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 懷念侯祥麟院士 何理 四月四日的清明節就要到了，侯祥麟院士是一位值得中國人懷念的老人。 侯祥麟院士於2008年12月8日20時36分不幸離世。時間很巧，清明節也是他老人家九十七歲冥誕(四月四日恰巧是侯祥麟院士的生日)。 這裡有一篇記念侯祥麟院士的回憶文章《灑向人間都是情》，歡迎分享。 侯祥麟院士的身上有許多常人不及的美德。當他被捧為榜樣，被高調宣傳時，他卻淡然的說：“我這個人很平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做的。” 侯祥麟院士對中國的貢獻不僅僅是在石油工業、國防工業、科學技術事業，更重要的是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緊密相連。因為，大家現在的生活都離不開各種石油產品和像塑料、化纖之類的石油化工製成品。毫不誇張地講，每個中國人都欠他一份情。 垂釣渭水兄有充滿悲憤的詩句：“世上人人蒙假面，寰中處處隱真災。良知善念皆遺棄，陋俗乖行俱捧來。” 希望侯祥麟院士的事跡能讓吾兄略抒胸噎。 詩二首 記念侯祥麟院士 --摘自《灑向人間都是情》 一 嶺南潮汕毓秀靈，聖翰京滬器初成。 嶽麓烽火燃壯志，七載化油報國功。 負笈遠渡圖破壁，歸來研教機理精。 煉化十年培金花，星彈偉業巨臂名。 二 (杜甫詩) 好雨知時節， 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 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城。 (註：作者要求匿名，以避借侯祥麟院士搏虛名之嫌。) 附作者原文： 灑向人間都是情 - 記念侯祥麟院士  憶侯祥麟院士(1912.4.4 – 2008.12.8) 2008年12月8日20時36分，兩院院士侯祥麟先生永遠告別了他所熱愛的世界，離開了他所依戀的故土。先生得享96歲高壽，未能跨過百歲，成為世紀壽星、百歲人瑞，固然令人稱憾。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國人民失去了一位優秀的赤誠之子，中國煉油石化工業失去一位功勳卓著的開創者及德高望重的領航人，中國科技界失去了一位永不知休的守護者。 大師雖去，風範永存！ 回憶20年前在先生身邊工作的時光，日日夜夜、點點滴滴，一幕幕的往事歷歷在目，不僅浮現在眼前，更翻滾在心頭。 一、石油化工巨臂 1989年的早春三月，我第一次陪先生踏上旅途，是去遼陽石化總廠。飛機上，我緊靠先生而坐，話題自然落在與此行相關的話題：乙烯。 先生問我，對乙烯有無了解？ 我回答到：知道的不多。不過，年前曾進行石油工業重點基建項目的現場調查，隨基建局總工程師到中原油田了解過14萬噸乙烯工程建設的前期準備進展情況。 先生接着談到，南京的揚子石化，和山東的齊魯石化等都是引進海外的年30萬噸生產能力的特大型乙烯成套裝置，都遠比中原的項目大，也花了國家很多外匯，欠了很多外債。 我答道：目前國內乙烯建設過熱，各地都要搶建，看來還要花大筆的外匯投資來引進。 先生點點頭，接着不緊不慢地談到：乙烯建設過熱是必然的，這是市場需求造成的結果。如果需求只上升1%，就有可能改變市場生態，由買方市場變為賣方市場，那麼緊接其後的就是產能擴張建設。當然，中國的情形有其特點。五年前，我們看到了這個勢頭，提議中石化自行研究、設計、製造乙烯裂解爐。我們現在要去看的，正是進入試生產階段的第一個年產2萬噸的國產乙烯裂解爐。因設在遼陽，我們叫它“北方爐”，還有一個相似的爐子，在上海的高橋，我們叫它“南方爐”。等這兩個爐子生產運行過關後，我們就能夠自行製造乙烯生產裝置，不再完全依靠引進 了。 先生在講述這一對中國石油化工事業發展具有深遠影響的決策過程時，是那麼的雲淡風輕，那麼的恬淡平靜，絲毫沒有談及自己的特殊作用。 乙烯裂解爐是石化工業的龍頭，是石油從煉製走向加工的關鍵節點。評價一個國家的石化工業能力的重要指標是乙烯生產能力。