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西南大后方设立了许多所国立中学，来解决大批流亡学生就学问题。在四川省合江县就有一所女子中学。起初叫作“第五中山中学班”，后改为“国立第九中学”，后来国立九中迁往江津县，就在原校址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

合江县以地处赤水河与长江汇合处而得名。国立女中校址所在地原来是当地一个大绅粮的府邸。后园依山有一个岩洞，常年有泉水流出；岩洞有一间屋大小，深可蔽风雨；前面是整块自然形成的石平台，面积大约有二、三十平方米。上面雕刻了“天下奇观”四个大字。笔划之间相连相通，形成流水的沟渠。把泉水引进来，可在宴饮时做流觞之游戏。故而此地又名“流杯池”。是合江县著名一景。不知何时，主人家道衰败，遂将整所府邸借给政府办学校。有了几百名女孩子在这里生活、学习，这所大宅园里便充满活力。尽管当时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我在1944年冬季入学，插班读初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始住校生活时，首先就发现要吃饱饭，是需要努力奋斗的事。当时，八个同学一桌站着吃饭，只有一大碗很少油水的菜，经常是黄豆芽、干豇豆、或煮老南瓜；每星期五打一次“牙祭”，总是白萝卜炖肥肉坨坨，觉得是世界上头等美味。平时只靠使劲往肚里胀亁饭来供给营养，这要求动作快，否则不但盛不到第二碗饭，还会被罚打扫大饭厅。经过大约半学期的锻炼，不满十三岁的我，已经能在十分钟之内吃下约半斤米的糙米饭（其中谷子、稗子、耗子屎可略去不计）。吃饱的方法掌握了，精神便不复紧张，对于臭虫、虱子、疥疮也已习惯。于是有了兴致，在功课之余学着其他同学，给自己也建立一个抄歌的本子，转抄学唱各类歌曲。

当时学生中流行的歌曲，和现在一样，也主要地不是来源于音乐课。但是，不象现在的孩子们，有电气化科技手段可利用，各样音响设施都是“与生俱来”的，不用读谱，摹仿歌星哼哼就学唱歌了。六十年前在大后方，学校连电灯都没有，上晚自习时学生们两人共一盏桐油灯照明，然而，物资的匮乏，挡不住青年人对文化的渴求。爱唱歌的同学，靠互相传抄学会了许多古今中外经典歌曲的。正是那种自力更生创造进取的精神。造就了当时普遍的中学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健康的心理素质。我的同桌就有一个非常精美的自制歌本。在薄薄的竹纸上，用蘸水钢笔写的简谱和文字，娟秀工整；每一页还依据歌的内容，配上小小的图画。它的制作者只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学生。

当时的校园歌曲，主要是抗战歌曲。后来才知道大部分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歌，不过当时我们小孩子不知道这些歌有什么不一样。如《黄水谣》、《保卫黄河》、《太行山上》、《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就是《八路军进行曲》）等等，都是那时学会的。还有《八百壮士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和“我们唱着歌，赞美新中国。中国统一了，全民大联合；中国抗战了，合力御强暴。......五千年的国家，今天要重新改造，这伟大的担子要伟大的人民自己来挑....。”不知它们是哪个阶级阵营的作家写的。当时也广泛流行。

还有一些歌，有抗战的内容，却没有战斗的气势。还是“左翼”作家写的呢。如：“日落西山满天霞，对面山上来了一个俏冤家。眉儿弯弯眼儿大,.....”；还有“柳条儿细，柳条儿长。姐儿在山坡底下放绵羊。羊儿低头吃青草，姐儿低头缝衣忙。.....”是否就属于那种“穿着工农的衣服可是面孔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一类作品？这当然不符合“延安文艺”的标准。无怪乎毛主席领导中国之后就听不到了。碰巧我当时就不喜欢这类歌曲，只因为年纪小，不懂得“眉儿眼儿、姐儿哥儿”与打日本有什么关系？况且把好看的姑娘叫做“冤家”也莫名其妙。还有一些充满离愁别恨的抒情歌曲。如：“白云飘，轻烟绕，绿荫的深处是我的家啊。小桥流水，梦里的家园路迢迢。......”；“昨夜我梦江南”；“深夜，孤月爬上船头，舟中人在谈心。尽是江南人的乡音，可怜无家可归的难民群。......”我当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没有怀旧的体验，只因这些曲调婉转优美，竟把它们记了一辈子。

抄歌本反映出女学生对歌曲的品味。普遍喜欢抒情歌曲。如黄自的《山在虚无缥缈间》、刘雪庵的《红豆词》等；也有少数译成中文的外国古典名歌如《夏日最后的玫瑰》、《有一个美丽的河岸滩》、《桑塔露齐亚》等。倒是美国人编的《世界名曲101首》中许多歌如《老黑奴》、《肯塔基故乡》、《故乡的老人》以及一些中外电影歌曲，如：《雷梦娜》、《魂断蓝桥》、《夜半歌声》、《秋水伊人》等等在抄歌本上常见。在有的歌本上，我见到“送君送到百花洲，长夜孤眠在画楼....”、“睡也无聊，梦也无聊....”。大概是“有女怀春”的反映吧。当时十三岁的我，只觉得这些歌很无聊。抄也无聊。

