的問題，勢必更客觀、更深刻。人的每一次進步，大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不獨東坡如此。

一對朋友的故事

“烏台詩案”發生，圍繞着對蘇軾的營救，很有一些感人的事。曹太后多次在神宗面前感嘆蘇軾兄弟人才難得，竟至泣下；張方平、范鎮不顧風險，先後上疏，後來均遭處罰；蘇軾的弟弟子由願以官職為兄長贖罪，被降職外遷。當時形勢險惡，“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張、范的勇氣非一般人所能有。利用機會為蘇軾說幾句話，已經難得，這其中，王鞏《聞見近錄》記章惇駁斥王珪一事，最令人痛快：

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言爾。”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這段傳聞出自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之口，當然可*。

章惇是蘇軾簽判鳳翔時結交的朋友，當時任商州令，他性格狂放，膽大敢為，而又志向高遠，很投合東坡的脾胃，兩人有過一段同游同飲的好日子。元祐年間，東坡知貢舉，陰錯陽差的，取了章的兒子章援為第一名，這樣，他和章家又多了一層關係。

但誰也想不到，蘇軾的後半生，章惇竟然成了他的噩夢。

這原因，說起來也簡單，因為章屬於王安石變法派的骨幹，蘇軾則被歸為元祐黨人。

政治鬥爭沒有不殘酷的，即使是在文質彬彬的北宋。章惇在政壇幾起幾落，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勢，整起人來也是不要命的。然而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要說在政見上積怨之深，章哪裡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蘇雖系政敵，彼此卻都能欣賞對方的才華，而且不因政見影響這種惺惺相惜的關係。我每讀到蘇軾到金陵訪荊公，詩歌唱和，心裡總是覺得感動。蘇軾和王安石：“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由於才氣的關係，蘇、王相知，似乎比蘇與同黨的司馬光等還更深。

章惇心高氣傲，不甘為人下，遇到東坡，算是撞上了他“五百年前的孽冤”。論才學，蘇軾遠超同儕，其他人想一較高低，幾乎不可能。整蘇軾的人中，出於嫉妒的不在少數。林希也算蘇的老朋友了，起草貶謫蘇軾的制詞，極詆毀之能事，擱筆時不禁哀嘆，“壞了一生名節”！可見事理是明白的，但控制不住往人身上狠狠踩一腳的欲望。

宋人筆記中的兩則軼事，最能顯示章的性格：

蘇、章遊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而過，用索係數，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高齋漫錄》）。

另一次，二人小飲山寺，聞報有虎，借酒勁“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外，馬驚不敢前”。蘇軾轉回，子厚取銅鑼在石頭上碰響，“虎即驚竄”（《耆舊續聞》）。

這樣的故事，安在李白身上也很說得過去。蘇軾能看出子厚內心那股破落戶的不要命的狠勁，眼光是很深的。然而這種狠勁，我們很難說好說壞，用到戰場上，可以造就一個英雄；一輩子不得其用，布衣終身，可以成為狂狷之士；倘若有些才華，也許就是一個小李白，或後世的龔自珍。可惜他的寶最終押在了政治鬥爭中，而且是那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方式上，內心的狂傲逐漸轉化為暴戾和兇狠，原先的一點情調蕩然無存。睥睨一切，在年輕時，在地位低下時，是自尊的外延，這種人等閒不會做出脅肩諂笑的姿態，而時移世變，當年的小吏搖身一變為握人生死於掌上的權相，自尊惡化為自大和專橫，也就順理成章了。

且看他同黨的蔡約之在《鐵圍山叢談》中的說法：章“性豪邁，頗傲物，在相位數以道服接賓客，自八座以下，多不平之”。

《老學庵筆記》也有一則：林自為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啟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為，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曰：“遮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荊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荊公亦不曾奉敕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對於變法派，王安石的地位相當於教父，這幫人都是王當年一手提拔的。王已不在，章惇用這種口氣說話，不僅是狂傲，整個兒是一小人嘴臉。

子厚對自己的書法相當自負，自謂“墨禪”（《夢溪筆談·補談》）。有記載說他日臨蘭亭一本，東坡不以為然，說“臨摹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

蘇、章交惡的具體事由，一直找不到資料，或說子厚出生時，父母不想要他，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蘇軾贈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愛水雲鄉”之句，子厚認為這是嘲諷自己，很不高興。

