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小說”是雙面鏡還是哈哈鏡

2009年04月22日09:04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近幾年，以媒體或者媒體人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創作十分活躍。就筆者有限的閱讀，就有《我是記者》、《實習記者》、《新聞記者》、《記者》、《記者站長》、《首席記者》、《我是娛樂記者》、《流氓記者》、《報戰》等等。這些以“記者”為關鍵詞進行命名的小說，也被人習慣性地稱為“記者小說”。而且，“記者小說”的另一意思，亦指由記者創作的小說。從上述列舉的作品來看，其中多數作品的作者至少是有過媒體經歷的人。

　　為什麼“記者小說”突然間在這幾年扎堆“趕集”？這些“記者小說”的勃興的背後，究竟隱含着怎樣的問題？這些問題並非是一個文學現象。對媒體而言，“記者小說”究竟是雙面鏡還是哈哈鏡，值得仔細思考，別有深意。

　　揭幕小說的延伸

　　在當代中國，純文學和通俗文學出現了劇烈的分野。以市場發行率為目標、以文化消費為主要表現形式的通俗文學十分活躍，其中揭幕小說更為高產。

　　反腐題材是近些年特別火爆的題材，著名的就有《國畫》、《羊的門》等，在圈內獲得廣泛好評，並賺取圈外的諸多喝彩。後來，這一類題材被市場力量強力推動，在通俗文學中形成一個巨大的“揭幕”衝擊波，尤以官場小說為甚。從其主題和故事結構上分析，可以發現，權力、金錢、女人往往構成這類小說的三原色。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作品中所調配出來的故事情境可能是不同的，但其故事的基礎結構多有近似之處。這類小說的藝術技巧相對粗糙，上乘之作寥寥無幾。

　　“記者小說”的作者所走的也是“題材決定論”路線，彰顯題材的新銳、刺激。讀者閱讀這些作品，往往並不是衝着藝術旨趣而去的，而是衝着題材和故事而去的，往往帶着窺隱似的好奇，從文字編織的故事中，獲得對權力內幕的替代性認知。因為，在新聞中不能獲得的信息，可以在小說中獲得替代性的滿足。在很多讀者眼裡，這些“記者小說”名義上是虛構，但其逼近現實，觸及權力真相的寫實風格，迎合了讀者對於媒體無知的信息期待，這些作品很容易被讀者當作認識當下官場內部的教科書。

　　“記者小說”是揭幕小說在一個往常很少涉足的領域的延伸。從寫作的基本套路來看，與官場小說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彼此的區別主要在題材層面，前者揭示的是媒體內幕，後者披露的是官場黑幕。媒體是揭幕作者新開掘的又一礦脈。不過，將媒體作為揭幕目標是有一定風險的。因為，媒體作為意識形態的陣地，歷來是作家和文學作者不敢輕易踐越的“雷池”。如今，這一領域成為揭幕小說的熱土，與文學本身的邊緣化不無關係。但作者在這個領域開採腐敗題材資源，也不敢肆無忌憚。作者不斷放出“本故事純屬虛構”的煙幕彈進行自我保護，可這種半遮半掩的寫作策略並不能打消讀者從虛擬故事中索隱現實的好奇心。

　　這種寧可信其有、也不信其無的固執偏見，是帶有中國特色的。造成讀者在虛擬故事中索隱“新聞”的原因可能是：在現實生活中，針對媒體領域真相的信息供給存在嚴重不足。媒體是專司信息生產和傳播的職業，人們對於周遭世界的感知，主要源自於媒體，媒體是人們延伸的觸角，是被延伸了的“耳目”與“喉舌”。但問題是媒體所生產和傳播信息，存在着嚴重的不對稱，表現在非核心信息的嚴重過剩，而核心信息則相對稀缺。比如，媒體對公權力腐敗的報道就非常吝嗇。高層雖然高度重視輿論監督，但輿論監督的威力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卻被大打折扣，致使媒體對於權力腐敗的披露甚為謹慎。這就造成了讀者所期待的核心信息的短缺。在媒體上得不到的信息，讀者就在虛擬或半真半假的文學作品中尋找某些認知現實的信息，從而獲得替代性的滿足。近年，反腐小說的大興，於這不無關聯。

　　媒體把眼睛盯着自家院外的世界，對自己領域的披露往往很忌諱。媒體這個信息工廠，源源不斷地向社會輸出信息，但對自身的報道卻少之又少。特別是對媒體問題的披露更是稀少。於是，媒體就成了人們眼裡“熟悉的陌生者”。但在如今媒體遍地開花的媒介化社會中，人們對媒體的好奇有增無減。他們想知道這個圈子的真相，希望了解其中的規則和潛規則。

