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韵学”小议（作者 芦笛）

一、古今押韵异同

押韵本是连文盲农民都会的事，凡下过乡的同志都知道，许多文盲农民张口就是一套套的顺口溜。汪曾祺的《受戒》上就有这么一首：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连小学生都看得出来，这儿押的是iao的韵，而且连声调都一样，乃是去声。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古人竟然在很长时间内都不知道这简单道理。从春秋直到隋朝这么长的时段内（正好差不多一千年），文人（包括编辑删定《诗经》的孔子在内）作诗，都停留在李有才（小说家赵树理创造的农民诗人的艺术形象）的水平，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写顺口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直到隋朝，才有人总算注意到这问题，编辑了第一本韵书《切韵》，此书现已失传，不过流传下来的《广韵》据说就是在它的基础上编写的。假定它是《广韵》的水平，那么，该书的问世，说明中国古人经过一千年的折腾，总算开始总结押韵的规律了，这才会有专门的韵书出来，教人如何作诗。

所谓韵书，就是用“末韵母”（这是我为了介绍这种原始劳动特地发明出来的术语）来为汉字分门别类，把末韵母相同的汉字归为一类。例如：“黄、王、桑、杨、扬、香、乡、光、昌、堂、章、张、房、芳、长”。

就连小学生都能一眼看出，这些字的韵母复合程度不一样，共同的只是ang（也就是我说的“末韵母”）。因此，此类韵书连生字的韵母都不能告诉你。例如“七阳”中收了“蘉”这个字。哪怕具备了今天的汉语拼音知识，你也只能知道该字的末韵母和“阳、光、长”等字相同。要知道它到底是ang，iang还是uang，就得去作烦琐考证。这就是这种原始工具书的第一个缺陷。

第二个缺陷则是它虽然名为“韵书”，但根本没有揭示韵母的音素结构和发音过程。若跟汉语拼音相比，这一致命缺陷立见。

以“an”为例，该韵母以a为基点，在发出a后，舌尖接触上颚，如欲发n状，于是气流只能从鼻腔冲出，引起鼻腔共鸣，造成了所谓的“前鼻韵”。其他前鼻韵如“en, in, ian, uan”等等的发音方式也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最初那元音。由此可见这种注音方式之科学——它不但指出了这些韵母音素构成与发音方法和程序，而且揭示了它们的共性与个性：“an”和“en”表面听起来完全不同，但区别只是“a”和“e”造成的，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舌尖上抬造成的鼻音“n”。

可惜韵书却丝毫没有提示韵母是怎样构成的。这结果，就是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为何古代的“阳”和“江”不同韵。类似的例子在韵书中比比皆是。在现代汉语中，“东、冬”，“鱼、虞”，“元、寒、删、先、盐、咸”，“萧、肴、豪”，“庚、青、蒸”，“董、肿”，“语、雨”，“蠢、吻”，“阮、旱、产、展”，“晓、巧、恼”，“感、染、范”，“送、宋”，“御、遇”，“震、问”，“愿、翰”，“谏、霰”，“啸、效、号”，“敬、径”，“勘、艳、陷”都押韵，有的根本就是同音字（例如“东冬”、“鱼虞”、“语雨” 、“送宋” 、“御遇” 、“啸效” 、“敬径”等），但它们在韵书里根本就不同类。

很明显，这反映了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发音区别。正如四川人分不清“环黄”，不等于北京人分不清一样，咱们分不清“东冬”，不等于古人也分不清。但这些字的古音区别到底何在？对不起，这从韵书和其他工具书中根本就查不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古代它们的韵母并不相同。

韵书的第三大缺陷，是忽略了声母。如所周知，汉语三大要素，乃是声调、声母和韵母。韵书作者们对声调倒研究得无可挑剔，他们把能想起来的汉字，全都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了类，偏偏却忽略了声母，忘了把声母相同的汉字也分门别类搜集起来，在编“韵书”同时也编一本“声书”。这结果就是现代人连古汉语有几个声母都不知道。

