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皆以為《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殊不知，《易經》裡隱藏着一部更古老的詩集。我們知道，成書於戰國的《易傳》是對《易經》的詮釋；卻不知道，成書於周初的《易經》本身又是對一種更古老文獻的詮釋，這文獻乃是殷周歌謠，其詮釋才是占辭。正如《易傳》是對《易經》的哲學化解說，《易經》占辭又是對殷周古歌的神學化解說。

《易經》裡有古歌，這並不完全是新發現。前人研究《易經》，已對其中古代歌謠有所察覺。如明夷初九：“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李鏡池《周易通義》：“爻辭前四句是一首民歌。”可惜這類發現只是偶爾、零星的，人們還壓根兒沒有察覺：《易經》裡每一卦都在徵引古歌，以至於我們可以說，《易經》隱含了一部比《詩經》時代還早的詩歌總集，它的發現和開掘，將使我們不得不改寫中國詩歌史的第一章！

開啟《易經》古歌寶庫之門的鑰匙，我以為是嚴格區分《易經》裡的引語和占辭。從文獻成份上分析，《易經》文字來源有二：一是引語，是作《易》者所引用的既有材料，基本上是韻文，多為遠古歌謠；二是占辭，是作《易》者所創作的文字，如“亨”、“利”、“吉”、“凶”、“悔”、“吝”、“有孚”、“無咎”之類，表示吉凶禍福判斷，並不用韻，更非古歌。

《易經》的編著，基本上是這樣一種體例：先引古歌，類似“比興”；再作占辭，加以判斷。如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賁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無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當然，也有變體：或先占後引，如咸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或引占錯雜，如未濟上九：“有孚。‘於飲酒。’無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或有引無占，如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或有占無引，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總之，《易經》編撰體例為古歌與占辭相參互。

這種體例一直流傳下來，後世抽籤問命的簽文也是這種格局。如《紅樓夢》第101回王熙鳳到散花寺抽籤，簽子上是：“第三十三簽（相當於《易經》的爻題）：上上大吉。”而簽簿（《易經》在周代就相當於這種簽簿）上寫道：“王熙鳳衣錦還鄉。‘去國離鄉二十年，於今衣錦返家園。蜂采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行人至，音信遲；訟宜和，婚再議。’”這種格式跟《易經》裡的完全一致，反證了《易經》確實採取的古歌與占辭相參互的編著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