因為，乙烯是發展下游化工的根本原料，用於生產合成纖維、合成橡膠、合成塑料（聚乙烯及聚氯乙烯）、合成乙醇（酒精)，也用於製造氯乙烯、苯乙烯、環氧乙烷、醋酸、乙醛、和炸藥等，尚可用作生產水果和蔬菜的催熟劑 - 一種已證實的植物和昆蟲激素。 先生正是抓住了這一重大關鍵設備，推動其國產化，帶動石化工業整體技術水平的提高，從根本上提升中國石化工業的能力和水平。 先生在五年前提議研發乙烯裂解爐時，已從石油工業部副部長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以時間推算，先生當時大概兼任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的首席顧問，仍然殫精積慮，心系石油化工科技發展大計。後來，中石化為了讓更多的老領導、老專家發揮餘熱，退而不休，利用他們多年累積的寶貴經驗和智慧，成立了技術經濟顧問委員會。當然，委員中不乏全國著名的石油及化工專家、學者，還有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任顧問委員會主任，先生任常務副主任。 這次遼陽之行，是先生帶隊，組織技術經濟顧問委員會中的一些化工科技專家聯合考察“北方爐”，然後聽取各位專家的意見，對“北方爐”進行完善。 1990年1月，“北方爐”順利通過國家鑑定。1990年10月，“南方爐” 的國家鑑定 也告完成。兩次鑑定，均由先生擔任鑑定委員會主任。先生認真嚴謹，一絲不苟，對各項評審工作嚴格把關。尤其是鑑定委員會的組成，均由與項目沒有直接關聯的各方專家參加，中石化方面的不少專家進行迴避，不參與評審。 記得中石化總經理陳錦華先生想過問一些鑑定委員會的事情，也被提請迴避了。 “南方爐” 的鑑定獲得通過之後，陳總異常激動，即興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稱 “南北二爐”是中國石化工業進入九十年代的“報春花”，是繼中國煉油工業在六十年代取得“五朵金花”重大科研成果之後又一里程碑式的大突破。中國從此結束了大型石油化工設備只能依賴進口的歷史！陳總是位難得的懂經濟、會管理、善經營的高級領導人才。組建中石化時，他正在上海市副市長的任上。由國務院點將，出任打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與地方的條塊分割、按照行業優化組建的中國第一個全國性集團公司的總經理，為工業經濟體制改革開路，成為中國工業改革的先鋒官。1990年底後更出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國家計委主任等。先生對陳總的領導才能與魄力總是讚許有嘉。 早在1960年代初，作為石油部石油科學研究院主管煉油科技工作的副院長, 侯祥麟 院士就站在科研第一線，組織各方面的技術力量，主持開發煉油新工藝、新技術,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五個項目上: 流化催化裂化、鉑重整、延遲焦化、尿素脫蠟及 相關的催化劑、添加劑研製。這五項技術均獲得成功，被稱為“五朵金花”。1965年前後,“五朵金花”相繼盛開。其中的四項工藝技術的工業化裝置分別在大慶煉油廠、撫順石油二廠、錦西石油五廠先後建成投產, 各種催化劑、添加劑也投入 生產和應用,使中國的煉油工業技術在1960年代中期接近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並為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正是先生對中國煉油技術與工業的特殊貢獻，贏得了國際學術界及工業界的尊敬。1987年7月，先生獲意大利“馬太依”國際科學技術獎。這是第一位中國科學家榮獲此獎。 1991年，我已經離開先生，遠在美國求學。學校圖書館是我時常流連的地方，我如饑似渴地大量翻閱各種藏書資料，竟然發現許多中文圖書、期刊，如台灣贈閱的《中共研究》等。記得有一本海外出版的人物傳記，匯集了中國所有頂尖科學家的個人資料，先生赫然名列其中，被稱為“中國石油化工巨臂”！ 