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韻學”小議（作者 蘆笛）

一、古今押韻異同

押韻本是連文盲農民都會的事，凡下過鄉的同志都知道，許多文盲農民張口就是一套套的順口溜。汪曾祺的《受戒》上就有這麼一首：

姐兒生得漂漂的，
兩個奶子翹翹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裡有點跳跳的。

連小學生都看得出來，這兒押的是iao的韻，而且連聲調都一樣，乃是去聲。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古人竟然在很長時間內都不知道這簡單道理。從春秋直到隋朝這麼長的時段內（正好差不多一千年），文人（包括編輯刪定《詩經》的孔子在內）作詩，都停留在李有才（小說家趙樹理創造的農民詩人的藝術形象）的水平，憑樸素的階級感情寫順口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直到隋朝，才有人總算注意到這問題，編輯了第一本韻書《切韻》，此書現已失傳，不過流傳下來的《廣韻》據說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編寫的。假定它是《廣韻》的水平，那麼，該書的問世，說明中國古人經過一千年的折騰，總算開始總結押韻的規律了，這才會有專門的韻書出來，教人如何作詩。

所謂韻書，就是用“末韻母”（這是我為了介紹這種原始勞動特地發明出來的術語）來為漢字分門別類，把末韻母相同的漢字歸為一類。例如：“黃、王、桑、楊、揚、香、鄉、光、昌、堂、章、張、房、芳、長”。

就連小學生都能一眼看出，這些字的韻母複合程度不一樣，共同的只是ang（也就是我說的“末韻母”）。因此，此類韻書連生字的韻母都不能告訴你。例如“七陽”中收了“蘉”這個字。哪怕具備了今天的漢語拼音知識，你也只能知道該字的末韻母和“陽、光、長”等字相同。要知道它到底是ang，iang還是uang，就得去作煩瑣考證。這就是這種原始工具書的第一個缺陷。

第二個缺陷則是它雖然名為“韻書”，但根本沒有揭示韻母的音素結構和發音過程。若跟漢語拼音相比，這一致命缺陷立見。

以“an”為例，該韻母以a為基點，在發出a後，舌尖接觸上顎，如欲發n狀，於是氣流只能從鼻腔衝出，引起鼻腔共鳴，造成了所謂的“前鼻韻”。其他前鼻韻如“en, in, ian, uan”等等的發音方式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最初那元音。由此可見這種注音方式之科學——它不但指出了這些韻母音素構成與發音方法和程序，而且揭示了它們的共性與個性：“an”和“en”表面聽起來完全不同，但區別只是“a”和“e”造成的，兩者的共同之處是舌尖上抬造成的鼻音“n”。

可惜韻書卻絲毫沒有提示韻母是怎樣構成的。這結果，就是現代人根本無法理解為何古代的“陽”和“江”不同韻。類似的例子在韻書中比比皆是。在現代漢語中，“東、冬”，“魚、虞”，“元、寒、刪、先、鹽、咸”，“蕭、肴、豪”，“庚、青、蒸”，“董、腫”，“語、雨”，“蠢、吻”，“阮、旱、產、展”，“曉、巧、惱”，“感、染、范”，“送、宋”，“御、遇”，“震、問”，“願、翰”，“諫、霰”，“嘯、效、號”，“敬、徑”，“勘、艷、陷”都押韻，有的根本就是同音字（例如“東冬”、“魚虞”、“語雨” 、“送宋” 、“御遇” 、“嘯效” 、“敬徑”等），但它們在韻書裡根本就不同類。

很明顯，這反映了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的發音區別。正如四川人分不清“環黃”，不等於北京人分不清一樣，咱們分不清“東冬”，不等於古人也分不清。但這些字的古音區別到底何在？對不起，這從韻書和其他工具書中根本就查不出來。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古代它們的韻母並不相同。

韻書的第三大缺陷，是忽略了聲母。如所周知，漢語三大要素，乃是聲調、聲母和韻母。韻書作者們對聲調倒研究得無可挑剔，他們把能想起來的漢字，全都按“平上去入”四聲分了類，偏偏卻忽略了聲母，忘了把聲母相同的漢字也分門別類搜集起來，在編“韻書”同時也編一本“聲書”。這結果就是現代人連古漢語有幾個聲母都不知道。

這難題直到清代才有學者去試圖解決，其思路是利用《廣韻》中用於“反切注音”的所謂“上字”具有的指示聲母的功能（詳見下），去推導出古代究竟有多少聲母。從他開創了這條路後，一直有學者在這上頭折騰，今天似乎還成了音韻學研究熱門。但在我這外行看來，這其實基本是猜測，沒有什麼學術研究必需的確定性可言。所以，現代學者們研究出來的古代聲母的數目出入很大，眾說紛紜，多者達50多個聲母，少者才30多個聲母，我看誰也不敢說他的結論就是正確的，正如誰也不敢說他畫的耶穌就是那個真實的歷史人物。