这难题直到清代才有学者去试图解决，其思路是利用《广韵》中用于“反切注音”的所谓“上字”具有的指示声母的功能（详见下），去推导出古代究竟有多少声母。从他开创了这条路后，一直有学者在这上头折腾，今天似乎还成了音韵学研究热门。但在我这外行看来，这其实基本是猜测，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必需的确定性可言。所以，现代学者们研究出来的古代声母的数目出入很大，众说纷纭，多者达50多个声母，少者才30多个声母，我看谁也不敢说他的结论就是正确的，正如谁也不敢说他画的耶稣就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这三大缺陷合在一起，使得这种“工具书”缺乏明确简易的注音功能，不但对当时的学童认字没多少帮助，更为后世猜测古音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为说明这问题，让我们来做个假想实验：

假定一千年后，普通话中的“笑”“校”等字发音依旧，但“孝”发音变为“hiao”，“效”的发音变为“siao”。那阵的学者要考证出咱们是怎么念这些字的，哪怕没有录音带流传下去也无妨，有本《新华字典》就行了。就连小学生都能从其中的注音推出来：原来，21世纪的北京话的“孝”并不念 “hiao”，“效”也不念“siao”，这俩音节当时根本就没有。这俩字在2006年的发音，其实和3006年的“笑”、“校”发音完全相同。

韵母的流变也是这样，假定一千年后，“东”的发音还是dong，而“冬”的发音却成了dung，“语”的发音依旧，但 “雨”的发音却变成了yuz。那时的小学生们一看千年前的《新华字典》，立刻就能知道2006年那阵子的中国人没有ung和uz这俩韵母，那是后来才演变出来的。若他们再去查2006年到3006年之间出版的字典，则立刻就能看出那演变是何时发生的。

不幸的是，我们却无法用类似方法考证出古音的演变来，于是便永远无法知道上面给出的那些现代同音字在古代发音到底有何不同。许多有独创性的猜测也就无法验证。

例如蒙族网友那兰性德曾经提出，蒙语单词喜用“S”和“R”结尾，影响了汉语，而这就是汉语中带“子”和“儿”的单词的来源。他这个主张虽然被青年网友徐仰药证伪，但我认为那只排除了“蒙语影响说”，并不能证明古代某些韵母确实以“Z”结尾。这一猜想似乎也能从韵书中找到线索。例如“去声六御”和 “去声七遇”的“御”和“遇”在现代汉语中是同音字，但分属两目。其中“六御”中只有“锯、女”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加“子”字，而“七遇”中则有“路、步、 兔、句、铺”等字可以加“子”，提示“六御”原来的韵母可能是“u”，而“七遇”的韵母可能是“uz”，而这就是为何它们不属于同一韵目。所以，“兔”的古音可能是“tuz”，后世便发展为“tuzi”。

可惜这毕竟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而之所以无根据，正是拜古人之赐。光从这一点，就能看出鬼子给咱们带来的巨大好处。在他们到来之前的两千多年里，老祖宗就是死也想不出抽象完备一点的注音方法来。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古人刻舟求剑的本领。汉语传到了清朝，发音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在四川，基本音素数量已经剧减，以致连“牛流”、“世寺”、“王完”，川人都认为是同音字。可古人们就是死抱着业已过时的韵书作诗填词，使得诗歌这种声音的艺术完全脱离了押韵而存在，这还不光是四川一地，更是胡人千年“首善之区”北京的问题。例如陆游的《钗头凤》，北京人念起来就根本不押韵：“东风恶（e），欢情薄（bao），一怀愁绪，几年离索（suo）。”这算什么事？

于是大家为了充出口成章的大才子，便只好把那韵书死背下来——您总不能把韵书带到文人雅集之处去现世吧？要熟到“一东二冬三江四支”闭着眼睛都能倒背如流，看到任何一个汉字都能立刻将其归入韵书某目的地步，这才可以去放胆充才子。

到了这步，诗歌创作就不是什么艺术家匠心独运了，完全成了一种体力劳动。最可笑的还是，它彻底背离了当初劳动人民顺口溜的朴素美感。如今所谓“押韵”并不是指韵母相同，而是出自韵书同一韵目。如果出自同条，那么即使实际韵母不同也毫无关系。反过来，如果谁如写顺口溜，立刻就要变成笑柄。离开韵书就无法写诗。这种怪事也只会出在咱们这块风水宝地上，若是讲给鬼子听，人家绝对无法理解：押韵的顺口溜是错误的诗，不押韵但按工具书填写出来的反倒是正确的诗！本来只有高下之分的艺术有了“正误”之别就是笑话，何况那正误还是用千年前的死人嘴巴作为判决标准，您说这有多荒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