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她那個年代算是有文化的。人們說，她二十歲左右，參加了革命。那時全國解放不久，她在省城的郊縣某地擔任鄉長。夜晚出去開會，身後還跟着兩個背着“三八式步槍” 的民兵呢。後來，階級的觀念越來越強，母親家庭成分高，領導勸她不要在政府任職。她一怒之下就回到離故鄉不遠的鄉村教書。她教了一輩子的書，我怎麼也想象不出她當鄉長時該是什麼樣子。

我記事的時候，母親工作的學校設在以前地主家的莊園，木質大門很厚重，兒童開啟很難。那時，最怕暑假和寒假。諾大的校園只剩我們一家留守，父親在省城工作，沒有其他孩子來玩。尤其是在冬天，我寂寞得只能聽麻雀在空蕩蕩的屋檐下吵鬧。風吹過松柏，發出可怕的怒號，使人只想賴在還有一絲熱氣的被子裡。

寒假又到了，冬天中午的陽光漸漸曬到沒有人煙的教室走廊，校園空寂，只有牆角邊枯萎的蓖麻在殘雪中搖弋。

忽然，傳來的敲門的聲音，我急急地去開門，忘記了母親“不要為陌生人開門”的囑咐。來人是年約三十的鄉村女子，穿着印有藍白色碎花的土布衣，樣子並不寒酸，卻提着一個要飯的籃子。不是偶爾來玩耍的孩子，我一時不知所措。母親趕忙出來，我趁機就溜走了……

那天，母親沒有因為給陌生人開門而責備我，而那位鄉村女子就在我們家住下了，成了我的“保姆”。後來知道，她來自幾十里以外的一個村莊，因為包辦婚姻，不堪丈夫的虐待，從家裡逃了出來。

母親的工資低，每月領來的錢就全數交給“保姆”管了。不知他們之間的帳是怎麼算的，只知道他們之間從未鬧過“勞資糾紛”。為了補貼家用，“保姆”不知從哪裡弄來了一窩兔子，一群雞，和一隻樣子滑稽可愛的小鴨。小家比以前熱鬧多了。

平靜的日子很快地過去。不知何時，我們家那些兔、雞、鴨逐漸地消失了。“保姆”開始從“大食堂”領餐。記得有一次，領來的稀飯比通常的要稠一些。“保姆”捨不得就這樣吃了。她為我留了一小碗，放在案几上，剩下的兌上水和野菜煮給大人們吃。我來到案幾邊，急着要自己吃。小手打翻了滾燙的稀飯，造成永久的燙傷。

困難的年代，“保姆”把我背到野地，她挖薺菜和野蘿蔔，我采蒲公英；她摘稗草籽，我也拮稗子，順帶捉點狗尾草。回來以後，她把我手中的稗子從狗尾草里分辨出來，並告訴我稗子與狗尾草的差別。

幾天以後的夜晚，“保姆”讓我坐石磨上，把扁擔的一頭綁在石磨上半部，塞給我一包炒熟的稗草籽，囑咐說：當她推磨轉兩圈後，就向磨孔添加一把稗草籽。石磨均勻地隨着她沉重的步伐響起來了，我們合作得很好。只是我老是擔心把她累壞了，所以故意說頭暈，要她停下來。夜深時分，工作終於完成了。我昏昏地進入夢鄉。“保姆”在那裡吹着、簸着…… 直到我被她從深夢中喚醒。她把香味撲鼻的稗草籽面送到我的口邊。我只知道，那是我一生以來所吃到的最香最甜的焦面。甚至在許多年以後，我還在尋找那種感覺，試了大麥、小麥、蕎麥，加糖或不加糖，添上芝麻或不添芝麻，可惜那種感覺再也沒有找到。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忽然有了一張針對母親的大字報。“革命群眾”說她“雇”保姆是資產階級作風。一天夜裡，我在夢中聽到時斷時續的泣聲，第二天一早，我看不見保姆。母親說，她走了。

幾年過去，我長大了。有一天，因事要一個人去“保姆”家鄉那個方向。我留了個心眼，不顧步行的疲勞和對野狗的恐懼，隻身向據說“保姆”住的那個村子走去。費了一番周折，終於找到了“保姆”的下落：她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人們不告訴小孩子她在壯年時去世的原因。一個好心的人把我帶到她的墳前：遠離村莊，土堆孤伶，幾叢灌木，紫色的狗尾草在鬱鬱蔥蔥地長着，好像它們預料了我的到來。我采了一把野花放在那裡，帶走了一束狗尾草。

……

今天，在遠離故土的聖地雅歌，我和紫色的狗尾草重逢了。它們在台地上、山谷中、道路邊，隨意地長着，向來來往往的人們點頭致意。它們沒有花的艷麗、沒有莊稼那麼有用，可是它們昭示着善良和頑強生存的精神。這些狗尾草對我來說是一種寄託，寄託着對我所經歷過的人們的深切牽掛。使我不得不從百忙中抽出時間，把這些文字記錄下來。

每當看到這些紫色的狗尾草，我的心吟唱着李叔同那首著名的《驪歌》：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壺濁灑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2005年12月17 日於聖地雅歌的黛爾瑪海灘(Del 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