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十年代：曲折演进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
古代文化遗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成为文化战线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思想内容上的
人民性与爱国主义，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成为衡估一切文学遗产的重
要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词学研究以及词人作品评价当然亦一无例外地
服膺这些准则。这些准则无疑集中体现了新的时代任务所要求的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新涌入词学研究队伍的年轻学者，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厚今薄古”不仅是新思维
，而且是新机遇。一批老词学研究家则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用旧思维、旧方法累积有年而
做出来的厚重成果，也开始尝试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踉踉跄跄，左顾右盼地步入了
新的研究领域，企图跟上新时代。——词学形成了一个曲折演进发展的新格局。
马兴荣在1980年写过一篇题为《建国三十年来的词学研究》的文章，内容主要是五
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成败得失的总结。这篇文章对这个三十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估
价后指出了她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重思想，轻艺术以及由之派生的政治标准简单
化、庸俗化的“古为今用”。这方面的问题暴露了文学评论界流行的“左”的幼稚病，
并且直接导致了机械唯物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批评的泛滥。二，重豪放，轻婉约，这个风
格流派上的褒贬格局的衍化发人深省。尽管我们花了最大气力发动了一场最大规模的扫
荡胡适派古典文学研究观点与方法的运动，但由胡适一手煽起的重豪放、轻婉约，以及
由之派生的贬抑南宋词匠、一笔抹倒清代词鬼的经典性教条却深植人心。胡云翼的《宋
词选》从1962年出版以来，豪放、婉约的评价上的历史性落差更扩大化、凝固化、绝对
化了。——胡云翼悄悄把胡适重形式风格的自然通脱修正为社会政治内容的健康进步，
所谓改头换面，这恰恰正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左”的认识思潮通贯合一了。王鹏运、朱
祖谋们顶礼膜拜的梦窗词被胡适派打压得一直抬不起头来（据马兴荣统计，吴文英“三
十年来就只有一篇短短的研究文章”），遑论清代词鬼的无人理睬了。——进步的词学
界就像红学界鄙视后四十回的《红楼梦》一样，带着一种严重的历史偏见冷落婉约派，
特别是被胡适点名批判过的南宋婉约派！
五十、六十年代的词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一次是关于李
煜词的评价，一次是关于李清照词及《词论》的评价。当然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
的论争也已开始，但这基本是一个历史考证问题，与李清照改嫁问题一样，属史实的论
证与认定，不在本文关注的视界之内，尽管这两个问题均隐含着深重的文化心理与社会
伦理的思考。
1955年开始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争论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当健康的学术氛围内展开，
并且又还在一个相当温和的权威结论下收场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新变格局的同时
，也折射出重新组合过后的新旧词学队伍在审美观念与人文立场上碰撞的火光。新的历
史条件下，自有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关注方式——自然也耸起了新的历史权威和新的理
论魅力。李煜词的讨论于1955年8 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论
争环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争论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
史观的新台阶，处于同一个认识平面。南唐社会政治状况，李煜的封建帝王身份最受人
重视，前期作品的爱情态度有没有“人民性”？与人民感情“相通”否？后期作品反映
的是不是“爱国主义”？个人私生活的眷恋与故国山川臣民的怀念“交织”与否？结论
差距很大。——问题一凿实，有时文学的内蕴反倒蹈空。在谈到上面最后一个问题的争
论时，我不由想起苏轼的一段批评李煜《破阵子》词的话。苏轼就词的最后三句“最是
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发议论道：“奉国于人，故当恸哭于九
