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　

　　一提起“吳歌”之名，早年所誦李白詩句就會浮上心頭：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
青雲上。
　　……
因此見到這本《吳歌·吳歌小史》，一時心血來潮，就用電腦對全唐詩進行字詞檢索，將所得結果去其重複（輕而易舉就發現了三處重複收詩的情況），共得直接提到“吳歌”者18處，其中：
　　孫逖、祖詠、常建、韓愈、杜牧、許渾、李商隱、溫庭筠、劉兼各1處，羅隱2處，而李白一人獨占7處！
　　可見李白對吳歌情有獨鍾，非其他唐代詩人可比。這一現象如何解釋，也許尚待高賢──不知搞唐代文學史的專家是否已經提出過解釋。

　　使李白如此鍾情的吳歌，究竟是何寶貝？
　　吳歌者，江南歌謠，吳地之人所詠唱也。《晉書·樂志》說“吳歌雜曲，並出江南”。吳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顧頡剛認為其起源“不會比《詩經》更遲”，其內容則主要是“小兒女口中的民間歌曲”。“小兒女”們口中最愛唱什麼？首先自然是男歡女愛、郎情姐意，此外當然也經常會旁及家鄉風景、人生苦樂之類。當年宋人編《樂府詩集》，就有“吳聲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順便插一句，此歌意境，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春圖中常有描繪，特別突出美人之長發。又如《子夜四時歌》：
　　　　朝登涼台上，夕宿蘭池裡，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蓮子。
“憐”者，愛也，又常以“蓮”字諧音代替，故“蓮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網上聊天之種種特殊用語，其實也有相似光景）。當年使李白情有獨鍾之吳歌，或即此類也。當然，和後來收集到的吳歌相比，上面這些歌謠可能已經經過文人的改寫潤色。
　　到了明代，吳中“山歌”就有更接近口語的文本流傳下來了，比如馮夢龍編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來。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連底湖膠打不開。
　　結識私情像象棋，棋逢對手費心機。……姐道郎呀，你攤出子將軍頭要捉我做個塞
殺將，小阿奴奴也有個踏車形勢兩逼車。
後面一首採用了民歌中常見的“素謎葷猜”之法，如將末兩句之“謎底”直白說出，那就不成體統了。
　　這些歌詞要用吳語吟誦，方能傳神，經文人筆錄下來，如以普通話讀之，韻味要損失幾成，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二十世紀學者所收集整理的吳歌，依然只能如此，比如王翼之輯《吳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漸漸黃，畫眉籠掛拉（拉，在也）北紗窗，畫眉籠里無食難過夜，小奴奴
房中無郎勿進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裡魚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亂，姐妮房中郎多要亂心。
所謂吳歌，鼎嘗一臠，豹窺一斑，大致上的光景也就不難推想了。

　　不要小看這些“淫詞艷曲”──當年可是勞動了顧頡剛、劉復、魯迅、周作人這樣的人物親自收集，甚至還勞動了蔡元培這樣的人物“登高一呼”，號召學者們從事收集工作！
　　魯迅早在1913年就主張收集民間歌謠，周作人則動手收集越中兒歌，但他們的努力沒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有轉機。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了校長蔡元培的啟事，號召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一起幫助收集民間歌謠；還刊登了劉復起草的《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不到半年，即徵集到一千二百餘首，並從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一首。
　　北大這番收集民間歌謠的舉動，頗使當時一些守舊人士痛心疾首。據顧頡剛回憶，許多守舊的教授和學生們嘆息道：
　　北大是最高學府，《日刊》是莊嚴公報，哪能讓這種“不入流品”的東西來玷污它！一位前清進士更是義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領着一般年青人胡鬧起來了！放着先王的大經大
法不講，竟把孩子們胡噴出來的……東西，在國立大學中，專門研究起來了！
然而，學者們則對這種“胡鬧”樂此不疲。
　　顧頡剛1918年愛妻病逝，因悲哀過度而得神經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修養。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學日刊》，看見上面的歌謠，決定嘗試“把這種怡情適性的東西來伴我的寂寞”。他是蘇州人，就從自己孩子口中開始收集，漸至鄰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媽子……，到後來，連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葉聖陶、郭紹虞等等，都加入了幫助他收集吳歌的隊伍。顧頡剛收集的這些吳歌不久後在《晨報》──當時學術界都看這張報紙──上連載，使他在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為歌謠研究的專家。本書中所收的《吳歌甲集》，就是顧頡剛收集的這些歌謠。當時竟有胡適、沈兼士、俞平伯、錢玄同、劉復五大名流分別為《吳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吳歌的另一個干將是劉復（半農），江陰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陰船歌》（收在本書《吳歌戊集》中）比顧頡剛的《吳歌甲集》還早一年。且看一首：
　　新打大船出大盪，大盪河裡好風光。船要風光雙只櫓，姐要風光結識兩個郎。
劉復還模擬民歌進行創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擬的江陰民歌。後來他又將目光擴大到俗曲──不附樂曲的謂之歌謠，附有樂曲的即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集，並進行研究，編有《中國俗曲總目稿》。
　　周作人當然也是歌謠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將，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褻的歌謠》中，反覆強調收集民歌時不排斥猥褻的歌謠。這也可以說是歌謠研究者們的共同認識。起先在劉復起草的《北京大學徵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後發行《歌謠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條則說：
　　歌謠性質並無限制，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值，當一併錄寄，不必先由
寄者加以甄擇。於是周作人從《詩經》中的“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說到南唐李後主的“為奴出來難，教郎恣意憐”，再說到歐陽修的“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直到《聖經》中的《雅歌》一章（幾乎全是露骨的情歌），以說明猥褻的成分“在文藝上極是常見，未必值得大驚小怪”，而對於猥褻的歌謠，“在研究者是一樣的珍重的，所以我們對於猥褻的歌謠也是很想搜求，而且因為難得似乎又特別歡迎”。真可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對於今天讀者來說，也許最容易產生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這些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大人物，都對吳歌之類的民間歌謠如此感興趣？
　　按照劉復的意見，如果要研究一個民族特有的文明，要理解一個民族生活的真相，則民歌俗曲是“最真實最扼要的材料”：
　　因為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來陶情適性的；他們既不比考生們對着考官對策，又不比
戲子們對着聽眾賣藝，……民歌俗曲中把語言、風土、藝術三件事全都包括了。
　　胡適則着眼於文學：“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而民歌俗曲可以作為方言文學的代表，自然就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抱着這樣的觀點，來讀這本《吳歌·吳歌小史》，來體味八十年前大學者們的工作情景，真可令人別生遐想。
　　吳歌小史話當年，往事如煙已杳然，試唱吳聲白苎曲，風流千古在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