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沐蓮清（海外文軒文友）：

有幸拜會過顧之京先生兩次。也有幸得到葉嘉瑩先生和顧隨先生手稿影印件，寶之。顧隨先生雖然在我校僅僅兩年，但不妨礙他作為重要的文化學者在校史上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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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顧隨講授詩歌的神髓｜從《駝庵詩話》到《傳學》

顧之京 中國好書 

文｜顧之京

父親顧隨（1897—1960）1920年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就走上了講壇，一生執教，傳道、授業、解惑，整整40個冬春。在大學的講堂上，他上自《詩經》、楚辭、《論語》《中庸》，中貫魏晉唐宋，一直講到晚清的王靜安，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忠誠的傳承者。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父親文學創作、學術研究最為輝煌的時期，相應地也是他師者形象最為光燦、在教壇上最負盛名的時期。弟子們都記得，無論是在燕京還是輔仁，只要顧隨老師開講，那教室座位間的走道上往往坐滿了自搬椅凳前來聽課的學生，甚至有人還坐在窗台上，熱天就站在窗戶外。弟子周汝昌曾難抑激情，以藝術化的語言描述着燕京大學課堂上的顧隨老師：

你不會忘記他那是怎樣一種講授。他講課不是照本宣科，顧先生上堂之後，全副精神，全部感情，那不是說我有一點知識告訴你們……顧先生一上台，那是怎樣一番氣氛、怎樣一個境界？那真是一個大藝術家，大師，就像一個好角兒登台……具有那樣的魅力。

凡曾置身於先生講座中者，無不神觀飛越，臻於高層境界，靈智開通，如坐春風，如聆仙樂……先生的講授，能使聆者凝神動容，屏息忘世，隨先生之聲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難以言語狀其出神入化之奇趣與高致。

弟子葉嘉瑩則從自己切身的體會，細密記述着在輔仁大學聽顧隨老師的講課：

先生講課則純是以感發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觸過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於啟發性的一位非常難得的好教師。

先生對於詩歌具有極敏銳之感受與極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國古典與西方文學兩方面之學識與修養，所以先生之講課往往旁徵博引，興會淋漓，觸緒發揮，皆具妙義，可以予聽者極深之感受與啟迪……因此自上過先生之課以後，恍如一隻被困在暗室之內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萬物之形態。

即使是在任教時間較短的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父親的講課也有著名專家、學者吳曉鈴、柳存仁、鄧雲鄉諸先生的極高評贊。

然而時過境遷，後人無緣走進他的講堂，親聆他天花飄墜的說法。蒼天護佑中國文脈，人世間有奇蹟存在！父親的傳法弟子葉嘉瑩，自1942年秋走進顧隨老師講授唐宋詩的課堂起，直到1948年3月春離開古都南下結婚，她在輔仁及中大等校，連續聽老師的課達六年之久，而且每節課都做了類如記錄儀一般詳細的文字記錄。老師的學問修養、精神境界、講授藝術，一一記錄在弟子的聽課筆記上，共筆記本十冊，筆記活頁近一寸厚。這是中華文化史教育上彌足珍貴的一份歷史文獻資料。嘉瑩先生的同班同學、文博專家史樹青先生說，看這些筆記，“覺得就像錄音一樣，完全保存了顧先生原來的精神面貌”。

這一份珍貴的文獻資料，自20世紀80年代起隨着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經過內容一次比一次拓展、文字一次比一次準確的數次整理，方才有了如今我們敢於大言“一字不落、精準全面、原汁原味”地據文獻資料整理而成書的學術普及遺著《傳學》。