二、科學家情懷 先生的職務眾多，幾乎都和科技、學術相關：全國政協科技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石油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主席團成員、中國科協成員、國家科委發明獎勵評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明協會副會長、全國發明展覽會評委主任，... 。 他是作為一位著名科學家來擔任各項職務、承擔眾多責任。當時，一位77歲高齡的老人，擔當如此眾多的社會職務，很多具體事情還要親力親為，對身體健康是極大的挑戰。親友們總是擔心，勸先生減少負荷。先生在工作安排上總是統籌兼顧，井然有序。 基本上，他盡力把每項現有職責中的工作安排好，爭取儘快把職務交給更年輕的人來擔任，對新的頭銜儘量拒絕。 一天，我收到請先生到中國發明協會開會的通知，去商談89年全國發明展覽會的籌辦工作。我感到吃驚，方知道先生還擔負着這樣的重任。 先生可能看到我疑惑的樣子，沖我笑一笑，還是用他那特有的和緩、平靜語調解釋道：發明協會的事情快要辦完了。當初，我們沒有這樣的民間機構，國家也不舉辦發明展覽會這樣的活動。可許多國家都搞，國際上也定期舉辦展覽，還邀請我國參加。我們和錢學森、武衡幾位商量，都認為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辦。我們就找了國家科委，科委也認為對促進科技發明、成果應用很有意義，很支持。於是，武衡掛帥，還請聶帥當名譽會長，就辦起來了。既然是主要發起人之一，就義不容辭，接下了這些職務。現在，一切都上軌道了，各方面都很重視，參加者和舉辦者熱情都很高，我的任務也快要完成了。(註：我現在方才知道，胡錦濤主席也是中國發 明協會發起人之一) 話雖這樣說，全國發明展覽會評獎委員會主任的事情絕不容易、輕鬆！ 展覽會舉辦之前，先生因病住院。為了不影響如期安排，先生硬是抱病出院前往。我陪先生到達成都之後，住在成都科大。先生是成都科大名譽教授，成都科大與中石化有緊密的科研合作，特意邀請我們住在科大，便於交流。安排好住處之後，我第一件事即與科大醫務部門進行聯繫，取得必要的醫務器材。 展覽會期間，先生除了安排評獎事務，召集評委開會外，大量的時間是晝夜埋頭閱讀每個參展項目介紹，評委評語。先生還親自前往展廳，對每個參展項目逐個仔細考察。 記得，一位發明者對自己的成果過於保護，不肯介紹細節，評委們拿不定主意，不能確定是否評獎。先生又親自找到展台，與發明人交談。發明人還是眉頭緊鎖不肯多說。先生面帶笑容，和藹地說道：“你不講出來，如何知道發明點在那裡？怎麼評獎？你不相信他們，對我要相信，我是評委會主任。讓大家都遠離，你對着我的耳朵小聲講”。說罷，示意我們全都往遠處站。發明人這才舒展眉頭、開心起來，側身對着先生附耳低語。 繁重的評獎工作及未愈的病體使得先生夜間必須依靠吸氧方能入睡，感謝成都科大為先生備好了氧氣袋。 先生就是這樣不知疲倦、忘我地為中國科技事業服務，呵護、照顧、獎掖、提攜那麼多素不相識、默默無名的科技後進。2005年10月29日，中國發明協會成立20周年慶祝大會在北京召開。據大會介紹：20年來，中國發明協會已舉辦全國發明展覽會和國際發明展覽會20屆，共展示新發明成果兩萬多項，並以各種形式直接支持 1.2萬多名發明人和700多位發明家，其中已經創業獲得突出成效的有100多人。 還值得一提的是，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就是先生在國家科委發明獎勵評審委員會的任上主持評定的第一個特等獎。 先生很早就提出要重視創新的觀點。他認為，創新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根本不是問題，而是什麼環境才能創新，這是關鍵。為什麼一個中國人在中國不能創新，到了美國就能創新？並對國家科委的主要領導指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軟科學題目！