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問陶的詩學主張(ZT) |
| 送交者: 半江紅 2014年01月23日12:00:24 於 [詩詞歌賦]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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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問陶主張詩歌應寫性情,有個性:“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閒”(《論文八首》)反對模擬:“文章體制本天生,祗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他的詩論與性靈說相吻合,為袁枚所稱賞。袁枚譽張詩“沉鬱空靈,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 ”,又夸其具“倚天拔地之才”,視為“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張船山太史》)。其原因在於張問陶不僅才華橫溢、創作成績斐然,而且其思想觀念與詩學觀點同袁枚頗多相通之處,成為嘉慶時期性靈派的重鎮,與乾隆時期性靈派的代表人物袁枚、趙翼鼎足而三,占據乾嘉性靈派殿軍的地位。
張問陶沒有論詩專著與文章,但其《船山詩草》卻收有數十首論詩詩,可供我們窺探其論詩要旨。綜觀張問陶論詩,可知其詩學觀與袁枚性靈說笙磬相應,又不乏獨到之見。張問陶堪稱性靈派獨具特色的詩論家。 張問陶論詩一再標舉“性靈”,可見其主性靈之旨。如“性靈偶向詩中寫”(《正月十八日……絕句志之》),“傳神難得性靈詩”(《梅花》),“同無青白眼,各有性靈詩”(《冬日》),“濃抹山川寫性靈”(《題子靖〈長河修禊圖〉》),“筆墨有性靈”(《戊辰日依竹堂感懷》)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愧我性靈終是我”(《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之句,更顯示其與袁枚“獨抒性靈”(《隨園詩話補遺》卷四)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袁枚“獨抒性靈”之性靈說內涵是強調創作主體應具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主觀因素。張問陶論詩要義一方面與此相通,一方面又有補充與發展。 袁枚性靈說最重真性情,所謂“性情得其真”(《寄程魚門》),“情以真而愈篤”(《答尹相國》)。張問陶重性靈亦以真性情為創作要旨。首先,他強調創作者必須具備真情實感,有真性情要抒發。因此稱“詩人原是有情人”(《題屠琴隖論詩圖》其六)、“好鳥鳴春尚有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八), 因為“有情”才能寫出真詩,所謂“熱腸湧出性情詩”(《贈徐泰征》)是情與詩因果關係的生動說明。其次,他指出表現真性情是詩的本質,雲“好詩不過近人情”(《論詩十二絕句》其十二),“自磨碎墨寫天真”(《代啟答畢秋帆先生並上近詩一卷》),“不寫性靈斗機巧,從此詩人賤於草”(《題法時帆式善前輩詩龕嚮往圖》),所謂“人情”、“天真”、“性靈”,皆指“詩緣情”(陸機《文賦》)之本質而言。因為主情,故與袁枚一樣批評肌理派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稱“何苦顢頇書數語,不加箋注不分明”(《論詩十二絕句》其八)。翁氏“誤把抄書當作詩”(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已遠離詩抒情之正軌。張認為,詩情不是從“古人書”中所能得到的,而是從生活閱歷、社會實踐中產生的,故云:“寫出此身真閱歷,強於飣餖古人書。”(《論詩十二絕句》其三)又云:“關心在時務,下筆唯天真。”(《陳蔭山舍人……限五古》)這一觀點對袁枚性靈說所謂“神韻是先天真性情”(《答李少鶴》)、“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遣興》)之主觀唯心因素是一種補救。另外,就“情”本身而言,袁枚強調其真,尤重“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園論詩書》),與理相離。這有其思想解放的意義,但亦有忽視情之美與善的弊病。張問陶主情,既重視其真,亦兼顧其真與善,故云“古人懷抱有真美”,“惡詩盡有真情境,忍與風花一例刪”(《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句》)。這一觀點比袁枚要合理、全面。 張問陶於強調真性情的同時,還標舉“氣”:一曰真氣,二曰奇氣。《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云:“有情那可無真氣?”即明確提出真氣與真情相輔相成的觀點。如果說真情是詩的血肉,真氣則是詩的筋骨,更是詩的精神力量,有情無氣仍難見詩人之真本色。