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她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人们说，她二十岁左右，参加了革命。那时全国解放不久，她在省城的郊县某地担任乡长。夜晚出去开会，身后还跟着两个背着“三八式步枪” 的民兵呢。后来，阶级的观念越来越强，母亲家庭成分高，领导劝她不要在政府任职。她一怒之下就回到离故乡不远的乡村教书。她教了一辈子的书，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当乡长时该是什么样子。

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工作的学校设在以前地主家的庄园，木质大门很厚重，儿童开启很难。那时，最怕暑假和寒假。诺大的校园只剩我们一家留守，父亲在省城工作，没有其他孩子来玩。尤其是在冬天，我寂寞得只能听麻雀在空荡荡的屋檐下吵闹。风吹过松柏，发出可怕的怒号，使人只想赖在还有一丝热气的被子里。

寒假又到了，冬天中午的阳光渐渐晒到没有人烟的教室走廊，校园空寂，只有墙角边枯萎的蓖麻在残雪中摇弋。

忽然，传来的敲门的声音，我急急地去开门，忘记了母亲“不要为陌生人开门”的嘱咐。来人是年约三十的乡村女子，穿着印有蓝白色碎花的土布衣，样子并不寒酸，却提着一个要饭的篮子。不是偶尔来玩耍的孩子，我一时不知所措。母亲赶忙出来，我趁机就溜走了……

那天，母亲没有因为给陌生人开门而责备我，而那位乡村女子就在我们家住下了，成了我的“保姆”。后来知道，她来自几十里以外的一个村庄，因为包办婚姻，不堪丈夫的虐待，从家里逃了出来。

母亲的工资低，每月领来的钱就全数交给“保姆”管了。不知他们之间的帐是怎么算的，只知道他们之间从未闹过“劳资纠纷”。为了补贴家用，“保姆”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窝兔子，一群鸡，和一只样子滑稽可爱的小鸭。小家比以前热闹多了。

平静的日子很快地过去。不知何时，我们家那些兔、鸡、鸭逐渐地消失了。“保姆”开始从“大食堂”领餐。记得有一次，领来的稀饭比通常的要稠一些。“保姆”舍不得就这样吃了。她为我留了一小碗，放在案几上，剩下的兑上水和野菜煮给大人们吃。我来到案几边，急着要自己吃。小手打翻了滚烫的稀饭，造成永久的烫伤。

困难的年代，“保姆”把我背到野地，她挖荠菜和野萝卜，我采蒲公英；她摘稗草籽，我也拮稗子，顺带捉点狗尾草。回来以后，她把我手中的稗子从狗尾草里分辨出来，并告诉我稗子与狗尾草的差别。

几天以后的夜晚，“保姆”让我坐石磨上，把扁担的一头绑在石磨上半部，塞给我一包炒熟的稗草籽，嘱咐说：当她推磨转两圈后，就向磨孔添加一把稗草籽。石磨均匀地随着她沉重的步伐响起来了，我们合作得很好。只是我老是担心把她累坏了，所以故意说头晕，要她停下来。夜深时分，工作终于完成了。我昏昏地进入梦乡。“保姆”在那里吹着、簸着…… 直到我被她从深梦中唤醒。她把香味扑鼻的稗草籽面送到我的口边。我只知道，那是我一生以来所吃到的最香最甜的焦面。甚至在许多年以后，我还在寻找那种感觉，试了大麦、小麦、荞麦，加糖或不加糖，添上芝麻或不添芝麻，可惜那种感觉再也没有找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忽然有了一张针对母亲的大字报。“革命群众”说她“雇”保姆是资产阶级作风。一天夜里，我在梦中听到时断时续的泣声，第二天一早，我看不见保姆。母亲说，她走了。

几年过去，我长大了。有一天，因事要一个人去“保姆”家乡那个方向。我留了个心眼，不顾步行的疲劳和对野狗的恐惧，只身向据说“保姆”住的那个村子走去。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保姆”的下落：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人们不告诉小孩子她在壮年时去世的原因。一个好心的人把我带到她的坟前：远离村庄，土堆孤伶，几丛灌木，紫色的狗尾草在郁郁葱葱地长着，好像它们预料了我的到来。我采了一把野花放在那里，带走了一束狗尾草。

……

今天，在远离故土的圣地雅歌，我和紫色的狗尾草重逢了。它们在台地上、山谷中、道路边，随意地长着，向来来往往的人们点头致意。它们没有花的艳丽、没有庄稼那么有用，可是它们昭示着善良和顽强生存的精神。这些狗尾草对我来说是一种寄托，寄托着对我所经历过的人们的深切牵挂。使我不得不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

每当看到这些紫色的狗尾草，我的心吟唱着李叔同那首著名的《骊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2005年12月17 日于圣地雅歌的黛尔玛海滩(Del 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