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东坡志林》）——听这段
话，不由替苏轼脸红。苏轼把后主词当历史读，发政治感慨。“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
民而后行”，是政治伦理，是历史道德；而“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是艺术，
是审美，是文学典型！是王国维说的“神秀”与“天真”！在这里，李煜艺术审美的把
握特别是美感的表现形式的认知显然要胜过苏轼一筹！苏轼与提这些个问题的人一样，
认识落在李煜是不是好皇帝，而我们问的是李煜为什么是优秀词人。
话归正题。毛星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的发表标志着前一阶段讨论的终结。他
认为我们不必纠缠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也不必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的
标签乱贴李煜的词。他表态道，李煜是一名“好声色”的皇帝，谈不上爱情的真挚与专
注，更谈不上“人民性”，后期的词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李煜词的阶
级内容是明白的，思想感情应该也是清楚的，要紧的是回答：“近千年来李煜的词为什
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好？”问题又回到了词人评价核心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
理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以后的讨论便围绕着这个问题作解答。权威的解答是何其芳
的“典型共鸣”说。何其芳对李煜词所以能引起历代读者的激赏与共鸣作了相当完整的
理论阐释：“典型共鸣”，不仅在它的典型性（尽管李煜生活面很狭窄），而且在它的
真实性（尽管多的是帝王的“愁”与“恨”），而它们是与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相联通的
。何其芳也明确反对用“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廉价的标签”去
贴李煜的词。李煜词的讨论在何其芳做了总结后争论各方基本上获得了共识，词学研究
处在健康地展开但曲折地行进的轨道里。
李煜词讨论刚到尾声，关于李清照的讨论便接踵而来。1957年开始评价李清照时，
肯定的声音很高，备加颂扬的文章不少。但到1958年，由于思想理论战线左转与高教改
革激进过火的大气候，李清照声誉一落千丈，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被公开
批判，如复旦大学批判刘大杰便很有代表性。李清照这个人及其词遭到彻底否定。六十
年代初，又由于特定的政经形势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弦”稍稍松弛、缓和
，李清照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一批词学大家如夏承焘、唐圭璋、王季思等都踊跃参
加，从1958年的全盘否定中争夺回了部分的肯定评价。但普遍对李清照的词中所体现的
典型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贵族上层妇女身份仍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有的甚至从她追
随宋室南渡的逃跑主义追诉到她的词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滑入颓废之路，从而论定
“她的词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整体看来，“怕”字当
头，批评的词色严峻，文心困惑，肯定的意见低气嗫嚅，欲说还休。但围绕着李清照《
词论》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相对来说还靠近学术层面。这次论争由于政治气候“乍
暖还寒”，匆匆收场，分歧没有得到调和，大家话没说完即自觉趋于冷寂，当然亦没有
总结性的意见。——真正的李清照的学术大讨论则是八十年代的盛事了，大放异彩，风
光四播。真所谓“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可惜到了那个时候，一片赞美唱颂，已经
很难听到一丝一毫真诚的批评之声了。
六十年代中由于整个文化学术领域的历史遭遇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形成的外
部气候，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沉寂，词学研究也暂告消歇，退出学术坛坫。词学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下的悄然撤退却很有典型意义：她是由一代词宗夏承焘的一篇带
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为标准的。这篇文章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写于
1965年12月15日，发表于1966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