值得欣慰的是，國家已開始建立科技創新機制。 先生對中國科技事業的高度熱忱與責任心還表現在他在全國政協的工作上。 先生在全國政協擔任科技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錢學森先生，副主任中還有錢三強、嚴東生、張維、鮑奕珊等老一輩科學家。中國科技界各方面的權威、精英有許多都薈萃在這個委員會。他們參政、議政的主題也圍繞在與科技有關的眾多問題上。 當時，經濟體制和科技體制改革對科技領域帶來巨大的影響與衝擊。先生在政協領導的一個調研課題即是：改革對於促進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個課題試圖對“改革”、“經濟”、“科技”三者在現實中的互動關係及存在問題進行深入調查和研究，進而找出如何讓改革來促進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的辦法和路子。 經與課題組的委員反覆磋商之後，先生和全國政協辦公廳的有關人員擬訂了詳細實施計劃：分階段對有代表性的高校科研力量、國家各部門科研機構、及中科院直屬研究所、科技公司進行實地考察，通過現場座談，收集實際資料；對掌握的情況不斷加以整理、討論，以形成簡報、報告、委員提案等。 我跟隨先生對中科院的化學所、計算技術所、半導體所、生物物理所、生物所、有機化學所、硅酸鹽所、物理所公司、計算所公司(今日的聯想集團)、上海分院的所辦公司等十幾個機構逐一調查、了解，開座談會。參與調研的委員有王大珩、羅沛霖、李蘇、湯德全、浦通修、沈元、陳家鏞等老科學家。他們雖然年事已高，但都不辭辛勞，深入到實驗室與基層科研人員交談，聽他們實際想法，看他們工作環境，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行程往往安排的非常緊密。 一次，錢學森院士生病住院，先生讓我陪他去看望錢老。當我們進入錢老的病房時，錢老沒有休息，正與一位訪客在談系統工程的應用問題。等訪客離去後，錢老餘興未盡，說道：“我一直在講，要把系統工程的原理用在國家體制改革的研究上。我錢學森敢說話，什麼都不怕！” 說罷，爽朗大笑。我對錢老的敬意油然而生。 先生與錢老商談政協的事情，交換着看法。我坐在旁邊，不敢出聲，靜靜地聽着兩位老人交談，領悟着兩位科學大師在談話中閃現出的思想與智慧的火花，我更看到了他們作為聞名國際的中國科學家、最高學術權威的共同情懷：對中國科學事業深深的熱愛及對廣大科技人員的關愛。他們或許在某些特定場合說過違心的話，那是在替廣大的科技人員擔當，來維護他們正常的科研工作和生活不受太多的干擾。 三、學者本色 由於擔任許多不同的重要職務，先生的工作頭緒繁多，也很繁重。但他的學術活動仍在盡力堅持。除為參加一些重要學術會議撰寫報告、論文之外，先生始終在與時間賽跑，挑戰極限，堅持編寫學術著作。當時，他已主持完成了《中國頁岩油工業》，《中國大百科全書化工卷》的編寫、出版工作，正在主持編寫《中國煉油技術》，《英漢石油大詞典》。百萬字的書稿，一遍遍地反覆審讀，改了一稿又一稿。認真、嚴謹、求實，是他的一貫作風。 先生的認真、嚴謹，思維細密，記憶超強是人口皆碑。當時已77歲高齡，但對數字的記憶能夠超過我。 在上海“南方爐”的鑑定會上，他在審閱實驗數據時發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他敏銳地發現，數據有問題。他在會上嚴厲地指出：實驗報告中的數據有造假。雖然這些數據不能動搖“南方爐”的總的運行性能結果，但這種行為不能允許！ 大會頓時像炸開了鍋。一位設計人員面紅耳赤地站了起來，馬上低頭認錯，說道：我們的採樣時間、次數不足，為了好看，人為地補了些數據，但占的比例很小。 一次，先生對我說：我現在已推掉了很多事，只擔任一個科研課題的項目主持人。這個課題很難出成果，但非常重要。這個項目從一開始，我就在參與。項目從50年代就開始了，現在還沒完成，周期太長。具體是研究我國不同地區的不同土質對不同金屬的腐蝕作用。要在各地選好點，把試樣埋進土裡，還要定期查看、記錄。文革期間，受到影響，活動一度中斷。不好做！