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飞鸟新译 

 〔印度〕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著　　

傅正明译

（豆瓣阅读电子书，2017年）

本书简介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诗歌经典《漂飞鸟》(Stray Birds，旧译《飞鸟集》或《漂鸟集》)完璧于1916年，主要由作者从孟加拉文诗集《碎玉集》自译为英文，同时包含少量直接以英文写作的篇什。诗人经常以水陆双栖候鸟自况，诗集书题无论译为《飞鸟集》还是《漂鸟集》，均有把双栖候鸟变为单栖动物之虞，新译因此题为《漂飞鸟》。
　　诗集内容，囊括宇宙之恢弘景观，世界之人生百态，以江海山林之独特隐喻，花鸟鱼虫之灵妙意象，搬演潮汐消长、昼夜更替之戏剧，唱尽人间情爱，悲欢苦乐; 抒情写意之外，偶尔杂以警句妙语，蕴含深邃哲理，针砭时政弊端。诗人以张弛有度之道保持遁世与入世之间不落偏见的审美张力，以印度精神哲学和“梵我合一”的最高境界为最后归宿。
　　本书一百年前出版后，不久即被译为中文并不断重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始和发展有深远影响，对当今读者仍然富于美学意义和现实意义。兼顾诗人的立意，以及原作表现形式多样，诗行长短不一，精练警策，有微妙的内在韵律等特征，《<漂飞鸟>新译》以独特的诠释角度，以汉俳、五绝、七绝、词体、对联和警句等多种诗体重新精译此作，赋予全书以崭新面貌。新译选载20首自2016年8月18日在译者傅正明的“新浪博客”发表之后，到同年11月16日为止，“微博”的点击阅读已高达5.7万人次，转发38次，多有好评。

作者简介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生于孟加拉的印度大诗人、作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有印度“诗圣”之誉。1913年，作者主要以自译为英文的诗集《吉檀枷利》（Gitanjali, 1910）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外的重要诗集有孟加拉文的《金舟集》（Sonar Tari，1894）、《碎玉集》（Kanika ,1899）、《鸿雁集》（Balaka,1916）和作者自译为英文的《园丁集》(The Gardener,1913)、《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1913）、《采果集》(Fruit-Gathering,1916)、《飞鸟集》（Stray Birds，漂飞鸟,1916）和《游思集》(The Fugitive,1921)等诗集、以及多种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

译者简介

　　傅正明，湖南邵阳人，现居瑞典，198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主要著作有《在波兰的废墟上    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与文化传统》（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地球文学结构》（联经出版，2013年）、《梦境跳伞   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境界》（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 年）；译著《英美抒情诗新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鲁拜诗词新译五百首》（唐山出版社，2015年）、《莎士比亚的诗歌纪念碑》（唐山出版社，2016年）等十多种。

译者自述

　　迄今为止，《飞鸟集》或《漂鸟集》译林竞秀的重译本已多达十多种，译为韵文或注重押韵的只有两家。其一，是清末民初文人姚华只看郑振铎译《飞鸟集》改译的《五言飞鸟集》(中华书局，1931年)。今天，这一改译被重新发现再造影印，成为有关泰戈尔的热门话题之一。其二，是当代诗人冯唐重译的《飞鸟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尽管译者力求押韵，却留下不少斧凿痕迹。更大的问题在于，某些译诗极不忠实原作的比喻，并且扭曲意象，“染黄泰戈尔”，因此引发广泛批评和争议，出版社只好决定在书店和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这是激发译者重译的缘由之一。《漂飞鸟》的重译新解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

泰戈尔的候鸟之歌

泰戈尔《漂飞鸟》新译导论

　　一百年前的1916年，印度文豪和大诗人泰戈尔出版了英文短诗集《漂飞鸟》(Stray Birds，旧译《飞鸟集》或《漂鸟集》等)，主要由作者从孟加拉文诗集《碎玉集》（Kanika ,1899）自译为英文，同时包含少量直接以英文写作的篇什。在此之前，泰戈尔已经因为自译为英文的诗集《吉檀枷利》（Gitanjali,1910）等著作荣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荣誉的亚洲作家。《漂飞鸟》像《吉檀枷利》一样，很快被视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跻身英诗经典之林。

