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立注：

前几天龙乡发了一篇《同丰烧饼店》，里面提到兰陵别墅的小邻居牟小哥。牟小哥的父亲是博物馆的。云云。

今天雁总：牟老先生仙逝了。并转发了一篇杭州日报以前报道牟老先生的文章。

杭州日报：牟永抗的考古人生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王毅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诸多重要观点，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名家名片

    牟永抗，浙江黄岩人，1933年生于北平。浙江省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著名考古专家。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于浙江省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中国史前玉器及其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放在他面前的水，凉了，换热的，再凉，再换热的，他没顾得上喝一口。说到兴奋处，会激动地拍自己的腿，眼睛闪烁出童真的光芒。

    他已经80岁了。每次长达几小时长聊，问，要不要休息下。他摆手：“不用不用！我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就像当年在北大给学生讲课一样。”然后，他嘿嘿一笑，说，我是A型血，讲到兴奋时，刹不住车。

    他叫牟永抗，有着60年的考古故事。我不得不分四次，共计18小时，跨越了新旧之年的交替，才听完了它们，宛若翻阅了一部浙江考古发展史。

    老人的生活单调，但似乎有一个爱好，看电视。每次采访，他家电视机总停在凤凰卫视或央视纪录片频道。问他缘由，他呵呵地笑：因为“及时”和“真实”啊。

    这抑或也是他一辈子对考古的认知吧。

    他也有严肃和沉默的时候。一回，我按捺不住好奇问，闲暇有没收集些古玩？老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将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标本，用人民币来等值，这是考古界最大的腐败。

    他住在金华路，附近有家在杭州小资圈颇有热度的餐馆。某天中午，他拉上老伴，请我去这家餐馆吃饭。

    显然，餐馆的服务员颇熟悉这对老夫妇，跟他们打招呼，甚至知道他们经常要一份红烧肉，再加一个蔬菜，就是一顿午餐，没吃完的肯定还会打包。

    但我想，年轻的服务员不一定知道，这位真实朴素的老人，是浙江考古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几乎参与了浙江境内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提出的诸多重要观点，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部分重要论文，前些年被整理成册，叫《牟永抗考古论文集》，足足有三百万字，700多页。

    “考古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证据不能改。”

    考古人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5月，解放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次输入新鲜血液。牟永抗那年20岁，和周中夏、朱伯谦、王士伦三名年轻人，从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调来。 

   “当时我们是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不知道文管会是个什么部门，以为是个搞古董的养老单位。”没料想，后来就是这几个年轻人，一手开创了浙江的考古事业。

    半个月后，牟永抗被派去参加老和山遗址考古发掘（即现在浙大玉泉校区学生宿舍U字楼），这是解放以后，浙江省的第一次考古野外作业，由华东文物工作队主持发掘。

    宿舍的基础建设由当时的“劳改队”承包。劳改犯们拖着铁链在地里挖啊挖，然后“报告队长，这是不是文物？”

    那是夏天，牟永抗穿着短裤，打着赤膊，跟在王文林老师后面，王文林确认后，他就给文物拍个照，作为记录。

    他以为那就是“考古”。  

   第二年，他去北京大学参加考古训练班。郭沫若亲自教授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教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

    第一堂课是裴文中先生的课。课讲完了，认为有过“考古实践”而自我感觉良好的牟永抗举手提问：“裴先生，你讲近年中国考古学，为什么没有讲老和山发掘？”

    裴先生看着他，面无表情，一字一句：“这不是考古，这是捡东西！”

    他被震到了。

    牟永抗的考古生涯，从这里才算正式开始。

    当年傅斯年先生做过一副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牟永抗认为，傅先生把考古学概括得很全面、很生动。“所以我们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至1955年，牟永抗跑遍了杭州周边地区，最南温州，最北嘉兴，可以找到史前文明的线索，都去看过了。1958年，他在龙泉县的东区，发现了72个窑址，各个窑址的标本不能放一起，只能分别放在布袋里，背在身上。在汽车站等汽车，两位大嫂看着他笑：“同志，你看看你身上有几个袋子”？她们帮他数了数，一共17个。

    “考古本来就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如果资料是不正确的，证据都是假的，怎么还原历史？”

   “但是在解读证据时，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被认识的，有时候，我们的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我们的证据不能改。”

