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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 (詩) 吾善
送交者: 萬蝶 2006年05月10日12:47:15 於 [詩詞歌賦] 發送悄悄話

吾善
養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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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吾

吾善
養吾 。。。浩然之氣!

歷史是一面鏡子 ——浩然及其作品評價


送交者: lesson 2006年5月08日12:44:05 於 [天下論壇]http://www.creaders.org


歷史是一面鏡子 ——浩然及其作品評價
作者: adsl1851
日期: 2006-05-08 10:42

歷史是一面鏡子 ——浩然及其作品評價

作者:蔡詩華 主題類號: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 文獻號 】1-441
【原文出處】文藝理論與批評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005
【原刊頁號】128~135
【分 類 號】J3
【分 類 名】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複印期號】200012
【 標 題 】歷史是一面鏡子
——浩然及其作品評價
【 作 者 】蔡詩華

【 正 文 】

當浩然進入自傳體長篇小說創作後,就不可避免地要對自己一生的文學創作進行總結。這種總結更多地包含着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浩然及其文學作品在中國文學史尤其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地位,二是浩然及其作品在今天的價值。

其結果恐怕不外乎兩種情況,一是超越狹隘的自私立場,追求客觀真理,二是從狹隘自私的黨派利益出發,從政治需要或階級需要出發臧否和品評。
說起“文革”影響,首先浩然是如何自我總結的呢?他說:“要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打算。”

“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文藝界颳起一股風,對我這個人,對我的創作做否定性的批判。此時,我意識到,有必要站出來,自己把自己說清楚:我是不是一個作家,一個什麼樣的作家,怎樣從一個祖輩為農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學這一行,而且要當作家的。而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除了蘇聯有過高爾基外,其它國家還不曾聽說過。我萌生了搞文學的理想,而且越往文學這一行靠攏,幹起來的決心就越大,信心就越足,最終把理想變成現實。我闖進文學界,在作家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之時,我由中國作家協會的秘書長、黨組書記郭小川當介紹人,加入協會組織,成了組織上承認的,名正言順的作家。”

“我想這個奇蹟,亙古未曾出現過的奇蹟。這個奇蹟的創造者是中國農民。由於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勝利,勝利的法寶之一‘農村包圍城市’。因此,生活在農村的我就參加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我成了實施農村包圍城市戰鬥的一員,農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經濟上翻身我翻身,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進軍的農民中間我是一個代表人物。”

“……‘文革’結束時,在國內批判我的初期,不允許我參加會議。……外國人更不讓我見面,有的外賓堅持要見我,我們的同志對人家心懷詭計地解釋:‘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連字都不會寫。他這個人能說善講,他的書都是別人替他記錄,替他寫的。’於是,北美一家報紙在頭條發新聞,紅字標題:‘一個謎揭開了,中國大陸一個所謂多產作家,連字都不會寫!’這種謠言,讓我十分傷心,這暴露了他們對‘翻身農民’從骨子裡流露的蔑視和輕視!”

“有些人千方百計地糟蹋我。當前中國文壇野草雜生,妓女、土匪充斥書攤,他們認為理所當然,而且自己迷醉於描寫舊中國最落後最愚昧的女人裹腳纏足等等‘破爛貨’的展覽,而對我寫的反映建國後農民運動、群眾鬥爭的作品則恨之入骨,不僅大動肝火,還‘以勢壓人’地對我大加討伐。對於這號所謂作家、實際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

“我當時對我的處境無可奈何地總結一句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就沒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共產黨不犯錯誤,我比現在好,我會得到更大的進步,我會充分利用社會提供的優越條件,我會充分發揮我的聰明才智,發揮我的天賦、熱情,藝術上有更高的升華。然而,當時我整日處於矛盾狀態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被戲弄,還要常常自發地‘在自我頭腦中鬧革命’!”
“這就是我的狀態!”