 　　泰戈尔的诺贝尔百年大庆

《漂飞鸟》重译新解的缘起

　　自从中国著名作家和翻译家郑振铎上世纪二〇年代出版《飞鸟集》中译之后，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诗歌影响深远。尽管郑译有 […] 尽管郑译有脍炙人口的佳句，却难免有所欠缺甚至误读误译。这本诗歌经典被不断重译出版，迄今为止，译林竞秀的重译本已多达十多种。尽管如此，有批评家认为，没有任何一家中译本能够传译出原作的诗意和韵味。这一评判至少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孟加拉文《碎玉集》原本是押韵的，却没有兼通孟加拉文和英文的译者，即兼顾原作韵律的译者，第二，没有集语言学家、诗人和学者于一身的理想译者。
　　关于第一个方面，大多数前人均出于散文译笔，这对于翻译《漂飞鸟》的部分格言警句来说是适宜的，但对于其中某些篇什和少量四行诗来说却不大得体。从外在韵律来看，迄今为止译为韵文或注重押韵的只有两家。其一，是清末民初文人姚华(1875-1930年) 只看郑振铎译《飞鸟集》改译的《五言飞鸟集》(太戈尔译，姚华演辞，中华书局印行，民国20年即1931年)。徐志摩在序中写道：“至于他的译诗，我们当然不能责望他对于原作的正确。他的方法是把郑译的散体改造成五言的韵文有时剪裁，有时引申，在他以为大致不错就是。在他比较成功的时候，也有颇流丽，清新的句子。”今天，“姚华演辞”被重新发现再造影印，成为有关泰戈尔的热门话题之一。其二，是当代诗人冯唐重译的《飞鸟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尽管译者自称践行“全力押韵”的初衷，力求寻找最佳押韵，却留下不少斧凿痕迹。更大的问题在于，某些译诗极不忠实原作的比喻，并且扭曲意象，“染黄泰戈尔”，因此引发广泛批评和争议，出版社只好决定在书店和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
　　翻译常有“信则不美，美则不信”的矛盾，假如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这个矛盾，做到既信且美，那么，《漂飞鸟》的重译新解便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

《漂飞鸟》释题与翻译策略

　　我对《漂飞鸟》的解读及其新译策略与前人各家迥然相异。
　　首先，我注意到泰戈尔经常以水陆双栖候鸟自况，例如，诗人在致友人威廉·罗森斯坦（William Rothenstein）的书信（1917年7月6日）中说：“我有天生的水陆两栖特性，食物在西方，气韵在东方，找不到可筑巢之地。我想象自己乃是一只候鸟，将一再穿越大海，赢得两个巢，此岸彼岸各有一个。”诗集书题无论译为《飞鸟集》还是《漂鸟集》，均有把双栖候鸟变为单栖动物之虞。英语“Stray”是多义词，导致诗集书题和诗的翻译莫衷一是，依照《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该词作形容词的一种意义是：“2 (Of a domestic animal) having no home or having wandered away from home.”这一释义与诗人以水陆双栖候鸟自况的隐喻十分吻合。兼顾诗人立意和措辞，诗集新译题为《漂飞鸟》，也可题为《候鸟集》。诗集第2首原文“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可直译为“小小漂泊者的歌队”，有学者认为当指泰戈尔另一部诗集《鸿雁集》（Balaka，没有诗人自译的英文）中的鸿雁。泰戈尔谈到《鸿雁集》的创作缘起时说：一个黄昏，他坐在喀什米的杰赫勒姆(Jhelum)河畔，四周静悄悄。一群大雁突然在他头上穿越河流。诗人似乎听到某种难以言传的召唤，被它激发的冲动引向遥远的旅程。① 这当然指一种精神之旅。印度教徒相信“飞翔的鸿雁”（Hansa-balaka）是人的灵魂飞往天上寻觅安息之所的象征。在此灵感启迪下写的一首诗，即《鸿雁集》开宗明义的第1首，后来由泰戈尔删节、改译为英文散文诗，收录在《游思集》(The Fugitive,III-29)中，最后一节是：

　　I feel in my own being the rush of the sea-crossing bird, cleaving a way beyond the limits of life and death, while the migrant world cries with a myriad voices, 'Not here, but somewhere else, in the bosom of the Faraway.'

