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詩詞創作狀況

施議對

二十世紀，中國詩壇經歷過地覆天翻的變化。拙文《當代中國詩壇雙向流動現象》（載香港《鏡報》一九九五年九、十月號）曾指出：胡適登場，新詩出世。原來寫作舊詩的作家，多改途易轍，紛紛做起新詩來。但是，幾十年過去，所謂用白話寫詩，迄無成功（毛澤東語），某些原來寫作新詩的作家，則轉而專寫舊詩或者寫舊詩而兼寫新詩。這就是我所說的雙向流動現象。經此一變再變，中國舊體詩詞「死而翻生」--------胡適當時稱之為「半死之詩詞」（《嘗試集．自序》），掄起板斧，必欲將其打殺；到了八十年代，各地詩詞學會（協會）成立，舊體詩詞不僅不再是一條蟲，而且簡直變成了一條龍。十幾年來，隨著開放、改革浪潮之興起，中國舊體詩詞這條龍，更是從田間飛上了天。所謂形勢大好，或大好形勢，詩城與詩國，經常都能感受到這一氣氛。不過，如若冷靜進行一番思考、反省，做到--------既說優點，又說缺點；既聽好話，又聽壞話。--------那麼，我看，中國當代詩詞創作之當前狀況及前景，仍有可堪憂慮之處。

這裏，著重說兩個方面問題。作者問題及詩詞自身問題。作者問題，即創作隊伍問題。因為是一支雜牌軍，人員複雜，素質較差，「詩多好少」情況，越來越嚴重。這是可憂慮之一大問題。而詩詞自身，主要指其「死而翻生」後之生存能力及競爭能力。但其生存威脅及競爭對象，已非新詩，乃為愈演愈烈之時代流行曲。競爭得過則存，競爭不過則亡。這是可堪憂慮之另一大問題。兩個問題，下文將具體加以探討。

一　關於作者問題

一般說來，所謂雜，不一定就不好，不雜也不一定就好。例如：有一位被稱作「半路出家」的詞學家，便是從副部級崗位上退下來之後，才開始研治詩詞的。而其進行得十分投入，十幾年來出版多種著作，業績卻並不比專門人才差。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但是，詩詞畢竟是一種不同於其他玩意兒的玩意兒，除了天份，尚須學識，並非個個都玩得（玩得了或玩得起）。這就是說，由於雜，大家都來玩詩詞，不少人既缺乏先天稟賦，後天訓練又很不足夠，於是就玩出許多問題來。這是由作者問題所派生出來的問題。舉其要者，大致下列數端。

（一）腐儒村叟之見，填詞填字數。

以為湊上四句或八句，便可算是一首絕句或律詩，掛上一塊招牌-------「沁園春」、「滿江紅」，便可算是一首詞；大量「笑掉人牙」之所謂作品，到處泛濫成災。「笑掉人牙」。這是湖南一位農民詩人對於文化革命中出現的「填詞填字數」現象的揭露與批評。即謂某些掛著招牌的所謂作品，「仄平聲韻竟全差」，「濫竽充數誤童娃」，「笑掉人牙」。這一現象，在幾百年前也曾出現過。例如：仇遠為張炎《山中白雲詞》所作序即稱：.....陋邦腐儒，窮鄉村叟，每以詞為易事。酒邊興豪，即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幾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唄、如步虛，不知宮調為何物，令 老伶俊倡面稱好而竊笑，是豈足以言詞哉。

可見，並非人心不古；某些事情，雖未必需要特別提倡，卻自然流傳不絕。就當前狀況看，出現這一現象，除了作者主觀原因-------或無知或為著附庸風雅，此外，客觀上或無意或有意之助長及推進，也是個重要原因。

所謂客觀上的助長及推進，主要指：

第一， 某些無知或附庸風雅者，並非陋邦腐儒，或者窮鄉村叟，而乃有頭有臉之大人物。因而，其所引紙揮筆，儘管不合格律，卻仍被奉為極品，頒布天下。有關事例，相信已引起注視。不過，為尊者諱，今暫無須說明。

第二， 某些不合格品，往往戴著高帽子，穿著闊衣裳，派頭十足。因而，有關報刊雜誌，大多照登不誤。

例如，在倒數日子，某報所刊《念奴嬌》：

香江奔騰，浪洗去，百年民族恥辱。九七回歸，功勞是，一國兩制構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宜國情民意。香港繁榮，港人雙手創造。追憶祖輩昔日，受殖民統治，苦不堪言；歷代朝政軟無能，望收復眼欲穿。喜看今朝，祖國強有力，收復失地。展望未來，明珠奪目生輝。

全篇除字數一項符合規定以外，平仄、韻部，皆十分混亂。純為政治術語之堆砌或胡湊。既不順口，又不順眼。不堪卒讀。但因以「偉大構思」立題，也就不許說一個不「字」。此類事例，屢見不鮮。尤其是各種大獎賽，邉尤盒，更令得詩壇、詞壇，到處充塞著偉大的空話。這是客觀上的助長及推動，但與主觀上的無知及附庸風雅，密切相關，都是作者自身所造成的。

（二）添足誤以添手，點金而成鐵。

前段授課，說學風、文風，曾揭示這麼一種現象：有人語句不通，寫不起整塊整塊文章，但做起詩來，尤其是存心讓人看不懂的詩，顛倒、錯落，卻甚了得。與新詩界友人說及，頗有同感。但是，依我看來，舊體詩詞寫作，情況也差不多。只不過是，新詩問題，有些也許將會留待後現代解決，而舊詩問題，卻需提請留意。其具體體現，主要是組詞與造句。這既是一種基本功夫，又容易受到忽略。詩國處處都有此現象。