此“氣”從詩人角度而言,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具有剛正的氣質、人格的力量。從詩的角度而言,則是具有一種勁健的風骨、壯美的氣勢。張氏重視氣,就是重視詩人的品格、氣質的修養,從而賦予詩作以氣勢。《華陰客夜讀卷施閣詩文懷稚存》又標舉“奇氣”:“死有替人應屬我,詩多奇氣為逢君。”“奇氣”是指詩人的非凡、狂放的氣質,一種浪漫精神。這與張問陶的個性特徵相關。張問陶論詩重氣,當受到摯友洪亮吉的影響,洪氏《北江詩話》即將“氣”與性、情等相提並論,作為“詩文之可傳”的重要因素之一,皆意在針砭某些性靈詩輕佻滑易、缺乏氣骨之弊,亦是對袁枚性靈說之補救。 張問陶於性靈特別強調“我性靈終是我”,這是同袁枚性靈說推重“作詩不可以無我”(《隨園詩話》卷七)一樣張揚個性、崇尚創作的獨創性。為此張問陶宣稱:“自吐胸中所欲言,那從得失爭千古”,“浮名未屑以詩傳,況肯低頭傍門戶!”(《題方鐵船工部元鵾詩兼呈吳谷人祭酒》)意謂詩人應該獨抒性靈,自出機杼,詩中有人。為此又從反面強調:“詩中無我不如刪,萬卷堆床亦等閒。”(《論文八首》其七)所謂“詩中無我”即缺乏個性、因襲他人,清代乾嘉詩壇之擬古者正是“詩中無我”的典型,為此張問陶譏云:“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論詩十二絕句》其十),“規唐模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題屠琴隖論詩圖》)矛頭指向沈德潛、厲鶚這些規唐模宋者,並認為依傍門戶是不會出人頭地的。與模擬者相反,性靈派皆主創造,以表現自己的真情與個性,張問陶亦云:“土飯塵羹忽嶄新,猶人字字不猶人”,“《咸英》何必勝《簫韶》,生面重開便不祧”。(《論詩十二絕句》)所謂“斬新”、“生面重開”就是詩人所推崇的創造精神,只有做到“不猶人”,才能寫出“我”之“性靈”,自成一家。 張問陶重性靈亦如袁枚一樣重詩人之靈性,或曰詩才,並略有闡發。詩人有靈性表現之一是創作之際易產生靈感,無須雕肝鏤腎、生寫硬湊。《論詩十二絕句》其四、其五云:“憑空何處造情 文,還仗靈光助幾分。奇句忽來魂魄動,真如天上落將軍!”“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為常語談何易,百鍊功純始自然。”採用生動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詩人創作產生的靈感現象。前引張問陶關於創作要有“自身真閱歷”的觀點,亦即是“不憑空”;但創作還須藉助“靈光”即靈感。二詩寫出靈感降臨“忽來”的突發性、“驟得”的短暫性,以及思維的活躍性,“詩情躍躍”指感情激動,而且想象豐富,所謂“提筆便存天外想,神龍鱗爪破空來”(《題屠琴隖論詩圖》)。此外靈感乃自然而生,不可強求,所謂“詩為無心如拾得”(《成都夏日與田橋飲酒雜詩》)。可見張問陶對靈感的認識還是比較全面深入的。 對於詩歌的審美特徵,袁枚性靈說要求靈活、有生趣、風趣,張問陶則主張空靈、有真趣,二者頗為接近,但亦有區別。張《題屠琴隖論詩圖》云:“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靈活有趣,就跡近於“小聰明”,而張問陶之重“空靈”,內涵要廣,它不僅要求意象靈動,而且追求意境深、韻味長,是一種高境界,故又稱“詩到空靈藝始成”(《孟津縣寄陳理堂》)。為達空靈之境,在藝術表現上注重以白描之筆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於創作心境則要求自然純真、擺脫動利。《論詩十二絕句》其六云:“想到空靈筆有初,每從遊戲得天真。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說明空靈之境非滿腦子禮教、一味“談風雅”者所能達到,而必須出自於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與雕鑿無緣,同擬古、考據之作亦不相干。對詩歌語言乃推重自然、質樸的“常語”,所謂“敢為常語談何易,百鍊工純始自然”(《論詩十二絕句》其五),這與袁枚“家常語入詩最妙”(《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口頭語,說得出便是天籟”(《隨園詩話補遺》卷二)的觀點相近。 張問陶的詩學觀點由於表達形式的限制,比較粗略,遠不及袁枚《隨園詩話》、詩序等論詩專著觀點闡述得詳盡周全,範圍亦不如袁枚性靈說廣泛。但其要旨與袁枚性靈說屬同調,性靈說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備。不過,張問陶的性靈說是嘉慶年間的詩論,張問陶亦有其獨具的個性、思想,因此與袁枚又有差異。難能可貴的是,這種差異實為對袁枚性靈說不足或弊端的補救,從而使性靈說有所發展。這是張問陶詩論的新貢獻。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04.htm?fromtitle=%E5%BC%A0%E8%88%B9%E5%B1%B1&fromid=6996612&type=search 半江註:多謝女王陛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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