　　我浑身感到穿越海洋之鸟的冲刺，扫清了超越生死界限的一条云路，与此同时，迁徙的世界以多重声音呼号：“此地不可留兮望他山之水渚，路何迢迢兮在远天之灵府。”

　　由此可见，“漂飞鸟”这一主导意象，应当与《鸿雁集》和《游思集》的鸿雁联系起来加以赏析。

　　其次，像许多别的泰戈尔译者一样，尽管我同样不懂孟加拉文，但是，既然《漂飞鸟》被公认为英诗经典，从英语翻译便不能视为转译，而应当视为直接根据原文翻译。在孟加拉文原作中的韵律形式究竟如何？不管何种翻译，包括泰戈尔自己半是翻译半是创作的英译，都难免失去原作的格律，因为这在翻译中属于“不可译”的因素。要揣摩原作的韵律传译出英语内在的韵味，要摹仿心仪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人的泰戈尔的诗体，中译应当遵循中国古典诗词平仄相间、注重尾韵或现代诗歌大致押韵的传统，才能有失有得。当然，更重要的译诗之得，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诗的比喻和意境从源语（source language）到目标语（target language）的成功移植或转换。
第三，由于《漂飞鸟》原作表现形式多样，诗行长短不一，精练警策，淡中见浓，有微妙的内在韵律和节奏，因此，中译不宜像《五言飞鸟集》那样独尊一体，自设窠臼。本书采用摹仿日本俳句的汉俳、谨守唐宋诗词格律的五言、七言绝句、词体、对联、骚体，以及自由体的警句等多种体式来迻译。

　　《漂飞鸟》的一部分短诗是泰戈尔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诗人在那里受到日本各界的款待和欢迎，同时受到日本俳句简洁风格的影响。因此，这类短章以汉俳迻译，顺理成章。某些短诗宜以五绝迻译，已由《五言飞鸟集》明示。为了避免省略导致的遗美，七绝成了自然的选择。词体小令或长短句，尤其是不拘平仄不用词牌的自度曲，可以更好地赢得贴近某些原作的诗句。现代文学家吴宓先生曾译朗法罗（H.W.Longfellow，今译朗费罗）的长诗《沧桑艳传奇》（Evangeline），起首一曲《蝶恋花》，吴宓自称乃“直译原文”。我曾分析了吴译，指出吴宓实际上心有余而力不逮。② 但以古典诗词“直译”宜于以古体迻译的英诗，尽可能贴近原作，笔者有时悬为心中最高译诗标准。当然，也不排斥“意译”，可以或多或少揉合“意译”的因素。例如下引第321首，拙译可与郑译比照参看：

　　I have scaled the peak and found no shelter in fame's bleak and barren height. Lead me, my Guide, before the light fades, into the valley of quiet where life's harvest mellows into golden wisdom.

　　攀登直上高山顶，荣名寒寂荒芜岭，何处可遮身，隐居无遁门。
　　光光幽寻僻处，向导望溪谷：秋稻若黄金，开镰收慧明。调寄菩萨蛮（傅正明译）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我的引导者呵，领导着我在光明逝去之前，进到沉静的山谷里去吧。在那里，一生的收获将会成熟为黄金的智慧。（郑振铎译）

　　当然，所谓“直译”，不可能“逐词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翻译学家安德烈·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把“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归为句法策略（Syntactic strategies）之一，宽松地界定为目标语“最高程度地贴近源语形态，但语法上不必求同”。③ 比较郑译，拙译词体同样“贴近”源语。批评家也许很难指出它“省略”（omit）了原作的哪个意象、比喻或关键词，很难挑出它“增添”（add）了什么属于蛇足的东西。

　　对联是《漂飞鸟》中译选用的另一重要诗体。原诗大多简短，如果译为一般的五言或七言两行，容易给读者一种不完整的感觉，好像只是律绝中的两行。译为对联，尤其是言志联，可以使之赢得完整独立的意义。从英语诗法来看，泰戈尔常用反讽的并置（Ironic Juxtaposition）。这种修辞格把异类或截然不同的事物并置起来，往往形成鲜明的对比，给读者带来惊异的审美效果，因此很适合采用汉诗对仗中的“反对”，即由意义相反或相对的前后两部分构成的对偶。例如第9首，除了本书正文的翻译之外，还可迻译如次：

　　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梦观你我他乡客，醒看雌雄故土人。

　　但是，诗中的“我们”（we）也可以解读为大于两人世界的群体，因此可以拓宽境界，融入这样一种现代意识和普世关怀：

　　梦观吾辈堂前尽是他乡客，醒看地球村里无非故土人。

　　此处略有增添，别处增添的例子，如第154首：

　　BY plucking her petals you do not gather the beauty of the flower.