“我不被社會所理解,我被文藝界某些人有意地歪曲了,在文藝界製造了我的虛幻影像,至今未能‘平反’和洗清。”

“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第一、我的兩部作品堅持寫生活寫人物,寫人情世態,對當時流行的創作之風:《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等的‘小說樣板’是個迎頭痛擊。第二,他們推行‘樣板戲’創作經驗,我當時沒有認識到是陰謀,總覺得有些人對毛澤東文藝思想有片面性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強調寫作時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確,應當從生活開始,從深入生活就強調‘三突出’。所以我到處講解深入生活,幾百場談深入生活的體驗,上百篇文章談深入生活。講解深入生活,講解深入生活實踐體驗。在彼時的文壇上,這形成了另一種聲音,一種新鮮的、與眾不同的聲音。這種聲音對當時的文藝界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在當時的形勢之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歪門邪道,沒有順應《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的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把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進行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使《虹南作戰史》的路子受到抵制,使它變成無聲無色,最後銷聲匿跡,使群眾對正確東西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今天看來,在那段歷史上,我起過正確作用,不應該認為有罪過。”(《名家》月刊1999年第6期, 李世琦《浩然答本刊記者問》)

其次,人們對浩然強烈反應。 這種反應分兩個波次。 第一階段是1994年,浩然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由京華出版社出版出齊了。此前還有《艷陽天》長篇小說。“《金光大道》是作者從1970年12月動筆,歷經幾度春秋陸續寫完的,共分四部,二百餘萬字。 第一、 二部分別在1972年和1974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第三部曾在1976年6 月《人民文學》選載。1994年8月,過了近20年後, 在廣大讀者的要求和有關部門的熱情支持下,《金光大道》全四部由京華出版社出版發行,一幅燦爛輝煌的農村史畫卷全面展現在廣大讀者面前。”(《名家》1999年第6期,趙潤然《浩然應該不後悔》)。

《金光大道》第一、二部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版的,而三、四部則是在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這至少說明浩然不是完全肯定,也還相當肯定《金光大道》。

時隔20年後,《金光大道》重新出版所引起否定比肯定多得多。

張德祥對這些否定進行了梳理,歸納了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金光大道》的寫作時期,正是“四人幫”利用權力企圖重建直接為他們的政治路線服務的文化體系時期;作者雖然寫的是“遠離”“文革”時代“奪權鬥爭”,卻寫了合作化運動時期的“奪權鬥爭”。(艾青《關於〈金光大道〉也說幾句》,見《文匯讀書周報》1994年10月29日)。另一種說法是,“曾被釘上文壇恥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在人們不經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場。”“作者理直氣壯,說三道四,令人費解。”“今天翻舊帳,籲求所謂‘活下去的權利’,無非是故作驚人之呼”,“因‘高大全’超凡脫俗完美絕頂,而今讀者的胃口,又過於挑剔,假大空的文學典型,已經很難招徠看客”。(叔綏人《關於“名著”〈金光大道〉再版的對話》,見《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4期)。 還有一種說法是:“《金光大道》在藝術表現上並沒有什麼成就,更談不上什麼經典之作,那種概念化的描寫,那種假、大、空和佯裝的幸福感,那種空洞和充滿說教的豪言壯語,那種謊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東西,也構成了該書的‘精粹’部分。”“假如浩然真正對社會生活有一種真實的感受,我想他也不至於在那個滅絕人性的‘文革’時代,充滿豪情地去表現什麼農民的偉大、正確,而應看到整個中華民族的苦難和不幸。作為一位作家,竟連這種基本的歷史感和藝術感都缺乏,實在讓人懷疑浩然對待文學創作的態度是否還有誠意。”“《金光大道》與其說是在表現合作化運動中,中國農民的正確、偉大,還不如說是在為‘文革’歷史粉飾、唱讚歌,否則,在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這部《金光大道》絕不會一枝獨秀,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之作”(楊揚《痴迷與失誤》,見《文匯報》1994年11月13日)。

