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中下旬，应西欧学术和工业界的同行们的邀请，前往西欧的德国、瑞士、荷兰、丹麦四国，为期两周。工作之余，记下沿途所见和随想……

巴伐利亚的爱尔朗根(Erlangen)

从北美东海岸的JFK机场起飞，只花9个小时就到达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出了机场大楼可以直接走入火车站，乘上去纽伦堡的城际特别快车(ICE, Inter City Express)。爱尔朗根是在法兰克福和纽伦堡之间的只有一百万左右人口的小城，因此，城际特别快车两个多小时到达纽伦堡之后，必须换乘短途列车才能前往爱尔朗根。虽然，从纽伦堡到爱尔朗根只需要15分钟，但是，爱尔朗根的居民仍然会对你说，纽伦堡和爱尔朗根的确是两个城市。在欧洲的土地上旅行，时间按几分钟来数算，距离则用几公里或几十公里来丈量。

爱尔朗根是世界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的总部。西门子公司在通讯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发明常常拿到与它比邻而居的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去测试，这使得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与工业界关系紧密，很多专业在德国有良好的声誉。西门子公司和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是爱尔朗根城市人口的主要成分。
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有个声誉卓著的计算化学中心，我的朋友加斯特格教授是中心的三位创始人之一。加斯特格教授还创办了一家化学信息学高技术公司，聘请一位名叫让－皮埃尔的法国人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加斯特格的学术交往已经有多年了，此次应加斯特格的邀请访问爱尔朗根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关于药物设计方面的问题。这种私人学术访问在我们之间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爱尔朗根位于南德意志的巴伐利亚，那位在二百多年前发现欧姆定律的欧姆(G．S．Ohm，1789－1854)就出生在这座小城，并在爱尔朗根大学求学。另一件与爱尔朗根有关的科学轶事则是所谓的埃尔朗根纲要。1872年数学家克莱因在德国埃尔朗根大学作就职演讲时阐述了埃尔朗根纲要，他把各种几何与代数的变换群相联系，用变换群对已有的几何学进行了分类。爱尔朗根纲要随后成为几何学的指导原理，导致了射影微分几何、仿射微分几何、共形微分几何的建立。随后，由于黎曼几何的发展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建立，微分几何在黎曼几何学和广义相对论中的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数学中成为独具特色应用广泛的学科。

巴伐利亚地处德国东南部，首府是慕尼黑。境内主要居民有巴伐利亚人、斯瓦本人、法兰克尼亚人等。如同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巴伐利亚在十九世纪中叶曾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兼任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巴伐利亚向普鲁士国王俯首称臣。德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按照1871 年的帝国宪法，巴伐利亚高度自治，这个高度自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加斯特格作为巴伐利亚人，常和我谈起巴伐利亚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他不无遗憾地说，巴伐利亚语现在也只是偶尔在家里与老兄弟们交谈时使用。加斯特格用略带自豪的语气介绍说，因为巴伐利亚高度自治，历史上纽伦堡和爱尔朗根这样的城市虽然也是教堂林立，但不受神甫管制，这在德国一度盛行的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漫长的历史带来了许多有趣的传说，虽然我们的日程紧张，研究生们常常忍不住要向我说上一些。例如，纽伦堡有个名胜是个城堡式的监狱，据说曾经关押着一位英武的巴伐利亚王子，监狱建在山谷中，足有好几百米深。有一天，王子的骏马跃入监狱，纵身一跳就将王子救了出来，不信？那炮台上至今还刻着马蹄印呢！还有一个传说是关于纽伦堡香肠(音译：纽伦堡嫂西激)。这种香肠只有小指头那么大，在世界各地的西餐馆常常看到。当纽伦堡还是一座小城堡时，城门在太阳下山时上锁。那些不小心被关在城外的人们，例如热恋中的情侣，只好把香肠从城门的锁孔中投给看门人请求开门。为了达到开门的目的，香肠必须做得细小而美味可口，久而久之，纽伦堡香肠变得闻名遐迩了。听了这个传说，我不禁在工作午餐时要了一盘纽伦堡香肠配巴伐利亚酸菜，当然，德国厨子会不动声色地自动为你斟上半升啤酒。香肠果然可口，可是那酸菜几乎酸掉我的满口牙齿。
加斯特格教授的家在慕尼黑，妻子是儿科医生，育一子二女。小女儿热爱中国文化，选修了中文课程，希望大学毕业后去中国看看。十几年前，加斯特格在慕尼黑大学做研究，导师是大名鼎鼎的乌给教授。这个乌给教授在国际有机化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发明的乌给反应(就是多成分缩合成环反应)在当代组合化学广为引用。为了在学术上独立地创出自己的天下，加斯特格辞别了乌给，来爱尔朗根与其它三位教授共同创立了爱尔朗根－纽伦堡大学计算化学中心。为此，乌给教授大为光火，还写了一封言辞偏激的反对他的信。加斯特格每言及此，就诉说走出“巨人影子”的艰辛。今天，乌给已经处在年老病危状态，创立计算化学中心的三位教授已有一位退休，加斯特格也必须于两年后因为年届65岁而引退。聊起这段往事，看到他现在人丁兴旺的研究组将会鸟飞人散，我们不禁唏嘘感叹。
爱尔朗根的中国人不算多，但是加斯特格的研究组有三位亚裔学者，一位是来自南朝鲜某大学的生物信息学中心主任，另外两位是来自中国的博士后学者。平时，德国人占多数的研究组用德语交谈，这给以英语为主要外语的亚裔学者带来了困扰，我的到来使我们彼此都有“天涯遇故知”的感觉。在我即将赴瑞士巴塞尔的那天凌晨，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相约到火车站送行。红色的列车缓缓启动了，他们在熹微的晨光中向我挥手，想起他们昨晚所谈的留学际遇，我的眼睛有些潮湿。我用心默祷着：愿您未来顺利，我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