　　花美难留采瓣手，芳魂常在咏春诗。

　　中译上联已经完全译出了原文的意思。考其得失，所失在于丢失了原作以人称代词所有格“her ”来表达的拟人化修辞格，因此引出下联。“芳魂”可以解读为“美人的魂魄”，弥补了上联之失。
《漂飞鸟》中译偶见的其它诗体，文体，总的原则是为了避免因韵害意或因体害意而采用灵活策略的译笔。有时像泰戈尔本人一样，一诗二译以求互补，曲尽其意。

《漂飞鸟》思想内容概览

　　　从形式到内容，译者和读者需要进一步追问赏析的是：《漂飞鸟》的“意”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文已略有涉及，前辈译者和批评家也多有评介。我的申论和侧重面，与各家相比，仍然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四个方面：
其一，寄情山水的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是《漂飞鸟》乃至泰戈尔全部作品的主题之一。但其自由的向往与现实的窠臼，往往形成对比，使其对自由的领悟充满悖论，诗人因此表示：“艺术家以大自然为情人，既是她的仆役又是她的主人。”（85）此语当作两种解读，一是“究天人之际”，即人与自然之关系：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然后才能藉以驾驭自然，赢得山水怀抱中的相对自由。二是探索艺术与自然，即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摹写自然，反映自然美，但艺术家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重塑自然，创造出“人化的自然”，赢得更高层次上的物我交融之美。后一层意思，与《歌德谈话录》中的一句名言颇为类似，但泰戈尔的来处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印度教中神格化的“奉献”（Bhakti），堪称集主仆两相于一身之神话原型。在泰戈尔长篇小说《戈拉》中不难发现这一原型的变奏。《漂飞鸟》中拟人化的瀑布（69），是奉献的典型意象：

　　瀑布多情泻，如诗笑语传：
　　一行能解渴，我却献全篇。

奉献之最，莫大于生命的奉献。诗人笔下燃烧的干柴意象（200），更是轰轰烈烈：

　　爆裂大柴烧，高声呼壮烈：
　　明焰即鲜花，献身不折节。

此种气节，接近近乎失传的中国精神，基于泰戈尔血脉中印度哲学的非二元论观念，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西方精神，诗人藉以消解成败、生死等二元对立概念，彰显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的信念。其笔下之大自然，常有生死齐平、阴阳互补的两相，与中国老庄哲学息息相通。在《漂飞鸟》中，晴光阴雨，可以象征人们欢悲交替的情绪（180）;日隐星现，可以彰显天地新陈代谢的规律，启迪时人捕捉转瞬即逝之美（6）;清水劲风，有如神之慈恩，足以推舟起帆，促进灵修情僧臻于殊胜境界(255);花鸟虫鱼，有通灵之内光，令人动情生爱，悟得卑下人类亦有崇高精神，例如诗人笔下的流萤意象（48）：

　　The stars are not afraid to appear like fireflies.