手捧兩巨冊《傳學》，回顧近40年來的工作進程，我禁不住心緒難平、感觸叢生。

整理筆記是嘉瑩先生深心籌劃、親自指導的一項“工程”。這項“工程”開啟於20世紀80年代，而若回顧其緣起，還要再上推數年。

顧隨與學生葉嘉瑩（二排右一）等在家中。資料圖片

嘉瑩先生自1948年離開古都南下結婚，不久即與老師失去了聯繫。此後時局變化，她輾轉飄零，寄居海外。直到1974年，嘉瑩先生第一次回國探親，她說，“30年來我的一個最大的願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謁先生於故都”，並向老師呈上自己二三十年來的研讀業績。待她到達北京之後，“始知先生早已於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則已在身後之動亂中全部散失。當時心中之悵悼，殆非言語可喻。遂發願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遺作。”這發願便是日後開啟整理老師聽課筆記這一工程的緣起。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起之時，嘉瑩先生於1979年回國講學，隨即着手老師遺著的收集、編訂。她本已從加拿大帶回了自己留存的老師遺作、遺稿，後又尋訪舊日師友，多方搜求、輯錄，一年多的努力，終於有了三四十萬字的篇幅。為了擴充、豐實老師第一種遺著的內容，這時她想到自己30多年來隨身攜帶、隨時翻閱以汲取滋養的聽老師講課的筆記，於是一個絕佳的方案在她的心裡形成了——將這些筆記加以摘錄、整理，編訂為如同《論語》一樣的語錄式的說詩之作，那是可以與古代諸多“詩話”“詞話”比肩並存的著述，庶可彌補老師遺稿毀損之憾。此著述以老師晚年名號定名為《駝庵詩話》。1982年新春甫過，嘉瑩先生再次回國講學，她自加拿大帶回來整整齊齊的八冊老師講詩詞的筆記本。這項工程旋即開啟。

嘉瑩先生把我召喚到她北京察院胡同的舊居，要我坐到她身邊，鄭重地將這些筆記遞到我手裡，囑咐我來做這一項輯錄整理工作。我第一次見到這些筆記，小心地打開，虔敬地翻看着：一頁頁，一行行，密密地寫滿了清秀流利的鋼筆繁體小字行草，記錄着父親20世紀40年代講詩詞的內容。我掂得出這些筆記的分量，它不是普通講堂上師生間的講與記，它遠遠超出了師生間的信任與情義，它承接着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它有着厚重的歷史人文的內涵。我也能體味得出，這些筆記中有着嘉瑩先生薪火相傳、書生報國的拳拳赤子之情。手捧這些筆記，面對嘉瑩先生的囑託，我的內心自是充溢着感奮與激動，但更多的卻是忐忑與惶悚。嘉瑩先生看出我的不安，也深知我們這一代人的眼界與學識，她只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之京，我來教你怎麼做。”接下來的一年多里，嘉瑩先生真像是教小學生讀書寫字一樣，手把手地對我加以指點。正巧，1982年春學期嘉瑩先生在北師大講唐宋詩。於是，我每周一次去北京聽課兩天。嘉瑩先生每一周都會把一冊已經用鉛筆勾畫標示出了主要觀點、重點段落的筆記本交給我，我拿回來認真地閱讀、品味，然後逐條把每一段單獨抄錄在一張稿紙上。下一周，我將摘錄出的材料交嘉瑩先生審定，她的審定細到補足我不能辨認的草字、改正我謄錄中的錯別字、疏通個別課堂筆記不可能記得十分流暢的語句。與此同時，她再交給我一冊新標示出重點的筆記，並且把上周改訂過的部分交給我一起保存。如此往復四個回合，完成了四冊筆記的謄錄之後，我有了一點進步。

