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鄉下（補遺之一） 鄉村教師

秋韻 寫於2019.5.13

每天早、午和傍晚，八大隊三隊山溝里走過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中年人。與面色黑黝、穿粗布對襟裝的鄉民不同，他總是整整齊齊地穿着蘭色卡機布（全棉較厚，織有斜花紋的布）中山裝，在田埂上邁着穩穩的大步。他看起來50歲左右，頭髮花白，脊梁微微佝僂，一付普普通通的白框眼鏡架在瘦削的鼻梁上，略現青筋、細膩的手上提着一個黑色手提包。 “姜老師！” 田裡路邊，大人小孩尊敬地招呼他，“哎！” 他也溫和地點頭答應。他，就是八大隊初級小學的惟一公辦老師，姜老師。聽說（在當年寂寞的鄉下，大人小孩都是此類小道消息的優秀傳播者）姜老師出身地主，妻子也是公辦老師，在另一公社小學任教。他單身住在初小所在溝里，閒暇時打理自留地菜園，周日及假期才與妻子團聚。他們夫婦終日和孩子們“廝混”，卻沒有自己的孩子。

八大隊的三個生產隊分布在三條山溝里，初小建在第三隊，我所在第二隊竹筒溝的孩子們翻過一道山梁便可上學。初級小學不同於建在公社的完全小學，只設有一到三年級，倘若三年級畢業後要想繼續讀書，就要走7、8里山路到公社去上完小。初小建在山腳一片土坪上，兩排茅草屋成直角，中間是操場。和我們的住宅一樣，茅屋厚厚的土牆上掏出了幾個方洞作窗戶，每當陰雨天，室內暗得必須點上煤油燈照亮，而雨天土質操場的泥濘使鞋底粘上厚泥難以行走，打赤腳便是最好的選擇。

除姜老師外，初小還有一名民辦老師，她是從數里路外的平原小鎮嫁到山裡來的高小畢業生。在她請產假期間，我被要求做了代課老師。

那天早上，懷着忐忑的心情，我早早來到學校，不經意間發現黑板上民辦教師留下的字有一個少了筆劃，這讓我頓時有了信心 。姜老師來了，他將二年級課本交給我，交代我從哪一課開始，就轉身徑自走進了他授課的教室。姜老師那間教室里有兩個班，我驚訝地發現這種稱為複式班的教課法：一、三年級同室同黑板，而老師分別為兩組孩子教授不同的內容。老師很辛苦，孩子們也會相互影響。這也是困難條件下不得已而為之吧。

那年我17歲，平生第一次站在講台上，模仿當年我的老師上課時的樣子當起了老師。山裡的孩子們讀書很有意思，和當年城市裡重點小學要求用普通話聲情並茂朗頌不同，他們操着純粹的鄉音，拖着長長的調子，整齊而陶醉，煞是好聽。任課老師負責一天所有的課程，語文、數學加體育（不記得是否有音樂課了），孩子們午餐時回家，老師亦如此。孩子們怎樣評價我的教學不得而知，只記得與單純體力勞動不同，每天傍晚下課走上山脊小路，我身心皆疲憊。回“家”後或煤油燈下，是批改作業和備課時間。

我與姜老師僅有過一次對話，但記憶尤新。那一天課間休息，姜老師蹲在高高的土台階上，點燃一支香煙，饒有興致：“小X老師，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呢？”我不假思索：“回成都，有一份工作，每天下班可以回家。” 幾年後，當“一份工作”的機會出現，我卻放棄了，義無返顧地考試升學，奔赴遠方。是忘卻，還是改變？我拷問自己，卻難以回答。對話繼續：“姜老師，你愛人為什麼不能和你在一起教書？”“也許他們認為不需要照顧吧！”一絲苦笑迅速從姜老師臉上滑過。“姜老師，那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我又問道。“像我這樣斗大字能認幾蘿筐的人，中國太多了！”姜老師吸着煙，微微一笑不再言語。

我心有觸動，也無言。是的，如同姜老師，中國有眾多知識分子、有眾多默默耕耘的鄉村教師，他們或許有抱負，或許有無奈，但在那個艱難的年代，是他們以生命之水澆灌貧弱幼苗，以知識智慧開啟蒙昧心扉。他們是平民教育的踐行者，他們的一生雖卑微卻高尚，雖平凡卻偉大。

註：本文系我的紀實回憶《少年青春篇》中“山上鄉下”之補遺。為紀念下鄉插隊50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