　　近年來，關於媒體黑金或記者腐敗的問題，時有耳聞。這說明媒體這一增進社會能見度的職業，自身也存在問題。媒體只把目光盯住身外的世界，而自己圈子卻成為信息稀薄的地帶，出現“燈下黑”現象。讀者從媒體上獲得媒體自身問題的信息非常少，根本滿足不了人們對媒體內幕認知的饑渴。哪裡有需求的敲門聲，哪裡就有市場的服務生。“記者小說”正是應對人們這種需求流行起來的。

　　同時面對社會病與媒體病

　　瀏覽業經問世的“記者小說”，包括正式出版的小說和網絡小說，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揭露社會之病與媒體之病。

　　媒體與社會在轉型中國中是唇齒相依的，記者在媒體與社會兩大系統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作為媒體人，記者對於處身其間的社會變化是敏感的，同時，出於職業使命和責任，有義務及時、如實地記錄，傳播社會的深刻變化。特別是當社會系統出了某些問題的時候，則是考驗媒體良知和能力的關口。當代中國，繁榮與失序並存，機遇與挑戰同行。但在現實社會中，記者表達的空間相對有限。在這種尷尬的情境下，有的記者則採取了“曲線迂迴”的策略，從小說之路突圍，尋找入世的路徑，獲得干預生活的空間。“記者小說”的這種干預衝動隨處可見。

　　正如長篇小說《記者》作者在其後記中所表達的：“作為一個長期處在新聞故事和行業的邊緣人，我透過新聞媒體張揚起的絢麗彩虹，輿論監督掀起的驚濤駭浪，無數次地看到裡面的‘黑咕隆咚’。但越是在找不到北的“黑”中，我越能找到在沉甸甸的責任里湧出的創作衝動。”對現實社會以及自己職業的深切關懷，激發起作者創作的強烈衝動。《記者》生動記錄了社會的蛻變和媒體的蛻變，一個個時而卑微時而跋扈的媒體人，是在“斷裂”（社會學家孫立平語）的社會中一個特殊而又曖昧的角色。

　　記者在社會系統中，是一個不上不下的尷尬角色。社會系統中的權力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對他們來說都有分，但他們又不是對這些資源擁有控制權的人。在由權力、金錢和文化編織的社會網絡中，記者深度介入其中，但又跟它們不即不離。而權力對社會乃至媒體的控制，記者是深解其中奧秘的。比如，《記者》對官場潛規則的披露十分到位：“儘管誰都知道官場‘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瑪峰，那是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進了官場的人還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個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樣也會有成就感的。”這些話是作者藉助小說中的一個媒體人餘震之口說出來的。

　　長篇小說《記者》對媒體病症的描寫也很精彩，暴露了形形色色的媒體“家醜”。這些媒體問題一方面來自權力的非正常作為。“報社雖算不上是正規的官場，但報社的潛規則和大小官場是相通的。”媒體處身於官場與社會之間，但與權力的距離最近。如果權力使用不當，對媒體的傷害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媒體之病來自於媒體自身的墮落。在滾滾紅塵中，媒體也容易被欲望為所捕獲，自毀長城。“新聞圈是個大誘惑，裡面有糖果和鮮花，也有毒藥和污水。走對了，在這裡實現真實、真情、愛憎分明、體現良心的人生價值；走錯的話，在面對金錢、美色和種種想不到的誘惑下蛻變為敗類。而文化人一旦墮落成敗類，那比洪水猛獸的危害都不知道要大多少……”

　　“記者小說”對媒體圈子裡的腐敗和墮落的披露，也是觸目驚心的。浪猴的日記體小說《女記者日記》對媒體腐敗的有這樣的概括：一等人看稿子得外塊；二等人編稿子得吃請；三等人寫稿子得工資；四等人拉稿子得提成。這反映了在利益和誘惑面前，媒體自身的無奈和脆弱。小說中所描寫的媒體人物，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在“記者小說”中，媒體人即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擁有七情六慾的生命主體和利益主體。正如《記者》中的人物所說：“記者是無冕之王，這是人們把記者的作用誇大了，神話了。在大家的印象中，記者是正義和公正的化身，甚至可以做到呼風喚雨，無所不能。而事實上呢，這只是我們善良的讀者看到的表象的一面，記者的作用有時候也是微乎其微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大家不要把記者神秘化，如果神話了，不能會使無冕之王失去了方向，會給形形色色的真假記者以可趁之機。”作者正是把記者放在滾滾紅塵中考驗，便於真正還原媒體人的“人性”本色。