八冊筆記摘錄完畢之後，嘉瑩先生布置給我的下一個工作是將全部摘錄分成總論之部與分論之部兩部分：總論包括本體論、創作論，分論包括作家論、鑑賞論，等等。這項工作我進行得還不算太費勁，因為確定哪一段是講一個作家、哪一段是鑑賞一篇作品是相對容易的。我只要將這些分論摘出，餘下的就屬於總論詩之本體與創作了。接下來，嘉瑩先生又讓我將總論之部與分論之部的所有條目歸類為若干組，然後進行順序之排列。分論之部按時代先後排序，這個我比較迅速地完成了；而總論詩之本體與創作該如何分類，對我這個文學理論為弱項的人來說，確是茫然無頭緒，不知如何下手。我坦率地向嘉瑩先生表示“我不會”，於是嘉瑩先生讓我先熟悉內容，考慮哪些是本體論，哪些是方法論，哪些是鑑賞論，然後為我列出了“詩心”“感發作用”“詩的幾種境界”“心與物”“詩法與世法”“繼承與創新”等十餘個小題目，告訴我認真閱讀摘錄出的每一條，然後分別植入各小標題之下。我明白，這是讓我在理解父親講課內容的基礎上，“對號入座”。經此一番細讀、歸類、排序，我對父親的詩學觀點、研究方法的理解也多少又前進了一步。我將已分成各十餘項的總論之部與分論之部呈交給嘉瑩先生之後，她逐類逐條進行了審閱、調整，並排列了總論之部各項之先後順序，從而完成了“駝庵詩話”的編訂。如此即有了七萬字的“詩話”底稿，我只需要用繁體字認真謄清抄寫。這時，已是1983年的夏天了。1984年初，嘉瑩先生再次回國講學時，將這一份“駝庵詩話”作為“附錄”置於老師遺集上編“著述”、下編“創作”之後，編訂為一冊，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就是1986年1月面世的父親身後第一種遺集——48萬字的《顧隨文集》。

我實在不曾想到，《駝庵詩話》的編訂完成對於整理筆記的工作來說，只是拉開了一個序幕。“詩話”附錄於文集印行後，有兩家出版社找到我，想要印行精緻的“詩話”單行本（由於版權事宜並未付諸實行）。讀者的反映則是顧隨的學術著作“詞說”“揣籥”等，未免陽春白雪，一時難以深入理解和接受。而“詩話”形式的作品，講論詩詞，娓娓而談，深入淺出，以其親切打動人，以其精到感染人，以其光彩吸引人。這些對我來說無疑是莫大的欣慰與鼓勵。我知道，父親的學問在新時代不但沒有過時，相反卻贏得了眾多的讀者。在多次反覆閱讀“詩話”之後，我不由得產生了一個念頭——嘉瑩先生的筆記多有幾冊多好。

誰知這真不是奢望。20世紀90年代的第一個夏天，我致信遠在溫哥華的嘉瑩先生，請她把家中其他聽課筆記帶回來（嘉瑩先生1982年時曾對我說，她在加拿大的家裡還有一些筆記），我很想繼續做整理筆記的工作。當她再次返回南開大學講學時，一到天津就給我打來電話，真的告訴我她從加拿大又帶回了一些筆記。我立刻乘車到了南開大學嘉瑩先生住所。她這次交給我的是兩冊新的筆記，還有厚近一寸的活頁筆記。

《駝庵詩話》 顧隨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傳學》
顧 隨 講 葉嘉瑩 筆記北京大學出版社

這一次，我比八年前有了進步，可以獨立地進行工作了。兩冊筆記，整理起來問題不大，但那一寸厚的活頁筆記前後無序，卻要費些工夫。不過，這倒是為我提供了一個機會——迫使我不得不先沉下心來認真閱讀、學習、熟悉每一頁內容。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思考，我竟然將全部活頁筆記依內容按順序先後銜接起來，原來這些活頁實是包括了好多個專題——論語、詩經、太白、杜甫、小李杜……因為連貫地讀通了筆記所記，這次我以“說詩”“說文”的形式理出了一些單篇的文章：《論語六講》《文賦十一講》《論小李杜》《論王靜安》等15篇。我又將筆記中較為獨立的論“文”的重要觀點，依十年前“詩話”的體例編訂為一萬餘字的《駝庵文話》。這十萬字說詩詞、論古文的文稿，成為1995年《顧隨：詩文叢論》的主幹篇章。