說蘇、章交惡，其實只是章打擊迫害蘇，蘇軾則一直當子厚為朋友。

朋友變成的敵人，因為相知甚深，關注得格外細膩，整治起來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據羅大經《鶴林玉露》，“蘇子瞻謫儋州，以瞻與儋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們惡作劇。東坡在惠州，做詩曰“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詩傳京師，子厚又不高興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貶他到昌化。

政壇的事永遠說不準。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繼位。章惇因反對傳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罷相。政敵翻出更多舊賬，結果被貶雷州。與此同時，蘇軾遇赦放還。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的六月，蘇軾到達京口，子厚的兒子章援也在那裡，他沒有見到蘇軾，誠惶誠恐地寫了一封長信，為父親求情。因為當時有一種傳說，蘇軾將被起用。章援出於對父親多年作為的了解，擔心蘇軾重新上台，會進行報復。章援的信哀淒動人，不亞於李密的陳情表。子厚的兒子，果然父風宛然。但這小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老章貓逗老鼠似的拿東坡的生死逗着玩的時候，沒見他為老師說點什麼，做點什麼。

章援以父親的為人忖度他人，他把東坡看得太小了。《雲麓漫抄》記下章援信的全文，為我們留下了珍貴史料。書中描述當時的情形說：“先生得書大喜，顧謂其子叔黨曰：‘斯文，司馬子長之流也。’”立命從者準備紙墨，作書答之：

伏讀來教，感嘆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可知。建中靖國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風土不甚惡，寒熱皆適中，舶到時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於閩客川廣舟中準備家常要用藥百千去，自治之餘，亦可及鄰里鄉黨。又丞相知養內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

林語堂在其所作的蘇軾傳中，讚嘆此信是偉大的人道主義文獻，因為其中表現出來的寬容大度和仁愛精神，在古往今來的人物中，實屬鮮見。

蘇軾和章惇的故事，是兩個朋友的故事，也是兩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個人的人格可以多偉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認識一個人可以多卑鄙。事實上，子厚雖然入了*臣傳，若論其人，並不算壞到哪裡去，至少比呂惠卿、蔡京之流多點人味。我讀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義正詞嚴！倘若故事止於此，嘿嘿，歷史上不又多了一個義薄雲天的男子漢嗎？

蘇詩點滴

陳師道《後山詩話》論北宋三家詩：“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十分簡潔中肯。東坡的新，新在何處？清人趙翼解釋說：“意未經人說過則新，書未經人用過則新，詩家之能新，正以此耳。”

用典深，用僻典，雖說確是東坡的拿手好戲，但以此為蘇詩的長處，卻也未必。當時人解蘇詩，已經不容易，何況普通讀者。蘇詩的好，在於能在習見題材中，說出前人未曾說過的意思，或者前人已說過，卻沒有說得像他那樣深。前者如“雪泥鴻爪”和比西湖為西子的著名比喻，後者如詠海棠的“惆悵東欄一株雪”和“只恐夜深花睡去”。未經人說還有第三層意思，就是翻古人的案，如陳邇冬在《蘇軾詩選·後記》中所舉的《續麗人行》的例子。這種出新意，讀東坡的《赤壁懷古》和《中秋》兩首詞感受更深切，尤其是《中秋》詞，通過月之陰晴圓缺，寫出人生的悲歡離合，可以說，月在中國文學中的象徵意義，中秋月在中國人心裡的情感積澱，都被這首詞說到通透，絲毫不留餘地，使後人無從落筆。

評家多說東坡善用比喻，比喻的新，正是要表達全新而更深的意思。蘇詩之所以為人喜歡，還在於他表達的意思，多是與人生遭際相關的，能引起讀者的普遍共鳴。

新雖然定義為前人所未道，並非所有未經人道的都好。未經人道不是偏執，不是怪異，更非從無道理處搜爬得來的胡言亂語。意思高遠深刻，*的是作者的才力、學識和胸襟。黃庭堅說的“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正是此意。東坡讀書多，北宋詩人除了王安石，大概無人可比；天賦之高，則王安石也要瞠乎其後，袁宏道甚至說他學問才力皆遠遠高出李、杜之上——論天才，東坡恐怕須讓李白半頭，而東坡之後，才力足以與李、蘇鼎足而三的，惟有龔定庵一人而已——這就是敖器之所謂的“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變幻百怪，終歸雄渾”。有此先決條件，蘇詩才能像葉燮所稱讚的，“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出”。