题目是《“诗余”论》，夏先生释“诗余”有“三种含义”：一，是诗之“闰余”
，即所谓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诗的余力作词，所谓游戏文字；三，以“宫体诗”
为词，《花间集》所谓“以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即宋人所谓“艳科”。夏先
生的“宋词批判”，即是针对“诗余”这种消极颓废观念在宋词中的具体表现的。“举
例”主要举的是三个例：首先是苏轼。苏轼词的最大毛病还不在他的“大量玩弄女性的
‘艳科’作品”（因为那有许多客观原因），夏先生认为，“苏词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是
他的颓废出世的佛老思想，尤其是他表达这种思想的特殊手法。”具体最著名的词例即
是《念奴娇·大江东去》，“外表豪放而骨子里颓废”，结束的“人间如梦”暴露了他
的“虚无主义思想”。整首词的思想内容是消极颓废的，这类宣传“人间如梦”的词作
，苏轼还有不少，但以《大江东去》为最著名。他还指出：“苏词的这类作品的不良影
响由于它蒙上了一层豪放的外衣，而使读者失其警惕性，并且这种豪放气势也更能加强
它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这些在以前认为是苏词名作的，在今日更要彻底批判”。——这
是在批苏词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型态观念了，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需要和文化任务
。夏先生又说：“苏词的主要缺点还是它的内容，形式上似‘句读不葺之诗’，却不足
为病”。不但“不足为病”，而且正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为之，夏先生第二例批判的
便是批评苏词似“句读不葺之诗”的李清照的《词论》。李清照的《词论》核心意见是
词“别是一家”，词与诗在质性体制上必须严格区分，内容表现上也因而滑向侧艳，更
趋狭窄，从而削弱甚至消取了词反映时代现实和社会斗争的能力，因此是一种“保守落
后”的见解。这种见解对后代的影响“相当深远”，流弊很大，也是造成词消极颓废的
糟粕大量涌现的理论根源。夏先生认为，批判李清照的《词论》目的是教育当今的诗人
：一切文艺作品，都应积极反映现实，发挥战斗的社会作用。——这是他六七年前批判
《词论》意见的重复，今天显然批判的力度加重了。第三例批判对象是陆游。夏先生指
出，“陆游词有三类作品该批判”。一类是“艳情闲适之作，分量都相当多，这和他的
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立场有关”。第二类是“表示虚无思想的，共一二十首”。第三类是
“曾起一定好影响，而在现在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一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即是《卜算子·咏梅》。他说：“这是陆游一首政治抒情词，用梅花比自己孤高倔强的
品格和在政治上被排挤的遭遇，表现了旧知识分子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思想意识，在现
在就该批判了。”——着眼点也是落在“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上，当然更强调了
“在现在”必须批判的时代迫切性与普遍针对性。
在这篇文章里夏承焘就词学正面立论，提出了三条基本意见：一，“词起于民间，
是我国古代人民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二，“词成为‘诗余’之后，它的社
会作用便大大地降低了。”三，“词只有和诗合流才能走向发展的道路”。南宋的一部
分词能和诗合流，脱离了音乐，不把词当作“诗余”看待而严肃认真地创作，结果产生
了光辉灿烂的作品（如张元干、张孝祥到辛弃疾、陈亮一路），走上了发展的高峰。而
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一路，“因为阶级思想生活的限制，专在形式上用工夫，也就
重新把词带向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夏先生的这几条意见明显是胡
适论词的复述。胡适认为苏辛派的最大功绩便是打破词的疆界，与诗合流，他说“这是
词的一大解放”。今天的夏承焘则要求承继这种词的大解放的潮流，发挥它的生命力、
表现力与战斗力，大大加强其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面对这样一
幅历史景观，我们又如何“政治抒情”？我们不得不想起那首被夏先生点名批判的陆游
《卜算子·咏梅》，王国维贬陆游，称“剑南有气而乏韵”，而这首《卜算子》恰是他
难得的“气完而韵深”的好词。我们忍不住要暗诵：“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词句又何尝不是词学演进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东风临夜冷于秋”，恐怕在那个时候，在夏先生和其他
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心里，也只是心香一瓣如故，顾不得她的外部形态是“泥”是“尘”
了。

八十、九十年代：全面繁荣及繁荣下的思考
新时期的八十、九十年代是词学全面繁荣的时代。经过七十年代最后两年的思维苏
醒与心理调整，词学几乎是以最快的抢跑速度和最敏锐的解放意识迎接这个光辉璀灿的