當初的研究人員不少已轉做其它事情，有的當了領導，有的調走了。可是，這件事沒人抓還不行。比如，寶鋼要在上海的寶山興建，沒有當地的土質研究資料，建築的基礎設計工作就會遇到問題。不考慮，也許會造成隱患，過於保守，又會增加成本。值得高興的是，我們的研究結果，已經被很多建設項目應用，已見到社會效益。先生就是這樣，只考慮對國家和未來是否有益，不考慮項目是否能在多長時間內出多少論文、發表多少成果，心甘情願做這些無名、無利卻有利於民族未來、子孫後代的事情。 先生上個世紀40年代留學美國時，先在紐約的一家大學聽課，後發現教授的商業氣息太濃，不適合自己，就轉到卡內基理工學院(今日的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化工 學博士。先生晚年一直鍥而不捨地致力於科技與經濟相結合、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但他清醒地指出：“科技成果要商品化，科學家絕對不能商品化！” 我覺得，這個觀點應該推而廣之：學者要保持自己的本色，既不能商品化，也不能政治化，更不能庸俗化。學者要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雖然在某些學術領域，我已指出一些學術權威理論觀點上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並不想以此招搖，更不想走純粹的學術道路。因為，和先生相比，我自覺在不少方面相差很遠，從不敢認為自己是一位大學者，而喜歡以讀書人自居。 四、赤子之心 嶺南潮汕毓秀靈，聖翰京滬器初成。 嶽麓烽火燃壯志，七載化油報國功。 負笈遠渡圖破壁，歸來研教機理精。 煉化十年培金花，星彈偉業巨臂名。 先生出生在廣東汕頭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父親是當地著名的牧師。先生自幼受愛人如己的慈訓薰陶，養就寬厚、博大的胸懷。因牧師的收入不能養家，先生的父親還在中學任教，又創辦學校，是當地有名的教育家，而且還是老同盟會會員。先生的愛國情懷自然有着深厚的家庭淵源。 先生早年就學於上海聖約翰中學，北平燕京大學。大學畢業後考取了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當時，先生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受到化學界學術權威重視，兩篇介紹研究成果的學術論文均以德文和中文發表。正準備大展宏圖之際，“七七事變”爆發了。先生輾轉來到長沙，隨即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抗日救亡的宣傳當中，認識了許莊、杜輝義、李普(原新華社副社長)，幾位愛國熱血青年成為摯友，結伴加入中共。抗戰期間，先任化學兵隊教官，後主持一家煤化工廠的煉油工作，生產戰爭所需的稀缺物資。抗戰勝利前夕，認為新中國的曙光已經出現，祖國的未來建設需要掌握最新科學技術的專業人才，便漂洋過海，遠赴美國求學。 1948年，先生在美國卡內基理工學院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並應聘麻省理工學院(MIT)化工系任副研究員。1950年，先生謝絕MIT的挽留，毅然踏上歸國行程。先生歸國之後，先在清華大學任教，後調入中科院從事研究，其後奉調進入國家石油總局主持煉化科技工作，並籌建石油科學研究院。 在石油科學研究院，先生不僅主持領導了一系列中國煉油技術的研發，培育了“五朵金花”，而且為兩彈一星所需配套油品的研製包括東風導彈系列的潤滑油脂，及航空煤油等140種軍用油品研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詳見《中國軍事工業•石油卷》侯祥麟主編)。 先生矢志科技報國，終生不渝。雖經抗日戰火、文革磨難的考驗，信念堅如磐石、固比青松。 文革中，身為石油科學研究院院長，先生不僅受到衝擊，還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受到嚴刑拷打。