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红尘追往事
飞越了太平洋之后，国航的班机在腊月破晓之时，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走出候机楼，刺骨的寒风迎面扑来，给人一种从春季直接走入严冬的感觉。
我匆匆地叫了一辆出租车，向友谊宾馆方向驰去。北京的变化是巨大的。一些港味的、洋味的、煽情的词语加入了京城现代语汇，听起来不太通顺；然而，司机那地道的京片子，一下子就把我带入时间隧道，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一辆警车超越了我们，司机说，什么样的车他都能通过听而辨认出来：警车叫“让-开、让-开”、法警车叫“捕-捕、捕-捕”、施工车叫“漏-了、漏-了”、救护车叫“哎-哟、哎-哟”……他惟妙惟肖的模仿，把街上跑的各种交通工具全都拟人化了，真教人忍俊不禁。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京味儿”——讲话就是说相声。
汽车在长街上行驶着，我的心也在微微的颤动中。今天，我要探望阔别多年的恩师和忘年挚友。
一、探望恩师
放下行装，八九点钟的太阳仍然在云雾里隐藏着。我顾不上这些，又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探望阔别十几年的博士导师和师母。海外的师兄弟告诉我，年迈的老师和师母的处境有些不妙，他们曾经“自我放逐”在交通不便的远郊，住在“家徒四壁”的地方。他们有两个地址，一个在靠近河北省的远郊，一个在京城的校园。电话打不通，我只好从距离较近的京城校园找起。
老师家乡在湖南，他的父亲是早期农民运动的领袖。父母因病早逝，于是，幼年的老师由舅舅抚养。舅舅与文革期间的二号统帅为同乡也是同窗。黄埔军校毕业时，相约一个投奔共产党，一个报效国民党。舅舅在国民党内一直做到武汉市最后一任市长后，随蒋介石退往台湾。
人们说，老师曾是武汉大学四大才子之一。不知道四大才子的详情，只知道另一大才子也是化学家，改革开放不久出国访问时，不幸因车祸夭折。对老师的才华，我们是有亲身感受的。除了本专业的成就，他还是一位小提琴家，业余时间带了不少小提琴学生。在胡耀邦时代，时兴交谊舞和大合唱。我们系的师生大合唱总是他指挥。如果是学校组织的大合唱或音乐会，指挥一定是他。他在台上指挥时的潇洒英姿，与和我们讨论学术时的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实在是判若两人。
我们出国以后，他虽然年事已高，一直坚持工作。甚至在90年代后期，作为一名化学教授，他还为母校编写了《中国诗词简明教材》，供理工科大学生素质教育课程使用。对于老师的诗才，不敢妄评，但有个轶事可以说明。老师15岁时上学迟到，他的先生说：“就今日事，上黑板来作诗一首，如诗不成，罚站一堂课”。老师略思片刻，作“迟到歌”，其诗如下：
轻云片片向南垓，
旭日红霞霁色开。
睡眼惺忪频拂拭，
书声时逐晓风来。
他的先生遂笑而罢之。
老师早年就想远离政治。他19岁的时候，准备报考理科。一位同窗好友来和他争论考政治当官的好处。老师回答说：“玩政治犹如自投罗网”，遂作“虞美人·青蚕吟”赠之：
轻摇青首青唇切，
轻啮青青叶，
青躯微透水晶光，
白雪游丝淡淡映斜阳。
银丝一缕何时尽？
茧里身摇影，
问君何事苦缠身？
回首当年叶下自由人。
遗憾的是，他在文革期间躲不了政治。因为家庭背景，他屡遭折磨。在各种“批斗”会上，他人在台上，心远游于政治不能涉足的世界。
在文革的末期，老师忽然收到一张革命烈士证书。原来他的舅舅兼养父是派往台湾的地下共产党人，文革中因为造反派折腾而泄密，被国民党政府发现而处死。老师于是又变成了“红五类”。此时，老师一家历尽磨难，才华横溢的师母已经患上了精神病。正是这些历练，老师总结了一句名言：“人类的语言不能使我动怒”。
出租车把我送到了老师住的楼前。这是一幢很旧的楼，围上了用于加固的支承架。从每一家的窗户里都导出各种不知名的管道，管道上落满灰尘。我在寒风之中敲了十几分钟的门，没有人应答。路边修鞋的师傅告诉我，他们的确在家，平时不与任何人交谈，敲门也不开。老师夫妇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自闭症。师母的精神病更加严重，她总是害怕被迫害，严禁老师与外人说话，他也就真的不与任何外人说话。
经过一番周折，在另一对退休的老教授夫妇的帮助下，我终于打开了老师的家门。但见满地尘土，简陋的旧家具，一台17寸的小电视机开着，上面布满了雪花点和噪声纹。老师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师母，惊讶于我的来到。老师的容貌改变很多，面庞不再清癯，依然穿着十几年前的湖蓝色中山装。自始至终，都是师母重复着精神病人的语言，他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听着，心甘情愿地承受着命运带给他的一切。
告别的时候，老师终于将双手暂时离开轮椅的把手，拉着我，呼唤着我的名字说：“别担心，我还记得你！”。然后，又归于沉默，脸上浮现出了“老僧入定”的态度。这一霎那，我忽然感到老师的精神已经走回到另一个境界。