　　托月星光淡，望中若火虫，
　　微光不惮小，豆火可帮穷。

拙译以结句增添豹尾，化用“囊萤”之典，提升原诗之境界。立意与姚华的五言显然不同：

　　萤火煽秋夜，凌乱不成行。
　　众星未相忌，一样是幽光

　　人的不自由，究其根源，在欲壑深难填，欲望高于天。泰戈尔以地心生化之浓雾，象征佛教视为苦根之“渴念”（94）：

　　浓雾遮阳却哭号，迷人自乱正心焦。
　　问她底事掩明艳？来自地心奢望高。

　　因此，诗人的自由，不是靠纵欲，而是靠自律赢得的相对自由。

　　其二，梵我合一的精神哲学。
　　以佛教四圣谛观之，人要对治苦缔和集缔，靠灭谛和道谛，断尽烦恼，以求解脱，臻于无我境界。佛陀之基本教法，与古印度《奥义书》之哲学命题“梵我合一”（Moksha）息息相通。学者公认，梵我合一乃泰戈尔哲学之核心信念。自我（Atman）与作为最高宇宙原则的梵（Brahman）是绝对一和同（one and the same）。泰戈尔堪称秘契主义（mysticism）的通灵者。《漂飞鸟》中首字母或大写或小写之“一”（One or one），在诗人其它著作中亦称为“至高之一”(the Supreme One)。在《人生亲证》（Sadhana）中，泰戈尔说，“吾人自身灵魂中，此‘至高之一’乃灵视之直接而即刻的直觉，完全不基于任何推论或演绎”。④ 此“一”，并非特指圣经《旧约》的耶和华，也可译为“大一”、“太一”或“泰一”，相当于中国先秦楚国神话中最高位大神、天帝、上帝，或老庄哲学中的“道”、“天”，即宇宙本源。依照泰戈尔之灵肉二分法，“只有灵魂，人之所以成为真人的这个‘一’，能够克服种种界限，找到其与‘至高之一’的亲密关系”，即所谓梵我合一。

　　泰戈尔似乎并不偏执一元论或二元论，在《印度一神论》(Indian Theism)中指出：“在印度神圣梵天学问(brahma vidya)中，吾人区分出两种对立倾向：抽象上帝与位格上帝，一元论与二元论。不承认二元论便无崇拜，不凝视‘一’便无奉献。”依照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泰戈尔哲学》中的引用和诠释，“此二乃一神头（one Godhead）之二相”⑤，可以用来解读《漂飞鸟》第90首：

　　灵视泰玄里，一示双头和谐，
　　神明光艳中，孤生万象纷纭。

中译“双头”，指神头与人头（Godhead and Manhead），“和谐”即梵我合一。殊胜境界之达成，以爱为桥梁：

　　THE world 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 to its lover.
　　It becomes small as one song, 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3）

　　浩瀚梵天大面具，诗心生爱可屏除，
　　寰球丸结一谣曲，亲吻玉成千古书。

此处原文起笔之“the world”，可以解读为梵天或宇宙。宇宙浩瀚，寰球辽阔，却可以在热爱、崇拜梵天的世人面前，在通灵的诗人面前，取下面具，浓缩凝结为一颗小小弹丸（此乃译者增添的意象），短如一首歌，赢得亲吻时瞬间的永恒。诗的首行，冯唐偷换了“面具”（mask）的隐喻，译为“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殊不知，泰戈尔的哲学悖论在于：爱既贴近日常生活又可臻于神圣境界，爱既是桥梁又非桥梁或工具、手段，同时是目的、归宿。依照诗人《人生亲证》中的“爱的亲证”，“爱是我们周遭一切事物的终极意义。它不只是一种感情，它是实相，是根植在一切创造中的愉悦。”

　　其三，圣俗两相之浪漫情爱

　　自古以来，“爱”便有圣俗两相或多个层次。青年泰戈尔留学英国之际，教他英文的辅导老师安娜（Anna）有东方血统，其父是印度教改革组织祈望社 (Prarthana-Samaj)的创立者阿特马莱姆博士（Dr Atmaran）。泰戈尔尔与安娜年龄不相上下，有一段异国情缘，未能结果。后来，诗人在回忆中写道：“每个女子的爱都是一种恩惠……像一朵鲜花，枯萎之后香如故。”

　　　　　　　　　　　泰戈尔的初恋情人安娜（Anna Pangdurang Tadkhad）

　　1883年，泰戈尔时年二十二岁，与穆里娜莉妮（Mrinalini Devi）成婚，夫妻关系似乎平淡如水。1902年穆里娜莉妮病故，诗人不再续弦。

　　　　　　　　　　　泰戈尔和他的妻子穆里娜莉妮（Mrinalini Devi）

　　孤寂中，诗人依恋其兄嫂卡丹巴丽（Kadambari），悬为心中诗神缪斯，寄托精神之恋。泰戈尔婚后不久，卡丹巴丽自杀身亡。

　　　　　　　　　　　泰戈尔的缪斯：卡丹巴丽.徳维（Kadambari Devi）

　　晚晴中，泰戈尔游历阿根廷，结识了才貌双全的女诗人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他们的关系似乎没有超越精神沟通的范畴。《漂飞鸟》第267首，是精神之恋或“圣爱”的代表作：

　　永恒孤独里，有爱却无求，
　　于归家室外，相望作情俦。

　　　泰戈尔和阿根廷诗人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他像我的生命一样亲近我。”