新时期的。一千年的词学传统，一百年的兴衰曲折，潜在积储全部释放出来了。“梅花
繁枝千万片”，雪寒后一片蔚然红霞。词学论文铺天盖地涌出之际，一百年来的几乎所
有重要词学典籍全部整理重印，一千年来的几乎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全部整理出版。更令
人激动不已的是一部部有开创意义或界碑意义的研究著作雨后春笋般耸起。伴随着优质
成果的涌现，词学领域已经新人涌动，大家林立，一派生气勃勃，后继无穷的动人景象
。
无疑，新时期词学大繁荣的格局内也潜伏着新旧两种思维的消长，也时时显示有体
制内外两种观照视角与观念见解的冲突，但总的气象是吉祥喜人，一团和气。有时这种
气象甚至催人发困，令人担心会阻滞学术思想的勇猛精进。而多元并进的词学工程优秀
成果也确实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具体一一枚举细述。
大抵看来，八十、九十年代词学界的关注落在下列几项：一，为婉约派正名，为南
宋婉约派大家正名。二，“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受到体制内集体无意识的推重。三，
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形成。四，清词研究开始兴旺，成绩令人注目。五，三流
、四流词人进入研究领域。六，研究家普遍乐于承担普及赏析、辞书条目的撰写，此类
书籍畅销一时，多如牛毛。
简要地对前两点说几句话，与本文宗旨关联最多。
豪放与婉约两派之分严格说来是明人张綖正式提出的，但自两宋苏辛以来的创作
实践与词学评价早已有了这两个风格类型大致的区分。由于胡适、胡云翼两位在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文化内涵的立论褒贬，五十余年来豪放一派一直处于受尊仰的地位，而婉约
派尤其是南宋的几位婉约派大家长期受打压。新时期的词学界尤其是体制内派的主流首
先想到的课题就是要推倒重豪放、轻婉约的“历史冤案”。“老鱼吹浪”，“鸟雀呼晴
”，一时文章如潮。还专门列入大型讨论会中心议题，集体喊屈诉冤。“周情柳思”终
于压倒了“苏辛气调”，婉约派彻底平反。苏东坡的“豪放”大受质疑的同时，周清真
已升坛成了“通天教主”，南宋的白石、梦窗、碧山、玉田几似“四大天王”。不过科
学冷静的学术结账工作则是到九十年代初才出现，陶尔夫、刘敬圻合撰的《南宋词史》
的出版标志着词轻南宋的局面根本扭转，立足词本体美学的词史评价正式确立，功不可
没！
接下来的问题是：婉约派回到正宗地位，“艳科”一并它的“绮罗香泽”也得到了
新人文主义和新人性论的辩护。体制内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偏斜很快便催生了孤立主义的
偏执。与之相通的则是对词“别是一家”认识的重新皈依，自觉而且过分地强调词的严
格合乐性、特殊的声调韵律与独立的文体发展机制，重新弥漫起一股封闭型的孤立主义
空气。笔者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相对哲学的贫困
、历史的淡化，迅速富裕起来的词学形成一股回归体制的思潮（其精神内核颇有点像国
学向乾嘉的回归），价值取向上向三十年代的词学教授的体制内作业靠拢，进而自觉地
、顺理循章地并且自矜地向王鹏运、朱祖谋，甚至朱竹垞、万红友靠挂。词学
研究一旦退到了体制内，可以快慰一时，得一些当行本色的心理满足。李清照“别是一
家”以及“作小歌辞，人必绝倒”云云正是最经典的封闭心理和技艺主义的历史凭藉！
——词学真成了音乐史的一个附庸，或者纯粹的一门技术工艺，她的学术生命史便会中
断。我们应该明白，词的文体的独立性固然一定时期内依存于与音乐的特定关系，但词
的艺术价值，词的文学审美意义则是与曲调妍媸、与音乐性纯驳关系不大的！词学的理
论前进与研究开拓在今天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体制内思维的硬壳才能有所成功！这里笔
者忍不住又想枝蔓开一句：倘《词论》真是出于李清照的声口，则笔者对她的“讥弹时
贤”的批评勇气极表钦佩。这种批评勇气正是今天的词学界最严重匮乏的。“别是一家
”不如“自成一家”，批评是允许主观的，主观的直面的批评更需要勇气。
一百年来词的体制内功课大抵已经做完，870余调1670 余体的词本体的探索几乎都
摸到了底。《中国词学大辞典》的出版或许可说是词学的全部作业可以交卷。那么词学
到了这个世纪之交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等《全明词》、《全清词》编出并出版及四流、
五流词人全部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同仁还有什么可选择的课题方向？词学
的当代学术建设的路在哪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词学研究者呼吁加强词学理论的开拓，
加强现代观念、宏观意识与新方法的尝试。但词学理论建设与开拓的路又在哪里？现代
观念、宏观意识和新方法新手段又如何与理论建设与开拓有机结合，相互致用，这恐怕
正是摆在全部词学研究者面前的最迫切也最诱人的当行思考吧！
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词本质上作为五七言律绝同类的中国古代格律诗之一种，她的本体范畴无疑落在诗
歌之内（毛泽东同志大抵是将五七言律绝与词看作一体的，他的诗词几乎全是此两类）
，词论在理论整体的框架里亦是诗论的一个分支，属于宏观的格律诗的理论范畴。李清
照“别是一家”之论无非是着眼于音乐合配上的一种技艺，是一种工具主义或技艺主义