張德祥認為:“縱觀這幾種說法,一個共同的特徵是‘簡單化’的思維方法,一個共同的價值標準是‘政治標準惟一’,即,你《金光大道》產生於‘文革’時期,你‘應和’了極左政治,政治傾向性決定了你一無是處、毫無價值。用政治標準作為惟一標準來批評作品,從政治上為作品定性,這在‘文革’時期以及‘十七年’中普遍流行,實踐證明這是一種狹隘的、機械的、庸俗的社會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對當代文學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創痛,因此,文學進入‘新時期’,歷史毅然拋棄了這種形而上學的、違背藝術規律的方法,拋棄了這種‘政治決定論’。但歷史進步卻是艱難的,雖然已經進入了90年代,這種觀念在一些人的頭腦中還牢不可破,還根深蒂固,還企圖用這種方法來為作品‘判刑’。但是,歷史畢竟發展了、進步了,90年代畢竟不是50、60、70年代了,這種陳舊的、庸俗的觀念畢竟不能再決定作品的命運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發行說明了歷史的進步。”(《文藝爭鳴》雙月刊1995 年第4期)

熊元義在把握90年代文學批評中的一種傾向時,進一步地指出:“在一些自詡思想解放的人身上,可以發現他們或隱或顯地都拖着一根陳舊的尾巴,這就是他們仍然操着‘政治標準惟一’這個‘左’的武器在討伐對手。”“1995年剛剛過去四分之三,就有人對95文藝論爭進行了總結,認為在1995年空前活路的爭論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爭論基本是站在同一地平線上,無論是鼎鼎大名的著名人物,還是初出茅廬的無名青年,每一方都是平等的,始終局限在學術思想領域之內。然而,作為一個或多或少的參與者的我,其感受卻不是這樣。我在這些文藝論爭中(有些問題和爭論是’94的延續)都感受到了超出學術思想範圍的‘刺’”。“時隔20年之後,《金光大道》重新出現,引起了人們的議論,其中,有些說法耐人尋味……我們回顧1995年文藝界的幾場較大的文藝論爭,大致可以看出,在文藝批評中,儘管有些人聲言要竭力迴避政治,但是他們的批判或捍衛仍然是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場上。對於動搖他們的地位的批判者,他們是不惜從政治上進行討伐的,甚至以他們的政治標準為惟一的衡量尺度。看來,思想解放仍然任重而道遠。”(《文藝報》1996年1月19日)
第二階段是浩然自傳體長篇小說引起相當強烈反響。

1998年9月20日, 《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記者訪問記——《浩然要把自己說清楚》。這篇4000多字的長文以浩然為何要寫《文革回憶錄》為新聞由頭,全面披露了浩然的幾個驚人觀點:(1)迄今為止, 我(浩然)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我為它驕傲。我最喜歡《金光大道》。(2 )我認為我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貢獻的。(3 )我想我是一個奇蹟,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蹟。

一石激起千層浪。浩然的這些“新觀念”,使已淡出社會的浩然重新為文化思想界人士所關注,引起了至今仍然沒有跡象停歇的反應。

焦國標在1998年第6 期《文學自由談》雜誌發表了雜文《你應該寫的是懺悔錄》——“浩然先生說,‘農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農民經濟上翻身我翻身,農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話說得跟農民關係好像很鐵,實際經不起推敲。農民1960年前後餓死成千上萬,你浩然做到‘農民餓死我餓死’沒有?……農民遭遇的壞事沒你的份兒,農民沒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場戲,同吃一桌飯,提名為文化部副部長,出行有直升飛機,病了可住北京三○一(高幹醫院),你自封為‘農民中間我是一個代表人物”,你代表了農民什麼?浩然說,‘我寫《艷陽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於我的創作衝動和激情,沒有人要求我按照他們的某種路子寫。’幹了錯事,因為出於自己的衝動和激情,他就可以被原諒麼?他就從而沒有錯麼?”