“詩話”“說詩”“說文”“文話”的相繼問世，產生了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父親的講論，散發着學術的智慧和靈光，給人很深的啟發與教益。讀者領略到一位前輩學人在講台上獨有的風采，驚異於他廣博精深的學術修養、卓異特立的學術見解、引人入勝的學術闡釋。父親的學術形象，本已隨着歲月的年輪漸漸遠去，如今，又在後輩學人的心目中日漸明晰。讀者呼喚這種新鮮的、極具人生色彩與生命力的講述能夠更多一些。這一冊《詩文叢論》在一年之後，即印行了增訂的第二版。

在這一時期，不同的出版社以不同的組織編排（或擇取其中篇章，或與“詩話”組合，或與顧隨相關幾種原著合編），編訂出版了多種不同版本的顧隨論詩衡文的著作。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四卷本《顧隨全集》，這些內容全部收在第三卷“講錄”卷之中，成為全集中很有分量、備受歡迎的部分。

就我而言，整理聽課筆記的過程，實是我通過嘉瑩先生的記錄一步步走進父親的精神世界和心靈深處的過程，我感到自己對父親的學術思想、治學道路、講課風格，由原來的漫無所知而漸漸有了一些切身的感受，對於父親，除了濃濃的親情而外，精神與心靈上更貼近了。

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學術思想早已不再凝固、封閉，而是日趨科學與活躍，筆記的整理也有了進一步豐實完滿的可能。這時，我又產生了一個想法——兩冊筆記與一寸厚的活頁，我可以整理出15篇完整的文稿和一篇“文話”，而最初那厚厚八大本只是做了一些摘錄，其中大部分內容當時並沒有完全輯錄下來，不知其中還有多少“寶藏”等待開發，我應該對那些筆記重新進行全面的整理，使之成為一部“講壇實錄”性的著作，儘可能完整地將父親的講課“原生態”地展示給後輩學人。這樣庶可不負當年老師講授、弟子筆記並珍存的苦心用意。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也是一份極寶貴的文獻。我把我的想法向嘉瑩先生做了匯報，得到了她的鼓勵。

時日飛馳，不覺已到2005年。10月末的一天，我接到嘉瑩先生自天津打來的電話，聽筒里傳來她興奮而親切的聲音：“之京，我聽老師課的全部筆記已經由友人從加拿大的寓所都帶回來了，你是不是想繼續整理？”我高興極了，馬上調整了我在校內所開選修課的時間，兩天之後急切地趕到嘉瑩先生在南開大學內的寓所。她第三次鄭重地將這些筆記交付到我手裡，我又一次感受到這些筆記在手中沉甸甸的分量。

在自津至保返程列車的軟席車廂里，我小心地打開一冊冊筆記開始翻閱。我驚奇地發現，雖又經20餘年歲月的磨洗，這些筆記不僅沒有變得更舊，反而比原來更“新”了——筆記上頁頁處處都留下了嘉瑩先生廿餘年來重讀筆記的印跡：許多過於潦草或已淡化不清的字跡，被她用黑色水筆一一描清，有的頁面被描清的字跡竟有一半以上；有的頁面筆記空白處，她加上了簡要的按語，記寫着重讀時的所思所想，或補充，或解析，當然也有質疑。這些就是現在讀者在《傳學》等書的注釋處所看到的“葉嘉瑩此處有按語……”

然而，由半尺多厚的聽課筆記到數十萬字的“實錄”文稿，其間還有着相當的距離。要完成這巨大的工作量，更需要整理者清晰的頭腦、理性的思維、紮實的專業功底。但我清醒地知道，這些是我力所不達的。所幸的是，這時整理筆記已不再是我一人，而有了女棣高獻紅這位生力軍。以我當時的精力，我主要做的是基礎性資料工作，依前時“說詩”“說文”的體式，將第一次八冊筆記中大量未曾錄下的、第二次活頁筆記中少量未曾錄下的內容悉數抄錄下來，再大體上分成幾個專題，略分章節。而梳理內容、整合篇章、標註綱目、搜檢資料、校補引文、查勘典故、增補註釋，乃至與原整理出的文稿融匯為一，補正當年整理中的疏誤……這一切重要工作，則由獻紅女棣一力擔綱。