    他举了个例子。“有人认为，几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左撇子，那是因为出土到的镰刀刀刃口和现代是相反的，似乎这就是证据。但如果古代良渚人和现代海南岛黎族妇女一样，并不连稻秆一起收割，只割稻穗，那就不一定用左手了。” 

   “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这种经历让我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有一年发掘，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牟永抗刚入文管会时，郑振铎任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要求各地文管会配合经济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浙江的工农业发展，给了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很大的舞台，亦成就了浙江考古事业最初的“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参与并见证了浙江省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湖州钱山漾、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遗址等。1971年，中断了十年的浙江考古事业逐渐恢复，当时只剩下朱伯谦和梅富根两位考古人员，牟永抗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下放劳动，算作编外人员，但仍全身心投入到全省文物人员的培训中，并参与、主持了大名鼎鼎的河姆渡、良渚遗址的发掘。

    浙江的史前文明进程，也由此得以往前一提再提，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

    早些年，考古条件艰苦，地点多在偏远野外，无代步工具，仅靠两条腿。有一年发掘苏家村，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我们对工作一腔热情。辛苦算什么，挖到真东西，那才叫真高兴哩。”

    1957年底，湖州邱城遗址发掘。收获的陶片，足足装了四百多麻袋，雇了一只20吨的木船运回杭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发掘的三个多月里，牟永抗没有刮过一次胡子，也没有理过一次头发， 24岁的他，被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1971年11月，牟永抗参加河姆渡第一次发掘。“去现场没有车子，我们就向邻近文化馆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像消防队员一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这种经历，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凭着这股紧迫感和责任感，河姆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比邱城年代还早的文化层，提出了河姆渡“一至四期”的概念。在第四层发现了7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成堆成堆的，黄绿黄绿的，还发现了很多木质工具，排列有序的木桩，最长的一排23米。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专程赶到现场，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1986年，良渚反山墓的发掘则考验了坐镇主持的牟永抗的耐心。

    当时，良渚文化是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的共同课题，邻省市的同行已经分别发掘到以殉玉为主体的良渚大墓。但作为良渚文化故乡，浙江还没有挖到一个良渚大墓。

    那一年的野外经费是11000元，已经用掉3000多元。不少人建议先挖几条探沟试试。

    牟永抗很坚决。小打小闹十多年，这次要挖就大面积挖。但两个多月的发掘成果差强人意，只出土11座汉墓。良渚大墓的影子，一丝一毫都没见着。

    一般说来，墓葬向下挖到二三十厘米就可以见分晓，但挖了近一米，还无动静。压力相当大。可是，挖出来的都是熟土，说明汉墓之下可能还有墓葬。于是他顶着压力说，继续挖。

    连挖11座汉墓、再向下挖到一米深处，发现了后来被编为97号玉琮的12墓。蹲在墓边的发掘领队王明达不顾一切地一跃跳进墓坑，大喊“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 

   “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且敢于否定自己，这就是一个进步。”

    良渚莫角山遗址二次发掘告停，就他个人而言是遗憾；但多年后在此发现超大型营建遗迹得以保存，值得欣慰。

    1955年底的宁波火车站董孝子墓的发掘，共挖出135座汉、元朝墓。这是牟永抗的第一次独立主持。

    1956年前，长江以南始终没有找到过墓葬的“边界”，“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把老师王文林请到宁波，住在董孝子墓里，解决“找边”问题。最终边找到了，这是长江以南考古历史技能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首战告捷，不免沾沾自喜。“但实际上，对墓内许多复修的关键，都没有加以深入研究。比如，91号墓前面还有一条23米的墓道，下面铺了砖砌的排水沟，这些位置都没有做剖面；91号墓旁边还有25个墓，和91号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做地层学上的剖面的切割……”

    当年出土的135座墓，每座墓都留有标本，存放在西湖博物馆附近美院附中的两间教室里。次年，一场大台风吹倒教室，标本被埋在了废墟里，清理出来，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关系。  

   “这是我考古学上的第一个遗憾，无法偿还的一笔债，现在想想还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坚持、继续探索的精神。”

    他一生大部分的考古成果，在三年前被集结成册。这本300万字的《牟永抗考古文集》，对每一次的考古过程都在反思。比如，在12号良渚大墓发现后，“大墓丰富而又精美的遗物带来的喜悦，让我对反山M23东北那一片红色区域的判断失误，不恰当地采用了墓葬发掘的方法，以至破坏了这一遗迹。”

    时至高龄，对于学术上的一些遗憾，他有了更达观的心态。

    “不要认为自己的都对，而要勇敢地看到自己错的地方。敢于否定自己，就是一个进步。” 