吳躍農在與上文幾乎同一時間裡四處投稿《浩然不後悔什麼》一文中提出了如下批駁觀點:(1)《環球時報》發表的《浩然訪談錄》,“通篇是極左腔調,大言不慚。”(2 )“《環球時報》對此敘述得津津有味,要不是印着1998年的日期, 筆者還要誤以為這份報紙是在1968年印出來的。”(3)“浩然對‘以糧為綱’‘統購統銷”之類極左的農村政策至今堅信不疑。深信富裕是修正主義,貧窮是社會主義。”(4)“我國農村是什麼時候開始解決農民溫飽問題? 不是浩然描寫的《艷陽天》《金光大道》之類的‘一大二公,窮過渡’的50年代後期及60年代,也不是他按照‘四人幫’旨意創造所謂農業學大寨的報告文學《大地的翅膀》之類的‘階級鬥爭’空前高漲的70年代中期,而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1978年到1997年,我國農民的純收入從134 元增長至2090元增長了15倍……浩然那種痴人說夢式的極左論調是不值一駁的。”(5 )“奇怪的不是他(浩然)固執地堅持着他對當年不後悔的光榮和夢想,奇怪的是他竟然還真的能夠不後悔地占據在《北京文學》主編位置上(還擔任着北京市作協主席)。

章明在1999年4月3日天津《今晚報》副刊發表文章《浩然的確是個“奇蹟”》。其主要觀點是:“浩然聲稱‘我寫《艷陽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於自己創作的衝動和激情,沒有人要求我按照他們的路子寫。’這句話我最多只能相信一半。”理由是,“1974年我軍收復西沙群島,你(浩然)榮任江青同志‘親自委託’的兩名特使之一,由廣州、海南去西沙時,一路上受到‘國賓’般的接待,你曾經遜謝推辭過嗎?……你以超常的速度趕造出來的《西沙兒子》,究竟是歌頌誰的?難道不可以反思一下嗎?作為一名當年參加過黨的‘十大’代表,今天在內心中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對着幹的舊作當成寶貝,……公然大吹自己的錯誤是‘奇蹟’,也就只好承認他是‘奇蹟’了。”“提起《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兩部作品,我心裡就有一種恐怖的感覺。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行推行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化,把廣大農村變成了人斗人的角力場……”

劉德友在1999年6月11 日《南方周末》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浩然事件的議論《關於浩然的奇蹟及其他》,文章說:“問題不在於浩然寫過什麼作品,有過什麼奇蹟般的寵幸,甚至也不在於他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歷史,問題的關鍵在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20餘年,徹底否認‘文革’早已成為一條政治原則,實踐證明一大二公的所謂‘金光大道’是‘精光大道’,家庭承包責任制已有效地實行這麼多年,浩然及其同志們為何還能這麼氣壯如牛地吹噓?……我只是想藉此說明:左的那一套影響力切不可低估,思想解放任重道遠。……從浩然的‘蔣干表功’到某些人所謂‘重新審視’的呼籲,再一次告誡我們,切切要牢記鄧小平的告誡: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袁良駿在1999年8月25 日的《中華讀書報》以《“奇蹟”浩然面面觀》為題尖銳地指出:“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蹟’,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奇蹟。這種‘勇氣’,從屈原到魯迅,沒人有過;而今而後,也未必再有。浩然很可能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奇蹟’。”其實“浩然年輕時,本來是一個相當謙虛謹慎的作家。他的《喜鵲登枝》《杏花雨》等小說,雖然手法比較稚嫩,內容上也不無‘左’的痕跡,但總地說來,含香帶露,充滿了樸素的農村生活氣息,深得廣大讀者喜愛並很快成為一名‘專業作家’。浩然是一名京東農村的窮孩子,他只讀過三年半小學。從這樣一名‘准文盲’成長為專業作家,確乎有一點舊俄作家高爾基的味道,有點‘奇蹟’的味道。但‘奇蹟’不‘奇蹟’不能自封,而只能由社會、由讀者評說。即使你真是一個‘奇蹟’,讓你自己一張揚就變成了‘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一點‘奇蹟’也沒有了。”“更何況,浩然自封‘奇蹟’主要含義並不在此,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和‘貢獻’呢?”“浩然吹噓的他在‘文革’中的‘貢獻’,實際上是一種犯罪和出醜。‘四人幫’禍國殃民,浩然成為他們的親信和‘御用文人”,這是不是犯罪?”