的矜夸。王国维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只是词与诗的功能表现上的区别，词能细
腻言情，委婉曲折，一唱三叹；诗则发唱心志，意境广阔，气调宏远。但这种原生时的
分工，苏轼出来后就打破了，词也“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
发议论”。词原生初的“艳科”质性也在苏辛等人的解放大潮里被冲破，悲壮、苍凉、
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恩爱、游戏、诙谐等等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不仅能“
尽言诗之所能言”，而且“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胡适所谓“诗人的词”的阶段已
经开始了“诗词合流”的时代（南宋辛弃疾、陈亮走得更远，“白雨斋”说龙川词全脱
音乐，“合者寥寥”）。所以词的理论建设与开拓宏观地说还应与格律诗诗学的美学特
征与历史进程合并来讨论，它的文化功能与诗论勾联在一起，并弥漫到文论（如辛弃疾
“以文为词”），便是诗文理论的一个侧面或亚层次。
另一方面，词与曲又是质性相同的前后演变的文体，胡适曾说：“在文学演变史上
，词即是前一个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赵万里〈校
辑宋金元人词〉序》）。——事实上有宋一代词、曲在称呼上往往是不分的，胡寅《酒
边集序》开头即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赵师＠①《吕圣求词序》开头即说
：“世谓少游诗似曲，子瞻曲似诗”——这里的“曲”即是“词”，这段话到了《后山
诗话》里就变成“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了。赵德麟《侯鲭录》也有一则云：
“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有数百首”。当然真正文体意义上的曲，也即是文学流变
史上词演化而成的曲，则又是词的一种异变发展后的体裁（乐工歌伶又起了关键作用）
。词与曲，与小令、套数，进而与杂剧勾连起来，又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重要源头。——
词，上与诗与文，下与曲与剧文体发展纵向上的绵延贯串，承续沿革，或者换个思考平
面，词论与横向上的诗论、曲论、剧论诸学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衔接、渗融的？他们
间的比较研究、合并研究也正是一份宏观的本体流变史和融合史的极大课题。诗，近体
律绝，几时又是如何演化出词的？《生查子》、《玉楼春》与五七言律绝从哪里开始不
同？异变的表征是什么？轨迹历程又如何？《清平调》呢？《瑞鹧鸪》、《小秦王》呢
？王国维曾发现“《乐府诗集》者多近体诗，而同体之见于《花间》、《尊前》则多为
长短句。”他的推测意见是：“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跋〈云谣集杂
曲子〉》）。这个答案显然太简单了。同样，词与曲的异变机制又在哪里？《黄莺儿》
、《满庭芳》、《朝天子》、《点绛唇》、《醉太平》等一堆词曲同名的字眼、声调、
韵辙上的区别又在哪里？怎么产生？怎么定型的？李渔曾说：“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
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窥词管见二十二则》）
。这种创作论或者亦可说是风格论上的认识，它的本体论的依据或实质又是什么？——
这些微观的体制内研究往往透出宏观的体制外演变的真正信息与关节，而这些，这些中
的大部分工作，我们的前辈都没有认真做出漂亮的成绩。明人俞彦《爱园词话》有一段
相当著名的话：“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
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这里的“亡”与“作”究竟是
怎样一种递嬗或承传的关系？“所以歌咏诗”与“所以歌咏词”者指的是什么？汪森《
词综序》、宋翔凤《乐府余论》、陈仁锡《草堂诗余四集序》等等材料经施蛰存先生《
说诗余》的整理阐发，或许正可揣摸到“诗”到“诗余”到“词”的演化关键的一些启
示。
词与诗、词与曲的沿化关系实际上也凸现了词的起源与变异这个词学的根本性问题
的重大内涵。近代以来，王国维深信崔令钦《教坊记》所附“三百二十四调”的曲名表
，倾向于相信盛唐已有词调的产生，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胡适考证指出：崔氏曲名表
中如《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等，实出于唐武、宣两朝，《教坊记》不可
深信）。胡适《词的起源》则考定“依曲拍为句”，即依曲调填新词应是中唐刘禹锡、
白居易等人受民间曲子词的启发开始创体尝试并正式引入文苑的，第一批作品即所谓“
中唐六调”。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五）曾提到“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
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
，亦有在涯之前者。”——此说乃朱熹“泛声说”的先声，但扯出了一个贞元进士王涯