且说我们流杯池国立女中的音乐教育，没有重庆南开、清华中学那样的好条件。我们没有知名的音乐教师，也没有精心编辑的教材，只有一架脚踏风琴。大饭厅的一角就是音乐教室。
但无论如何，在那国难时期，艰苦岁月，校长龚沐岚先生没有忽视音乐教育对于培养青少年素质的重要性。我从来不记得有过音乐课时间被“主课”挤占的情况。校歌更是校长亲自作词。其词曰：
榕山苍苍，江水茫茫。
唯山川之锦绣兮；实玉蕴而珠藏。
系我女中，爰宅其旁，
弦颂靡辍，薪卧胆尝。
究中西之学术；期女德之发扬。
齐家治国；复旦重光。
绍千秋之坠绪；树万古之纲常。
固任重而道远兮，矢志成其莫忘！

我在女中读了三个学期，学校换过三位音乐教师。第一位女教师姓林，福建人。嗓音并不好，但很认真热情。她教给我们的歌当中，有两首在我离开国立女中以后几十年再也没听到过。
一首是《石榴花》。唱的是：“石榴花呀石榴花，石榴花岭上开着石榴花。它红过珊瑚，红过琥珀，红过血也红过硃砂。五月敌人在猛扑良口要直扑曲江打通粤汉线，我英勇的弟兄们却在石榴花岭消灭他。（合唱）你要曲江，我要广州。任你飞机大炮都不怕。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打得敌人回老家。石榴花呀石榴花，......它吸收了敌人血的精华。”这支歌慷慨悲壮，所以记住了。另一首唱的是“鸡笼岗，这安静的地方，想不到会变作今战场。......”后来想起，不知是哪一支抗日队伍的歌？山岗形如鸡笼的地貌，想必在华南。莫非是华南抗日队伍的歌？

林先生为国立女中写了一首小歌：“流杯池是女儿国，女儿国，女儿国。春风桃李乐融合，乐融合。学成大家齐报国，齐报国。”轮唱起来，很活泼的。有的学生讲怪话，改成“流杯池是尼姑窝”。我想，大概又是那些怀春女子的见解。林先生还和其他教师一起，在全校联欢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片段，她本人扮唱《黄河怨》，披散了发辫，声泪俱下。很感人的。只可惜最后往“黄河”里跳时，听到舞台木板“咚”的一声，干扰了悲剧效果。顺便交代一下：当时我们没有电灯，用不起烧煤油的汽灯，是用几十盏桐油灯吊在台上和摆在台前照明的。就凭这样的条件，国立女中历届的师生们，在龚校长的提倡和支持下，定期举行联欢会。除了师生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还演出过《少奶奶的扇子》、《三江好》、乃至《日出》、《红楼梦》、《婚归离恨天》、《风雪夜归人》、《大雷雨》等正经八摆的话剧。还曾经应邀到合江县城去公演呢！

林先生教了一学期就走了。她的继任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明叫郑戈痕。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是觉得它太悲怆了，甚至怀疑老师身上可能有创疤。郑先生身材匀称挺拔，蓄齐耳长发。我不记得他教过什么歌。只记得一次联欢会上他表演的独舞。没有音乐伴奏，而是由一位国文老师朗诵一首内容沉重的诗歌来伴舞，或者说是郑先生用舞蹈来表现诗的内容。只见他穿着白色紧身服装、白色软鞋，随着朗诵的音调，忽而俯首曲膝，忽而掩面倒退；忽而抚膺作长啸状，忽而展臂前趋，两眼爍爍放光。我从未见过这种表演。虽然台下嗡嗡然，还有人发出嘘声，我听不清朗诵内容，却也惊心动魄。后来听说郑先生出身于上海吴晓邦舞蹈工作室，到中学来教音乐，不过为糊口罢了。

郑先生不久也走了。来了一位名叫江吼的先生。好象是广东人，也好象真是学音乐的。他有一只小小的金属物件，教歌时，就从衣袋里掏出来，用手摩一下，立刻放到耳旁去听，然后自己哼哼两声，就给我们起调唱歌。从此知道了那小玩艺叫做音叉。江先生教我们发声方法，并且在自己肚子、鼻子上比比划划讲用气和共鸣的道理，并摹仿扯着喉咙喊歌的样子。引起同学的哄笑。他教我们唱胡適作词的《上山》、罗家伦作词的《玉门出塞》、黄自谱曲的《天伦歌》、白居易诗《花非花》和刘雪庵谱曲的李白诗《春夜洛城闻笛》等等当时普遍採用为中学音乐教材的歌曲。还教给我们一首他自己写的歌：“望一回峨眉秋晚后，梦一次峨眉瘦；祝一声峨眉天下秀，问一问峨眉无恙否？”三位音乐老师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他们热爱民族文化，热爱艺术和敬业精神，给予我们在物质生活贫乏条件下成长的少年，一种宝贵的情操和品质的陶冶。

抗战胜利之后，国立女中于1946年下半年结束，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一代人生命史的一部分。流杯池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但那里的歌声，并未从心中逝去。它标志着我们那一代少年的情趣，它记载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文化积累。我写下这一段陈年往事，甘愿冒被年轻人嗤笑的危险，因为窃窃存着一个温馨的希冀。期望当年流杯池的姊妹 ---- 现在年轻人的老奶奶们，能在儿孙帮助下，看到这段文字，共同来重温少年时的艰难和欢愉，庆幸我们还能活着见证历史。让我们同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嬋娟！

香巴媪记于2005年中秋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