离开老师的家，我问恩师最信赖的朋友，“他为什么不把师母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治疗？这样，他们俩都不必经受这些苦啊”。朋友道出真正的原因：老师和师母相濡以沬五十多年，为了不让师母在精神病医院里经历任何可能的惊吓或孤独，他甘愿做师母的“机器人”。他把精神病人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是真的，无条件地执行着。这样，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感觉到安全地、正常地生活着。
老师啊，您是在用自己的余生认认真真地证明着什么是“无私的爱”……
二、重逢忘年
我要探望的另一位老人叫王奇，是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二十岁就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秘书。文革期间，被放逐到边远的农场去劳动，最具才气的时代就在与土地的斯磨中悄然而逝。
在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里，我们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消灭了整整几代年轻人的才华。这种对才华的消灭趋势直到七十年代末叶那个“胜利的十月”才被戛然遏止。所以，在那个金秋，李双江的“祝酒歌”通过全国的高音喇叭传遍了城乡，成为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歌：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杯中洒满幸福泪
十月里，响春雷
八亿神州举金杯
舒心的酒啊浓又美
千杯万盏也不醉
手捧美酒啊望北京
豪情啊胜过长江水 胜过长江水……
是的，多少人举起这欣慰的“杯”，暂时忘却悲伤的往事，洒下期盼的幸福泪。在这歌声里，中国人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境中，看到一条通往光明之路，找回自我、自信、自立之路。那时，国家依然贫穷，却处处充满单纯、高洁、奋发向上的气氛。和许多人一样，王老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噙着泪回到研究岗位、回到可以学习、可以发挥才华的地方。他的两室一厅，70%被书籍所占有。在香烟的轻雾中，他夜夜与书为伴。
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经济学者与我这个学理工的学生认识了。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年长我三十多岁的他要和我结为知交。在与他交谈中，我真切地感到他在努力追寻自己失落的时代。
八十年代初，深灰色的四合院在北京随处可见。虽然住在中关村，但我要去偏僻的昌平山区从事化学研究，隐藏在山那边，有当时速度在中国领先的计算机设备。为了去昌平山区，先要乘漆成红黄两色的市内公共汽车到德胜门，换乘绿色的北郊班车。北郊班车班次少，且破败不堪。当它在崎岖不平的砂石路上尖叫着爬行时，乘客甚至能够透过地板上硕大的缝隙，看到迅速后退的路面上的坑洼。
昌平山区的业余时间是枯燥乏味的。早餐是馒头、咸菜，外加玉米糊。玉米糊太稀，就像一桶水里放了几把黄砂，很难捞出质量来。周日，为了安慰滞留在山里的年轻人，食堂提供一顿用“好米”(即不太陈的米)做成的午饭，来自湖南的师弟说，这种饭，没有菜也可以吃上三大碗。但是，周日不再提供晚餐。为了打发周日下午的时光，我们有时在黄昏前去后山“探险”。除了远方铁青色的燕山，那里有一片荒草萋萋的坟地，墓碑几乎被灌木所掩埋。据说，此处安息着早年乘飞机穿越蘑菇云采样的无名英雄们。在这样的景色中，我们会觉得那些逝去的人们悲壮而孤独。于是，心境变得沉重。
为了避免这种感觉，我每周愿意花好几个小时从昌平山区赶回京城，也是为了在周末陪伴王老这位忘年的朋友。
第一次认识王老时，是在他的家中。夫人出差外地行医，独生子女已经出国留学。于是，我享受了他为我做的唯一的一次午餐。这次午餐中，我第一次尝到不放盐的苦瓜煮鱼的味道。从那以后，只要夫人不在家，王老坚持留吃饭时，我一定自觉下厨。那时，学子们以陈景润为榜样。我想，王老在生活方面应该与陈景润不相上下。
王老的妻子是南洋归国华侨名媛的近亲，年青时风姿卓越且才华横溢，本来与王老的同窗结为伉俪。不幸新婚三天之后，新郎在意外事故中逝世。王老在倾心的照顾与悲悯中，对她产生了爱意。可惜，结婚以后，已故新郎在新娘心中的形象愈发完美，大概世上没有人能与之媲美。按照王老的说法，“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我”。她无法移情，而王老却用整整一生来爱她，无望地期盼得到爱的回报。
就这样，两颗住得最近，离得遥远的心相守了许久。有了独生子女之后，两人各自起居于一套公寓内分开的两间斗室，两张简朴的单人床铺，两个古旧的办公桌。孤独中，王老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念完大学，在我和王老认识的那年出国留学。王老只剩下孤独的心，他需要交流、需要倾诉。所以，作为他的“小朋友”(王老对我的称呼)，我几乎每个周末从昌平的深山匆匆赶回，顺便做一顿可口的午餐与他分享。