来。朱熹的“泛声说”与胡适的“依曲拍填词”本质仍是可以联通的，沈括说“贞元、
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正印证了胡适的中唐说。大约在沈括时代王
涯已是流行说法的填词首创者。显然这是严格地就文学的词或曲子下的结论，非文学的
词或曲子的形式运用，则应更早一些。但传统上不少人——包括词人——却都认为词起
于晚唐，如陆游在《花间集跋》说：“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他为自己的“长短
句”作的序中也说“依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当代学者借着隋唐燕乐研究的深入在
词的起源看法上渐渐时间上往前推。区分唐声诗与依声填词间的形式界限其文学性与音
乐性的诠释又如何？“唐词”的提法为什么许多人坚决反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应
该勇于表态。
这里又连带引出一个词自身的发育成熟、体态气性变化的规律性的探讨。杨海明《
唐宋词纵横谈》有一节谈晚唐五代词的“早熟”特性，提出了词史研究词发展演变中的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词从民间兴起，只经过中唐文人短暂的尝试阶段，却一下子跳
跃到了晚唐五代词的成熟阶段”。杨海明认为这个“跳跃”是一个“超前成熟”，不仅
体现在体式、意境等外在表现上（体式的粗糙到精致，意境的浅露到圆熟），而且体现
在内在的心理面目与体气质性上（“艳科”的“愁”、“怨”，心态的成人化）。即是
说从中唐起源起到南唐李煜止，词的形式、内容、风格、意境、趣味、声调、格律，已
经全面成熟并迅趋定型，不仅定型而且呈超稳定状态，为身后的三百年宋词，甚至近一
千年的词创作奠立了标准范式，并且奇迹般地形态结构保持一千年不变！她的“遗传基
因”完全渗透到后来的词的细胞中，融化在后来词的血液中，即便如苏辛那样的“革命
”、“豪放”大家亦不时暴露出一条艳科本色的尾巴。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质性“早熟”
以及“早熟”后的稳定不移，她的产生机制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还有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认真探索五代两宋词人的真正生存状态与人文情志。时代文
明土壤、社会文化因子、朝廷意识形态措施、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作用何在？如何作用
？词人与诗人到底是在哪种内驱力、外诱因下分道扬镳，各自选择自己的文艺类型与审
美形式？（再深入一层，例如，如何理解江西诗派大诗人陈师道对秦七、黄九词的认识
心理和攀比情绪？）他们的进退出处的哲学层面上的言论与实际发生时表现出的思想境
界，人格气质，政治品性是否一致？又如何诠释？总之，努力从他们的诗里、词里读出
貌似分裂，实质往往统一的文化心理与灵魂渴求。既还原历史重塑文艺氛围，又穿透历
史从他们——比如填词——择词调，拈韵辙，拼拆粘对的原生状态中寻出他们如何感觉
，如何思维，如何排遣真假深浅不同的怨与愁，如何抒情，如何述志，如何发牢骚，如
何评估词人词作，如何审美……挖掘他们的灵魂内在自由与意绪自行平衡的理性机制，
并且真正研究一点、学习一点对自己有用的遣情方式与审美操作。最近杨海明在一次学
术会议上说，古代文学储存着关于人生问题的丰富思想蕴含，这是它的活力与生命力之
所在。唐宋词相当集中地展示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百味，至今犹对国人的心理机制
和思想性格具有参与建构作用。词学应该立足“活”的人生，也面向“活”的人生，使
其关于人生问题的思想蕴含重新激活，以裨益于我们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我想我们
平时说的文化遗产、精神文明的继承发扬更多的似还应凿实在这一领域。总概而言，宏
观的、多元化的、“活的人生”的研究恐怕是今后词学研究者更应化大力做的功课。
纵观一百年来的词学现代化进展，体制外的王国维、胡适更多着眼词学的体性变革
与历史演化。他们把词学当成一门现代科学学术，看作一个有对应距离的研究对象。王
国维偏重在艺术上、心理上从传统中解放出词学；胡适偏重在历史上、思想上为词学的
学术前进拨正思考方向。他们与王鹏运、朱祖谋以来体制内词学派的根本区别是自己没
有对象化，没有终其身与词共舞，没有相信“别是一家”真的是一个封闭孤立的自足体
系，可以沉浸在里面自我完成，自我传承。——他们的体制内词学学问肯定是不完整的
，但他们对词学的态度与词学思考却是十分认真的，有些意见貌似偏激，但存心是忠恳
的，特别是对他们那个时代“入之”而不能并不肯“出之”的孤立主义、技艺主义的倾
向似不无惊醒作用。“嘶马谁行古道”？——笔者大旨存焉，不能不结束此文时再有所
强调。
词学一百年来的总结文字，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有关章节已有相当清晰的梳理和
相对客观的评述。最近又有杨海明《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的发表。
关于词学的总体构想和前景展望，吴熊和曾提出过八个方面的重大设想（见《唐宋词通
论·词学》）。笔者含咀既多，仰望亦重。这篇文字只是从体制外提出一点个人的观察
与思考，相当粗率。断制失当，轻重失序，在所难免，所谓门外胡说，错讹正多，伏请
饱学巨眼，指正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