對這些夾雜着攻擊的聲音,北京市文聯主席管樺指出:“(刊登)關於對浩然褒貶的雜文,各報刊已有一年多了,現在炒得更厲害了,主要圍繞兩個問題,一是關於他的反映17年農村生活的作品;二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政治問題’。”他談了自己的看法:“(1 )作品問題。批浩然表面是對作品,實際是對解放以後共產黨領導農民走集體致富道路的否定,他們把反映互助合作的作品與後來我們黨的人民公社、大躍進混為一談。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共產風、一平二調等一些脫離了生產力實際水平,是我們黨探索的路上出現的問題,浩然的作品根本沒有這些。他寫的是互助組合作化。正是因為大躍進、大煉鋼鐵等脫離實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調整為以聯產承包為主要形式的產生形式。這個正是在當年互助合作化基礎上的調整。必須指出的是這個家庭聯產承包,絕不等同於互助合作以前一家一戶的單幹。互助合作化的功勞是不能抹殺的,它是我們黨領導農民走集體致富道路的一種探索,它是帶領農民都富裕起來,絕不是要把農民推向苦難的深淵。互助合作化鞏固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它徹底粉碎了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的生產關係,這種粉碎封建生產關係的革命,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要搞的。我們的互助合作化運動正是為我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們今天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要形式的生產方式也正是在當年我們搞互助合作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它與解放前即互助合作化以前一家一戶的單幹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現在農民的土地是屬集體所有,這正是當年互助合作化的功勞。他們表面是批浩然作品,實際是對我們黨17年農村工作的徹底否定。鄧小平同志主持下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黨17年的工作已有了科學而準確的評價和結論。(2)關於文化大革命中浩然的所謂‘政治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北京市委和中央對浩然進行了認真的調查核實以及他自己的認識是做了結論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是北京市全體作家代表大會民主投票選舉出來的,是北京市委認可的。他們攻擊浩然當北京市作協主席是極左,這是否定我黨對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名家》雙月刊1999年第6 期《管樺對“爭議浩然”現象的一點看法》)

如果說管樺是從政治上肯定了浩然,那麼一些文學批評家則從藝術上對浩然及其作品進行了分析並作了適當的肯定。

趙潤明在1999年《名家》第6期雜誌上對浩然給予了理解。

趙潤明說:“1964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艷陽天》第一卷, 1966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艷陽天》最後一卷。《艷陽天》的問世, 很快受到了廣大讀者特別是農村讀者的喜愛。新聞界文藝界發表了大量評價《艷陽天》的文章,就筆者掌握的材料看,從1965年1 月號《北京文藝》發表的王主玉寫的《評長篇小說〈艷陽天〉》開始,到1976 年第4期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發表的嘉陵寫的《我看〈艷陽天〉》為止,各地報刊發表了130多篇讚美這部作品的文章(準確數字待查), 加之極大的小說發行量,這對當時浩然在社會上、在人民大眾心目中留下的很高的形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正是《艷陽天》最後卷出版的1966年 5月,中國的史無前例的文革開始了,歷史便借這位當時只有34歲的青年作家之手,給建國後的十七年文學畫上了一個句號。文革的烈火很快由小到大,由上到下,作家們在劫難逃……作為文學界,也不可能一掃而光,很多作家也不是文革一開始就打倒斗臭的。他幸運地比較平安順利地度過了那場災難。”“……在那種時代背景下,那種政治氣候下,浩然並沒有做出改變他本質的事情,他沒有忘記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土地的兒子,是一個用文字組成作品的作家。在文革結束後,有關組織對他的審查就已證明,浩然在文革中是沒有幹什麼壞事的。浩然的整個人生經歷和創作經歷基本上是走在艷陽天下的金光大道。是沒有什麼值得悔恨和報怨的。”