隔壁囚室的難友曾聽到先生被打時痛苦的叫聲，但先生從不對家人和親友談及受難的經過，以免刺激他們。一位參與逼供先生的年輕人事後曾向先生真誠悔過，先生親切地安慰他，認為在如此形勢下，犯錯誤是正常的。後來，這位職工的家庭遇到困難，先生還慷慨解囊相助。 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後，先生心繫災區，除積極參與賑災之外，還鄭重考慮收養災區孤兒，後因夫人身體不好，無法照顧幼童，只好放棄打算。 1987年，先生把獲得的意大利“馬太依”國際科學技術獎全部獎金悉數捐給國家，用於購買科技圖書和資料。九十年代，又把榮獲的何梁何利科術成就獎拿出，和中石油、中石化聯合成立侯祥麟基金，用於石油、化工院校不同專業的獎學金。 2003年5月2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看望先生。溫總與老人就經濟和石油的發展進行討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石油消耗增長很快，溫總還希望先生幫助做出戰略規劃。先生後來領銜做出中國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這件事情，中國媒體已廣泛做了報導。大家可能不知，在高油價衝擊下，被譽為中國能源鎮山之寶的四大石油儲備基地，只是這個戰略的一小部分。 2006年，我路過北京，去看望先生。先生還是那麼謙遜。先生說：是溫家寶總理最先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概念，是自己和中國工程院的徐匡迪院長共同商量，推動“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研究，可持續發展油氣資源戰略的研究也是由中國工程院擔綱組織的。 我們談到經濟，也談到國際油價的走勢。 我感嘆時光流逝太快，去國多年，有失先生期望。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決策出了點力。我無意中從美國新經濟泡沫的成因中發現了其宏觀調控機制的缺陷。本想在2003年2月去北京時，找央行行長周小川談談，周小川的一位好友專門為我寫了引薦信，可時間不巧，未能見到。我在海外中文網站於2003年11月，2004年10月兩次拋出自己觀點，可能影響了中南海的決策。 先生高興的望着我，眼中露出異樣的光彩。我知道，他的神采中包含了太豐富的意思。他為我欣慰，也為他深深眷戀、熱愛的祖國而高興。這是一顆火熱的赤子之心在真情之下的自然流露。 先生辭世之後，我常對着他的遺像暗自落淚。我望着他那和藹、慈祥的面容，他也在用那深邃、睿智的的目光靜靜地注視着我，一如二十年前那樣。他的那句話是留給我的，也是留給每一個知識分子的： “我知道我所經歷的人生道路，也是相當多的中國知識分子走過的路，我的一生無處不打下深刻的時代烙印。所有這些，對未來的人們或許能有一點點啟示。” 先生，您所留下的不是一點點，而是那麼的豐富、那麼的沉重。這筆寶貴的精神遺產，我可有能力承擔？！ 人們常喜歡用“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來形容一個人默默無聞的無私奉獻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貴品格。先生自然當之無愧。但是，這一精妙的千古絕對如果回歸李商隱的《無題》原詩，意境則有失高雅。我更喜歡用杜甫筆下的春雨來比喻先生： 好雨知時節， 當春乃發生。 隨風潛入夜， 潤物細無聲。 野徑雲俱黑， 江船火獨明。 曉看紅濕處， 花重錦官城。 先生就如那知時識節、潛風入夜、潤物無聲、寶貴如油的春雨，歷經酷暑烈日的蒸發，飽受嚴寒冰風的熬煉，成就的是那麼純潔、晶瑩、透明，深情地灑向人間，奔向大地母親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