這三大缺陷合在一起，使得這種“工具書”缺乏明確簡易的注音功能，不但對當時的學童認字沒多少幫助，更為後世猜測古音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

為說明這問題，讓我們來做個假想實驗：

假定一千年後，普通話中的“笑”“校”等字發音依舊，但“孝”發音變為“hiao”，“效”的發音變為“siao”。那陣的學者要考證出咱們是怎麼念這些字的，哪怕沒有錄音帶流傳下去也無妨，有本《新華字典》就行了。就連小學生都能從其中的注音推出來：原來，21世紀的北京話的“孝”並不念 “hiao”，“效”也不念“siao”，這倆音節當時根本就沒有。這倆字在2006年的發音，其實和3006年的“笑”、“校”發音完全相同。

韻母的流變也是這樣，假定一千年後，“東”的發音還是dong，而“冬”的發音卻成了dung，“語”的發音依舊，但 “雨”的發音卻變成了yuz。那時的小學生們一看千年前的《新華字典》，立刻就能知道2006年那陣子的中國人沒有ung和uz這倆韻母，那是後來才演變出來的。若他們再去查2006年到3006年之間出版的字典，則立刻就能看出那演變是何時發生的。

不幸的是，我們卻無法用類似方法考證出古音的演變來，於是便永遠無法知道上面給出的那些現代同音字在古代發音到底有何不同。許多有獨創性的猜測也就無法驗證。

例如蒙族網友那蘭性德曾經提出，蒙語單詞喜用“S”和“R”結尾，影響了漢語，而這就是漢語中帶“子”和“兒”的單詞的來源。他這個主張雖然被青年網友徐仰藥證偽，但我認為那隻排除了“蒙語影響說”，並不能證明古代某些韻母確實以“Z”結尾。這一猜想似乎也能從韻書中找到線索。例如“去聲六御”和 “去聲七遇”的“御”和“遇”在現代漢語中是同音字，但分屬兩目。其中“六御”中只有“鋸、女”兩個字在現代漢語中可以加“子”字，而“七遇”中則有“路、步、 兔、句、鋪”等字可以加“子”，提示“六御”原來的韻母可能是“u”，而“七遇”的韻母可能是“uz”，而這就是為何它們不屬於同一韻目。所以，“兔”的古音可能是“tuz”，後世便發展為“tuzi”。

可惜這畢竟是毫無根據的猜測，而之所以無根據，正是拜古人之賜。光從這一點，就能看出鬼子給咱們帶來的巨大好處。在他們到來之前的兩千多年裡，老祖宗就是死也想不出抽象完備一點的注音方法來。

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古人刻舟求劍的本領。漢語傳到了清朝，發音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特別是在四川，基本音素數量已經劇減，以致連“牛流”、“世寺”、“王完”，川人都認為是同音字。可古人們就是死抱着業已過時的韻書作詩填詞，使得詩歌這種聲音的藝術完全脫離了押韻而存在，這還不光是四川一地，更是胡人千年“首善之區”北京的問題。例如陸游的《釵頭鳳》，北京人念起來就根本不押韻：“東風惡（e），歡情薄（bao），一懷愁緒，幾年離索（suo）。”這算什麼事？

於是大家為了充出口成章的大才子，便只好把那韻書死背下來——您總不能把韻書帶到文人雅集之處去現世吧？要熟到“一東二冬三江四支”閉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看到任何一個漢字都能立刻將其歸入韻書某目的地步，這才可以去放膽充才子。

到了這步，詩歌創作就不是什麼藝術家匠心獨運了，完全成了一種體力勞動。最可笑的還是，它徹底背離了當初勞動人民順口溜的樸素美感。如今所謂“押韻”並不是指韻母相同，而是出自韻書同一韻目。如果出自同條，那麼即使實際韻母不同也毫無關係。反過來，如果誰如寫順口溜，立刻就要變成笑柄。離開韻書就無法寫詩。這種怪事也只會出在咱們這塊風水寶地上，若是講給鬼子聽，人家絕對無法理解：押韻的順口溜是錯誤的詩，不押韻但按工具書填寫出來的反倒是正確的詩！本來只有高下之分的藝術有了“正誤”之別就是笑話，何況那正誤還是用千年前的死人嘴巴作為判決標準，您說這有多荒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