　　被印度人视为圣哲的泰戈尔，多情之笔也有“俗爱”的勾勒。所谓“俗爱”，并非鄙俗或庸俗，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男女之爱，诗人也可能像波斯苏菲教（Sufism）诗人一样，以“俗爱”象征“圣爱”，例如第120首：

　　黑夜有其美，佳期可见真：
　　心中之静女，吹熄小油灯。

　　第288首，可视为泰戈尔一生情事之夫子自道，虽然并非写于诗人迟暮之年：

　　一世情之苦，宛如海洋难探测，悲歌秋日里，
　　两心爱之甜，恰似禽鸟可歌喧，欢唱花丛间。

　　泰戈尔推崇、追步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诗人，其理想之爱，带有柏拉图精神之恋的特色。借得他山之石，泰戈尔精于攻印度传统之玉：毗湿奴教派的爱情主题，即牧牛女罗陀（Radha）与毗湿奴化身之一奎师那（Krishna）相恋的浪漫传说，是青年泰戈尔重写的爱情题材之一。《漂飞鸟》中同类题材东西合璧，成就浪漫情爱的瑰宝。诗集结尾，诗人总括全篇：“篇终以此作铭箴：只信君心情爱真。”此处原文“thy love”，是神之爱还是人之爱？出于梵我合一之憧憬，两者兼而有之，进而可以视为普世之爱，因为“泛爱众生”，乃吠陀经典中心思想之一，亦是贯穿泰戈尔全部作品之一大主题。

　　　其四，警策醒世之政治意涵

　　　如所周知，泰戈尔既不鼓吹激进革命，也不自囿于狭隘民族主义藩篱。1913年，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不久，就隐约意识到大战一触即发，忧患时局之心，怜悯弱小之情，流露笔端，见诸《漂飞鸟》的政治抒情诗中。
　　第93首开头两行：“强权窃国归私有，国土拘它作禁囚”，亦可以直译为：“权力对世界说：‘你是我的’。在她的宝座上的世界女皇把权力拘押为囚徒”。权力，原本抽象概念，却口吐人言，但权力并非真人而是俗物，宛如衣冠禽兽。在世界这个人格化的女皇宝座下，权力不管如何窃得天下，均无异于阶下囚。第49首，中译增添了螺丝钉意象，使其更富时代色彩：

　　权力轴轮狂转时，我非机制小螺丝。
　　众生流血碾成土，我化花泥肥劲枝。

　　《漂飞鸟》的政治抒情诗，如匕首投枪，锋芒所向，直指二十世纪初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深刻把握了人类之全部历史脉搏。因此，今天读来，对此后极权主义的崛起肆虐，仍然富于针砭作用和现实意义。

　　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与其精神哲学密不可分。在《人生亲证》的“永生的证悟”中，诗人论及诸法之“无常”，指出依照吠陀经典，只有神才是与“无常”对立的“恒常”。人只有臻于梵我合一境界才能赢得永恒。在《漂飞鸟》多首诗中，泰戈尔以无常法教，以大自然新陈代谢的意象，讽刺强权的“我慢”，即自高自大，侮慢他人之心态或言行，例如：

　　黄叶寒秋落，流云飘忽过，
　　同声笑霸权：竟敢夸凶恶！

由此可见，与转瞬即逝的流云相比，泰戈尔的《漂飞鸟》是永恒的诗歌丰碑，像诗人推崇的莎士比亚的诗歌那样历久弥新，如莎翁十四行诗第55首预言的那样：

　　冷看大理石，睥睨镀金碑，
　　王族墓铭锈，难与铿锵诗韵比寿。

注释

① 参看科斯提莫汉·森（Kshitimohan Sen）：Balaka-Kabya-Parikrama, p.55。
② 参看达德学会《益智杂志》1913年1卷3期; 傅正明《英美抒情诗新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12年）译者前言。
③ 安德烈·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翻译的模因》（Memes of Translation: 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1997），p.94。
④ 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人生亲证》（Sadhana  The Rrealisation of Life,1913）。本书原著为孟加拉文，中译引文参照略有出入的两家英译，由于版本、页码不同，以下不一一注明。
⑤ 参看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泰戈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1918，p.55。

　　　　　　　　　　　　　　　　　　　　　傅正明
　　　　　　　　　　　　　　　　　　　　2016年10月于瑞典

摘自：《<漂飞鸟>新译》  〔印度〕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著　　傅正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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