張德祥說:“我之所以再次談論浩然,因為在我看來,浩然本質上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農民’作家。說浩然是一個作家,因為40餘年來,他筆耕不輟,以寫作安身立命,以小說聞名於世,文學成為他生命的最高追求,成為他生命價值的體現。只要不是懷着偏見,應當承認,他的文學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寫下重要一頁……浩然的代表作《艷陽天》、《金光大道》、《蒼生》,雖然寫於不同時期,但一以貫之的是對於農民文化中那種傳統人格精神——人要活得正直、正氣乃至正義的人格價值的追求。”“事實上,在那個時代也沒有任何一位作家創造出阿Q或陳奐生一類農民形象, 因為連‘中間人物”都是不允許存在的,但浩然畢竟創造了一系列個性鮮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農民形象。作家不僅創造了蕭長春、高大泉這樣一些被時代推出來的新的農民形象,而且創造了彎彎繞、秦富、‘滾刀肉’、馬老四等種種農民形象,作為藝術形象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應當承認,浩然所創造的那些農民形象豐富了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提供了豐富的認識價值與審美價值。我認為,可以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以最高的藝術標準評價作家與作品,但不能超歷史與超時代地苛求作家。就農民形象創造的豐富性與豐滿性而言,當代作家中很少有與浩然相匹的。”“浩然的文學創作與時代有着密切關係,他是時代的產兒。對浩然的評價,一方面需要就事論事,就文學而文學地研究他在思想上、藝術上的得失,另一方面,又必須把他放在當代社會歷史、甚至放到20世紀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其來龍去脈。他的來龍去脈,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一種價值觀在當代歷史機制中浮沉的表現。”“從40年代到60年代,農民價值理想與文學觀念對歷史發生了巨大作用,從這一時期文學作品所描寫的主人公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工農兵’實際上是以農民為主體,而且工人與士兵大多是剛剛換上工作服或軍裝的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趙樹理、馬烽、康濯、周立波、柳青、李zhǔn@①、梁斌等等作家對農民的描寫,可以說再現了農民的鬥爭史與創業史,再現了農民身上那種人格精神與道德理想,《紅旗譜》與《創業史》最具代表性。浩然不過是一個後來者,是這一文學傳統的繼承者,卻也是把這一文學傳統推到了最後‘高度’的後來者。浩然的文思與文氣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文化與文學背景中形成的。現在,歷史作了新的選擇,文學也作了新的選擇。農民文化不能滿足現代化的歷史需要,甚至與現代化的要求存在着衝突。但是,歷史的這種變化,並不意味着《艷陽天》與《金光大道》失去了作為小說的藝術價值。”“《艷陽天》與《金光大道》中充溢着創世的理想與激情,而《蒼生》則顯得憂鬱與沉重。這三部表現不同歷史時期的農民命運的長篇小說,清楚地表現出浩然的道德價值觀,這種堅執的道德價值觀念成就了浩然,也限制了浩然,惟其如此,浩然才是浩然,他很難超越自己的文化規定性,儘管浩然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把一種文化價值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謂後無來者。”“總之,浩然是農民文化母體孕育出來的作家,是他的人生經歷、精神血脈與特定歷史時代相結合或相碰撞的產物,與其說他選擇了時代,不如說時代選擇了他。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任人評說。泥土被踩來踩去,它總有芳香的氣息。”(《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