   当年，104国道改道工程，良渚莫角山遗址准备二次发掘，他曾认为会是自己完美的收官之作，但因种种人为原因，公路绕道，发掘告停，令他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释怀。

    然而，在2010年，这个公路旁边，考古所在探沟里面挖了将近十万斤的稻谷堆积，是个超大型的营建遗迹。

    “如果我们当时发掘，就不一定能注意到这些现象，修公路时可能就被毁掉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成果而言，这是个遗憾，但作为遗址，它被保护下来，这给以后的考古工作者留下了课题，给了他们用武之地。”

    “作为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在国外得到这么高的礼遇，我非常高兴”。

    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

    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由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邀请一批考古专家做讲座。牟永抗是唯一一位专程被邀请的省外专家。

    这是自他1954年参加北大考古培训班后，30年后再一次回到北京。

    牟永抗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母均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他于1933年出生于北平，6岁时回到家乡，由祖父单独督导国文。

    长大成人，他选择了和父亲不一样的道路——加入了新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学生中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有一年，组织上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让他写信叫在国统区工作的父亲回到家乡。父亲回乡后，不明不白地死于阶级斗争。    因父亲“国民党”身份，他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经历了不胜唏嘘的世态炎凉。史前研究被迫中断，论文没有自己的署名权，还被明令禁止上北京。

    多年后，他终于站上北大的讲台。巧合的是，讲课的教室，就是他当年参加培训班时的宿舍。而讲台，正是他当年睡的床铺的位置。

    他站在讲台上，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他以为是中山装的搭扣太紧，解开。还是发不出声。再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不行。几秒钟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他终于蹦出了第一句话。

    他没有照着讲稿念，却滔滔不绝。底下是几百双年轻的明亮的眼睛：“我是对着他们求知的眼睛在讲课”。

    原本两场讲课被增加到六场，他在北京待了一个半月。

    每天晚上，他的宿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向他请教各种考古学问题。

    在北大的这一个半月，成为他人生中两个愉悦期之一。

    另一个愉悦期，是在退休后。美国多家著名学府邀请他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他做了六次演讲，主题围绕玉器时代和东方太阳神崇拜而展开，场场爆满。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外可以得到这么高的礼遇，非常高兴”。

    在美国，他结识了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两人相见恨晚。聊了许久，才知道张教授是更早提出“玉器时代”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他把玉器时代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这也提醒我，要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其实，在牟永抗一生的学术生涯里，提出过很多重要观点。比如，他提出太湖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传播论和中原中心论。良渚遗址群发掘后，他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阐述了东方史前时期太阳神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前不久，浙江文物考古所发布2012年度考古重大发现：在浙江永康发现了更早的人工栽培稻谷，距今11000年。此前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是1971年在河姆渡发现的，距今7000年。

    对牟永抗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课题研究。“以水为背景的东亚大地的东南部，以湿地为主体的水稻种植反映了什么样的聚落形态和生存状况？以浙江东南为主体的东亚湿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我退休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考古界人士，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这方面的探索。”

    “考古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有违考古学的本质。”

    1995年，有人提议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不签，后面的人也不敢签。

    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0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尽管他们都不是考古学专业，但都希望借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用更科学的资料来研究历史。

    牟永抗讲了一个故事：湖州人慎微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之江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是浙江省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操作的第一次发掘，就是慎微之老先生写信呼吁抢救保护的。1952年，他被下放到家乡湖州，在乡下一所中学当英文老师。“星期天，老先生拎个篮子，到吴兴县村头田间找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牟永抗说，“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考古学代表的是整个知识群体的觉醒。”

    1995年，牟永抗应邀去新疆参加一个和田玉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主办方递过来一个文件，请专家签字。他坐主席台上第一个位置，文件第一个给了他。原来是一份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的提议，有人想用20年，把新疆和田玉开采完。开会地点的周边已经分片包给农民，挖土机日夜挖掘，一塌糊涂。

    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说：和田玉只是个俗称，并不是科学命名，主要用途并不是做工艺品，而是做消防材料的。他没签，后面的人也不签；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签，下面的人自然更不敢签。

    “你看某个古代名人墓的发掘，在电视上直播，挖到一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这完全是违反考古最基本的程序啊！他们挖这个墓，并不是为了在王侯墓葬制度上有什么突破，而是为了地方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堕落。”牟永抗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