　　長篇小說《記者站長》就是這麼來寫普通的媒體人的。小說中描述了高揚這個鮮活豐滿的記者形象。他靠個人奮鬥考上大學，又靠自己的努力和聰明當上記者站站長。因寫長篇通訊《百姓心中的榜樣》在省報上發表，把韓家縣縣長韓順塑造成“當代焦裕祿”，獲得韓順的貼體關照。彼此之間互相利用，配合得十分默契。因為高揚的出色宣傳，使得韓順官運亨通，迅速成為東江省政壇一顆耀眼的明星。沒出三年就升到地級市常務副市長，之後又調任河東市委書記，緊接着又升為省委常委。韓順為了報答，送給高揚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還是在省城高檔社區。面對誘惑，高揚先是驚詫、猶豫，但還是接受了韓的饋贈。小說在寫官媒勾結時，並沒有採取居高臨下的審判姿態，而是不動聲色地敘述彼此默契的交易。這種本色、平靜的敘述，具有一種震撼性的力量。

　　游弋於紀實與虛構之間

　　媒體是一個特殊的行業，是最為敏銳、活躍，極具社會滲透性的行業。這一特殊的行業是社會變化的晴雨表與風向標，它能夠敏銳地感應外部世界的瞬息變化，及時反映世風民意的微妙起伏。作為社會的信息交感系統，媒體專司信息生產與傳播職能。它源源不斷地從社會中獲取信息，再源源不斷地把這些信息輸送到社會中去。當代中國遭遇亙古未有之變局，媒體生逢其時，見證了當代中國的深刻變革，同時也在這深刻的變革中進行自身的修煉。30年的中國改革，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但同時也伴生了諸多問題。媒體作為堅守在中國社會第一線的眺望者，對當代中國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非常敏感。相對於其它職業，媒體最有機會對這些社會問題及時、全面地反映。

　　但由於種種原因，媒體對社會問題真相的揭示是謹慎的，其觸及真相的表達是帶有策略性的。媒體擁有輿論監督的權利和權力，在當代中國，輿論監督擁有客觀的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中國高層十分重視輿論監督，但當遭遇現實社會中的利益結構和歷史積弊的時候，其效力就遭到大幅下挫。當一個個具體的媒體被嵌在具體的利益和權力縫隙之中，其施展拳腳的空間是十分有限的。

　　鑑於此，真實信息的短缺造成了虛擬信息以仿真的形式大量繁榮，而市場化社會又成為推動這種替代性信息供給的巨大推手。

　　“記者小說”正是一種以仿真修辭轉手兜售社會真實信息的載體。“記者小說”的作者多有過媒體從業經驗，他們把自己在真實世界裡無法表達或不便表達的東西，藉助虛擬的方式，獲得安全表達的機會。戴上“小說”這個安全帽之後，作者們在虛構的世界裡，可以對社會問題進行“超現實”的披露，在虛擬的空間中放縱自己的寫實槍法，甚至可以把自己真實的職業經驗“帶土移栽”到作品中去，造成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效果。對於讀者來說，信不信由你。你信他說的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你信他說的是假的，那就是假的。把真假的裁量權交給讀者，把想象的權利留給受眾。

　　這種躲進小說中實話虛說的媒體人把戲，在“記者小說”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在純文學作者那裡被信奉為金科玉律的文學規則，在他們那裡可以獲得豁免，至少可得到包容。那些文學戒尺如果打到他們的頭上，他們可以為自己鳴冤叫屈。他們可以拿出“紀實文學”的藉口逃出純文學規則的約束。“記者小說”這一特殊的文本形態，游弋於紀實與虛構之間，在中間的灰色地帶獲得巨大生存空間。在專業人士（文學圈、新聞圈中的專業人員）那裡，他們可能會遭到譴責，這些作品可能被認為既不是嚴格的藝術創作，也不是嚴肅的新聞寫作；而他們的這些亦真亦假的作品卻在讀者那裡得到大面積的青睞。而讀者的興趣，可能是“記者小說”的作者們最在乎的。

　　總之，“記者小說”的勃興，反映了當代中國媒體表達的一種扭曲狀態。記者的本職是從事新聞生產與傳播。這種鴕鳥式的表達方式，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論是社會病，還是媒體病，都可以通過理性的方式加以來解決，需要制度硬件來糾偏。我們可以樂觀地相信，中國人包括媒體人會有足夠的智慧來建設性地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如果一些記者想從事真正的文學創作，則另當別論了。不過，那他就應該按照文學專業標準來修煉自身的藝術才藝了。而在這方面，目前的“記者小說”至多只有及格水準。

　　（作者：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新聞傳播學博士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