蘇詩的好處明顯，蘇詩的不足亦然。蘇軾性情豪放，詩意開闊，與之俱來的毛病，便是一覽無餘，缺少後味。當然，這只是就一部分作品而論的。有人說蘇詩不甚講究遣詞造句，律詩對聯不工，尤其是和陸游相比。這話說得不錯，想在蘇詩中找《紅樓夢》中所引的“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之類的工對，幾乎不可能。蘇軾的對句，經常對得巧而險，從修辭上來講，對得很粗，從命意上來看，則精彩之極。這個問題，陳衍在《海藏樓詩》敘中說：

東坡律句極少，高調屬對，每以動宕出之。“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獨眠床上夢魂穩，回首人間憂患長。”“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此例極多，何等神妙流動！“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山谷謂當是“初日頭”，曰“豈有用白對天？”東坡曰：“黃九要改作日頭，不奈何他。”往時葉損軒作律句，對語喜工整，余常以此例語之。

陳衍的見解是深有體會之談，不同於理論家的隔靴搔癢。“高調屬對，每以動宕出之”，尤其說得精闢，雖不能概括蘇詩的全部，但至少揭出了蘇詩的一大特點。

蘇軾的七言詩歷來得到一致的喜愛，就我個人而言，最愛的是其中的七古。相對於他七律的瀟灑豪邁，七絕的秀麗雋永，蘇軾的七古既有白居易的纏綿，又得韓愈的雄壯，無論何種風格，都圓潤精美，餘味無窮。尋常七律中時見的帶夾生句子的毛病一概沒有，像《舟中夜起》、《定惠院之東海棠》、《登州海市》、《吾謫海南，子由雷州》、《游金山寺》，乃至《題王逸少帖》等，都令人難以忘懷，時常念誦，常至於沉迷，朦朧恍惚之間，不知身在何處。

兩個人的死亡

蘇軾嶺海放歸，病倒於常州，自知不久人世，乃致信老友徑山惟琳和尚：“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裡，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眾生自重。”

蘇軾的病，據說是熱毒。據顏中其《蘇東坡年表》：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卻。二十五日病危，二十八日絕命於常州，年六十六歲”。

六十六是中國人的傳統算法，蘇軾生於一零三六年十二月，死於一一零一年七月，實算只＊＊歲半，不算長壽。

蘇軾病逝於錢濟明家，彌留之際，錢和蘇軾幼子蘇過均隨侍在旁，此外還有聞訊趕來的惟琳。最後時刻，蘇軾聽覺逐漸喪失，惟琳和尚叩耳大呼：“端明勿忘西方！”蘇軾回答：“西方不無，但個裡著力不得。”語畢而終。

訃聞傳開，在潁州任知州的蘇門弟子張耒，用個人的薪俸在薦福寺為老師做法事，遭到論列，被貶職為房州別駕。

名列蘇門四學士之首的黃庭堅，時在荊州，“士人往吊之，魯直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

黃庭堅晚年在家中高懸東坡畫像，每天早晨衣冠整齊獻香致敬。來訪的朋友，有人提到蘇、黃並稱，問庭堅對兩人詩之高下有何看法。庭堅離席驚避，連連搖手說：“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詩詞都奇崛剛硬的黃魯直小蘇軾九歲，與蘇軾的關係亦師亦友。在北宋，黃的詩名僅次於蘇；在整個宋朝，黃的書法與蘇軾列在四大家的前兩位。

黃庭堅一生坎坷，尤甚於東坡。蘇軾遠謫海外，終能北歸，庭堅坐貶宜州，沒有逃過身死蠻荒的厄運。

蘇軾死後四年，黃庭堅亦病逝於今之廣西宜山。

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

范廖言：魯直在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法所不許。乃居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廖曰：“信中（范廖字），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我在紐約法拉盛所居之窗外，濃蔭掩翳，光線昏暗。因此常想起黃庭堅的詞句：“槐綠低窗暗，榴紅照眼明。”榴花一直是我喜歡的花。現在，每一想起他臨死前“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的感嘆，覺得榴花那特有的紅艷，竟像是一闋安魂曲。

按黃庭堅以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病逝於戍樓，終年六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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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平凡人，胸懷真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