2010年，當這些文稿整理竣事的時候，我與獻紅一起到南開大學向嘉瑩先生匯報。我們珍重地將全部筆記原件奉還給她。這時，我們從她的言語和表情上，讀到了她心底的欣悅與寬慰。奉還嘉瑩先生全部筆記原件之前，我們將全部筆記做了掃描，留作永久保存的資料，以備後期檢校。之後，這些“講壇實錄”文稿分別印行為“感發”“文心”等專書，且收入十卷本《顧隨全集》。

工作到了這一步，我真的以為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底甚至產生了一絲類似歷經多次考試終於“畢業”的輕鬆感。獻紅女棣清醒地提出，有必要將已印行的全部文稿與嘉瑩先生的筆記原件做一番認真的、逐字逐句的對照，以確保文稿的真實、完整、無誤。我們的電腦里存有掃描的原件，這一番“收官”的定稿工作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行的。

說做就做。自2016年夏日起，在一年有半的時間裡，獻紅用了授課以外的全部時間，在電腦上對着掃描文檔一字字、一句句、一行行、一頁頁、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進行着細密而嚴格的比照。這是她第一次如此全面地通讀嘉瑩先生的全部筆記“原件”。她這一番工作真是至為重要、不可或缺，發現原來的“定稿”中真有不少缺失：第一，偶有字句甚至段落漏摘；第二，亦有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認而不曾抄錄的段落；第三，偶有誤識以及遺漏的字句；第四，甚至有因斷句與分行上的疏忽而造成的有違講授原意之處……獻紅一一作了補充、修正，對原文稿中偶有組織安排不甚科學之處也作了相應的調整。這樣的工作細緻而艱苦，她常常在電腦前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目不轉睛地進行着縝密的腦力勞動與“眼力”勞動。當然，其中也有他人難以體會的愉悅與滿足。這時，整理研究顧隨著作，我們已有了另一位合作者，獻紅的至交、我的忘年友石蓬勃。獻紅是很嚴謹的，每過一段時間，我們三個人都要聚到一起，獻紅會把她所做的補正，讓我和蓬勃再校訂一下。我們兩個看過以後，總是因這些新材料而為獻紅的工作生出成就感，而她自己卻總是淡然地，覺得“這回可以安心了”。尤其有趣的是，聽課筆記中有些草字經過時間的磨洗，早已漫滅模糊，獻紅一人辨認不出。2018年春夏，每隔幾天，我們三人就會一起來“猜”字。

補正結束之後，北京大學出版社策劃編輯王煒燁先生多次與我們溝通，進行出版運作策劃，建議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順序，根據內容調整安排章節，以成為中國文學的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斟酌，建議書名定為《傳學：中國文學講記》。我們將各專題分列為37個部分，依時代前後將“說詩”“說文”統一排列順序，如此方成就《傳學》一書的稿本。這時，獻紅將電子版文稿打印成紙質版，提出三個人要分別統看一過，目的是核准其中引文、搜檢其中誤字漏字、發現其中欠流暢的語句，此一道工序完成之後，由七萬字的《駝庵詩話》經“顧隨講壇實錄”到88萬字的《傳學》，才能算大“工”告竣，才能完全放心地交付給出版社。我們依此而行，各自通讀文稿、校對文字。這樣一項工作，我們做起來既不覺得煩瑣又不覺得枯燥，這是在學習和享受一位前輩傳學者對中華傳統文化所做的精深、智慧、靈動的講授。而在我，捧讀之下，往往時空穿越，感到似是坐在父親膝下聆聽他的過庭之訓，我對父親的學問、品格、風度以至人生態度都有了更新、更親切也更生動的感知，因之更加重了我對他的崇敬與思念。