十几年前，我与王老夫妇洒泪分别。此次启程回国之前，终于联系上他在海外的孩子。知道王老的妻子在异国的孩子家中于三年前逝世。外国使馆签证官员觉得王老年迈体弱，拒绝了他前往该国奔丧的申请。子女不在国内，王老在京城孓然一身。以前，虽然妻子不太在家，毕竟还有盼望。现在，王老在盼望什么呢？
到达王老家中时，天已经黑了。以前他住的俄式灰色砖楼被高耸入云的金属结构的大楼取代。按照门牌号码，我敲开王老的门。他以每分钟一米的速度向前移动着，双脚发出摩擦地板的悉索声音。看到我，苍老而久无表情脸泛出惊喜的笑容，一眼就把我认出了。这使我异常惊讶，因为他的孩子对我说，他患上了轻度老年性痴呆症，除了子女，不认识任何其他人了。
王老抱着一个崭新的电磁炉，说：“我想是上帝把你送来的吧？我正不知道怎样安装这个电磁炉呢”。进入他的厨房，煤气灶台已被炸得粉碎。玻璃碎片到处都是，一片狼藉。老人记不起他的炉子爆炸是何时发生的，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这几天一直靠冷面包度日。揭开他的锅，里面好像是很多天以前做的汤，表面覆着一层像脂肪又像是霉的东西。我不忍再看下去。
王老说，他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到外面购买新炉子。人们建议他买了个电磁炉，可是他不知道怎样使用。教了几遍之后，立即就忘记了。无奈之下，我敲开了邻居的门。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工人，因为工伤，提前“下岗”，赋闲在家。趁商场还未关门，他带我去购买煤气炉台。忙了许久，才把炉子的事安顿下来。
夜深了，我要与王老道别。打开数字摄像机，请王老给海外的子孙说几句话。他的双眼泛着泪光，轻轻地说：“小雪啊，我的孩子。还记得爸爸吗？妈妈已经死了，他的骨灰葬在南方家乡的海边。今年清明节，你能回来和我一起去扫墓吗？妈妈是个好人，他没死的时候，你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打电话来，可是，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你们了，你在哪里？爸爸想你……”
我的摄像机颤抖了……
三、尾声
经历了白天的人事之后，回到霓虹灯闪烁的友谊宾馆，我有些累了。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记起在飞机上读过的中文报纸，其上报道说，今天，政府和社会更加关注弱势群体了，例如，帮助贫穷的孩子们上学，给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御寒。这的确是社会进步的范例。然而，我思想着另外一大类的弱势群体——老人群体。在这夜幕下的京城，一座座摩天大楼之下，还有多少像王老这样的人们。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壮大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他们为哺育下一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他们在淡出历史舞台之后，开始走入生命的余辉。有多少老人在被社会和亲人的遗忘之中，与身体衰老和心灵孤独顽强地搏斗着？他们可能不缺金钱，他们缺少的是亲情、是真情的关怀。
像王老那样的境况，在他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有亲人在他身边说声珍重吗？甚至在告别人生之后，多少天人们才会知晓？我不敢设想。
与老人群体相比，贫穷的少年不算是弱势，因为年轻的生命是向上成长的，拥有未来。所以，老人群体更应该受到关注。
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是尊老的。尊老，意味着尊重生命、衰老、死亡这些自然规律。尊老，意味着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鄙视唯利是图的“丛林法则”。尊老，意味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文化的传承，是我们人类区别于其他生命的根本原因。
在北京的日子很快过去了，朋友们到首都国际机场为我送行。夕阳从朦胧的雾气中穿行出来，把大地上的黄尘化为笼罩京华的红尘，像一片滚滚的红海。看着眼前的景色，我忽然想起一位朋友向我提起过一本叫做《蓝海战略》的书。该书的作者把商界里的竞争喻为血腥的“红海”。他们认为，流连于红海的竞争之中难以获胜。他们提出摈弃尔虞我诈的“红海”战略，采行“蓝海”战略。即通过开创新的生存空间，而不是彼此争斗去赢得明天。“蓝海”战略是双赢战略。
也许，我们需要一种广义的“蓝海”哲学，它让醉心于竞争而忘却人情的人们迷途知返，让人世间滚滚的红尘复归“蓝天白云”。
带着这种梦想，我们的班机飞跃了京华的红尘。
2006年1月25日至2月15日 记于北京和圣地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