陳侗在1999年《芙蓉》雙月刊第6 期上以《發自左邊的聲音——為浩然辯護》說:“瀏覽了一下那些批判文章就能發現,浩然的主要問題在於他那重新浮出水面的左的面孔。這個面孔要是早十年露出來,恐怕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只限於文人之間的饒舌。”“……要麼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內部技巧之爭,要麼是文學之外的道德之爭……因為那些批判文字幾乎無一例外地沒有真正談過浩然的小說,哪怕是像中學語文課堂式的分析也沒有做過。如果說這些文章的確沒有忘記點出浩然‘不後悔’的那些作品,那麼,除了將這些作品簡單地掃進‘三突出”,任何政治式的結論都夠不上分析的水平。”“《艷陽天》如果不便躋身於中國現代文學經典作品之列,至少也是建國以來最值得被20世紀文學批評——其中也包括‘三突出’模式——加以分析的一部作品。可惜的是,它的文學價值在當時被政治忽略和掩蓋了。對《艷陽天》的批評配不上《艷陽天》,電影《艷陽天》配不上小說《艷陽天》,就連對電影的評論也配不上電影,惟一配得上的可能是畫家方增先為《艷陽天》畫的插圖。”“但對《艷陽天》的評價和認識卻因為這部作品產生於(而不是被置於)特定的歷史環境而出現了批評的缺席。有人認為《艷陽天》與‘三突出’的創作原則‘不謀而合’,這說明這樣的指證並沒有犯常識性錯誤,因為《艷陽天》的出版(1964)的確比樣板戲早了許多年。”“同樣,如果浩然不為自己‘翻案’,他也不會引來如此多的‘正義的聲音’。相反,人們有朝一日可能會懷念他,就像張揚所說的,把《金光大道》作為木乃伊、作為文物紀念。”可嘆地是“一個曾經一心一意以體驗農村和反映農村生活為寫作目的作家,晚年能夠冒險為自己申辯,所需要的勇氣非一般人能具備……他之所以說出自己是個‘亙古未曾出現過的奇蹟’,正表明他放棄了中國文人明哲保身的處世態度,向局限性展開了挑戰,而這種挑戰也都像一切樂觀和自信的作家所表現的那樣,充滿着驕傲。”“浩然毫不猶豫地將《金光大道》擺在了《艷陽天》之上。因為在《金光大道》裡,浩然所嘗試的已經不再是像《艷陽天》那樣的結構現實主義的寫作,他更想寫的是一部‘長河小說’。這是一種並不能為中國讀者廣為泛接受的體裁……《金光大道》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整體地展現了本世紀中國農村的變革過程,就像後來的《西沙兒女》一樣,浩然所作的無疑是文體上的一場冒險……”“我要說的是,自我童年讀《艷陽天》始,我就在跳躍式地尋找一些能夠命名我的初生的性意識得到滿足的段落和情節。在那個時候,《艷陽天》是惟一的一部隱含着愛情主題的小說,因此對於蕭長春、焦淑紅、馬立本之間的三角關係,我的理解將是您無法接受的:性是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欲望是《艷陽天》的主題,只不過這個主題被政治巧妙地包裹起來了。”“(雷達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浩然短篇小說集序言中這樣寫道)現在有一種錯覺,因為五六十年代的文藝緊密從屬於政治,似乎那時的一切作品都與公式化、概念化有不解之緣……應該說,那時的好作品也體現着強烈的美感藝術感染力。需要辨別的只是:它是什麼樣的美和藝術,它與時代的政治意識、社會心理、審美情趣有何種關係。”“善良的人們真誠地希望,另一個浩然應當是一個隨風起舞的演員,能夠卸下包袱重新投入到業已改變的社會現實中。但是,浩然偏偏就不這樣想,他已經看到,他當年作為‘農民的忠實代言人’的想法無法圍繞着土地而實施,那種內在的情慾已變成赤裸裸的占有和爭奪,此時能做的、能夠不愧對自己的,大概就只剩下回憶了。”

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浩然及其作品將會隨着歷史的發展而凸現起不同的色彩,全面肯定與否定,都是形而上學的,都是站不住腳的,誰也不敢聲明絕對正確。既然誰也阻擋不了歷史前進的腳步,那麼浩然及其作品就是一面鏡子。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準的繁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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