也就是在整理聽課筆記的最後階段，我曾做過一個夢。夢中，我又回到了十幾歲，父親站在我面前，一襲淺色長衫，一副黑框眼鏡，就是40年代照片上的樣子。我走近他的身邊，想把雙手搭在他的肩上，讓他能抱住我，可是我太低矮了，我的手臂夠不着他的雙肩，我把頭仰起，對父親說：“爸爸，你可真高呀！”然後，我端來一把小木椅，蹬在上面，雙手才能搭上父親的雙肩。我把頭偎在父親的胸前，那一刻，我真的感覺到父親的一雙手在輕輕地撫摸着我的頭……夢醒了，眼淚止不住。即至今我寫到這段夢境，依舊忍不住溢出了淚水。

請恕我信筆而書，不覺已是溢出題外太遠。

全部《傳學》整理稿的最後一道工序完成之後，我們從心底感到了安定與滿足。因為，有了手中這一份據嘉瑩先生聽課筆記整理完成的80餘萬字的《傳學》底本，這回，我們真可以有底氣地大言：這冊最新版本的內容，完完全全依據着筆記原件，實實在在地做到了“一字不漏”，庶可一定程度地再現了“傳學”者的講授風采。今後，或許還會發現極個別的誤字、漏字，而版本內容不會再有任何一點變動。這是最後的定本。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今後讀者如需摘引顧隨講課內容，只以此本為準。即使《顧隨全集》再版時，也以此版替換原有的文稿。

1948年12月3日，父親在中法大學講課。當晚的日記上寫有這樣的幾句話：“回思在中法上課，所講漢詩（中國古詩——京注）之優點與劣點，亦頗堪自信，惜不能自寫語錄耳。”

父親不必遺憾，您無須自寫語錄！您的講課，豈止這一堂有人筆錄！您的傳法弟子葉嘉瑩跟隨您聽課六年之久，堂堂都記下了詳細的筆記，而且保存了下來。您所傳的道、說的法，在您身後的幾十年裡，已經傳播開來，葆有活潑的生命力，足慰您這位“傳學”者的在天之靈。

正因為如此，我要在這篇算不得文章，實是一份舊事“雜”憶的末尾，將嘉瑩先生自述的當年課堂上記筆記的情況、老師講課非同尋常的價值，以及珍存全套筆記的初心與用心引述如下：

顧先生所講的都是詩歌中的精華，不是表面的知識和文字……我是因為從小在家裡讀很多舊書，所以聽了就都能記錄下來，也從來沒有感覺到困難。

那些筆記都是我現場記下來的……我上課時幾乎頭也不抬，先生怎麼說我就怎樣寫，我希望一字不落地、原汁原味地記錄下來。

我從北京到南京，然後到上海、台灣，再到美國、加拿大，一路顛簸中很多東西都丟掉了，只有顧先生的筆記，沒有丟掉。因為我這一輩子沒有聽過第二個人講詩能講得這麼好，這是天地之間絕無僅有的，這個筆記除了我，也沒有第二個人記。古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靈的啟迪和人格的提升。

“法”不是死板的教條，而是那種靈動的、虛空的、感發的生命。天光雲影，水到渠成，完全在於生命、在於靈感、在於啟發、在於智慧。顧先生給我的是一把開門的鑰匙。老師不希望他的學生完全照搬他，所以他在信中還曾說，他“所望於足下者”，是“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我把筆記記下來，是要得其精神，不是得其形跡。

我記下來，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流播和承傳。

葉嘉瑩先生七八十年前的課堂聽課筆記與半個多世紀的珍存，正是整理筆記這項工程，最初始、最可寶貴的奠基。

（作者：顧之京，系顧隨先生之女，河北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20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