先說組詞。主要是詞語配搭問題。就一般常識看，有關配搭或組合原則，最少應有二項：一、符合語法規定；二、遵循世俗習慣。例如「王」與「手」，所見棋王、蛇王、賭王以及劊子手、神槍手等，已經廣泛使用，不成問題，但是，如更增添以「神釣王」或「神釣手」，我看就得費些斟酌。又如「眼」或「睛」，通常都說獨具隻眼與畫龍點睛，如掉轉過來，謂獨具隻睛或畫龍點眼，看來就很別扭。此外，既說「開顏」，又加上個「笑」，應當也有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如出現於日常口語，總覺得奇怪，而見諸詩詞，成為作品，卻習以為常。

請看某氏所作《念奴嬌》（慶祝建黨七十周年）：

天翻地覆，數不盡、一代風流豪傑。艱苦鬥爭七十載，推倒大山三疊。烽火 南天，騁馳敵後，王氣金陵滅。江山一統，五星紅旗獵獵。　極目萬里新程， 送窮別白，邁步從頭越。改革十年收碩果，內外交流棋活。溫飽先臻，小康 在望，更入高科列。衛星搖控，九天飛去邀月。

這首詞與前文所謂「填詞填字數」者相比，似略有進步。因為作者已注意到平仄及韻部問題。即，大致能夠按照詞調格式規定填寫。但其對於政治術語之堆砌，同樣缺欠功夫。諸如「送窮別白」，文理欠通，又與毛氏「一窮二白」之原有論述相抵觸，甚不足取。又，「一代風流豪傑」，重疊拚湊，亦甚牽強。這是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作品選」所錄作品（見《中華詩詞》第三輯）。可見具有一定「水準」。
再說造句。主要是成語即現成詞語及語句之入詩入詞題題。例如：「回眸一笑百媚生」，以之入詞，成三字句，作「回眸笑」，通與不通？。「發揚光大」以之入詩入詞，成五字句，能否改作「發揚又光大」？等等。具體哂彌校�幌|�吞活剝，或點金成鐵，經常出現差錯。

請看某氏所作《採茶樂》：

雨霽山頭蔚翠蒼，姑娘結隊採茶忙。三三五五搖搖擺，綠綠花花艷艷妝。樹 樹株株挑剔遍，疏疏落落塞盈筐。金烏西墜呼歸去，說說談談笑靨張。

將搖搖擺擺改為搖搖擺，將說說笑笑，換作說說談談，如口語中這般表述，恐怕要有相當勇氣，起碼應不怕「笑掉人牙」。而作為一首七律，類似「成語」，結隊登場，卻如此無有顧忌，其讓人奈何不得。

又，某氏《江城子》（讚安源煤礦總工李敬存）：

天涯何處訴衷腸。晉江旁。意綿長。不迷海外，祇愛我山鄉。化作安源煤一 塊，燃自己，獻熱光。卅年風雨費思量。不思量。志難忘。魂繫華夏，豈畏履冰霜。報國常嫌時日短，明月夜，走山岡。

不僅點化成語噢「不思量，自難忘」，而且簡直要將蘇軾之整首詞，剝開來，吞下去。只可惜，將其糟蹋得不成樣子。

二例同見諸「會員作品選」，說明並非絕無僅有。

（三）缺少一個觀字，依舊未入門。

以上所說，乃因觀念錯誤及訓練不足所造成的問題。一般說來，有關作者充其量都只能算是門外漢，其所謂作品，無論如何，都難以達到及格線。這就是說，有關問題比較滐@，易於發現，也易於解決。但是，某些作者，既具有一定文字基礎及語言表達能力，又熟悉詩詞格律，卻寫不出好的作品來，這就比較難辦。

所謂好的作品，是有一定標準的。如從詩言志的要求看，好的作品，應當是有個性、有自我的作品。這是有靈性或有靈魂的作品。相反，沒有個性、沒有自我，亦即沒有靈性或靈魂的作品，就不是好作品。

例如梁披雲《北行雜詩》之「大明湖」曰：

老殘遊記尚依稀，千里初逢合有詩。幾曲芵蕖萬楊柳，大明湖上立多時。

詩篇寫大明湖，有《老殘遊記》的依稀記憶，有眼前鮮明物景，但更為重要的乃有「我」-------「大明湖上立多時」之詩人自我。這就是靈性的體現，就是好作品。當然，詩人之自我，並不一定非得讓自己站出來直接說話不可。亦即「以我觀物」，使得「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時候，「以物觀物」，同樣有詩人自我存在。問題的關鍵，就在於一個「觀」字（參見王國維《人間詞話》）。這是衡量作品高下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而某些作者之所以寫不出好的作品來，其根本原因，我看就在於缺少一個「觀」字。這是因一定的天份與學識所達致的藝術境界。

某些作者缺少「觀」字，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主要表現在對於兩種題材的描寫及反映上。

第一，對於自然物象的描寫及反映。

由於缺少一個「觀」字，某些作者的描寫及反映，往往祇側重於物，而忽視自我；因此，雖頗為極其能事，卻仍然感動不了人。類似某某八景或十景之詠以及大量模山範水之什，即屬此例。

第二，對於社會事相的描寫及反映。

同樣，由於缺少一個「觀」字，有關描寫及反映，大多只是名詞、術語的堆砌；因此，雖頗極堂皇富麗，卻仍然吸取不了人。各地所謂大獎賽，成千上萬，便是例證。-----這一些，大概就是所謂沒有個性、沒有自我，亦即沒有靈性或靈魂的作品。這類作品，與某些擺明車馬，就是要打油的「市井彈唱」相比，當有所不如。因「市井彈唱」，時有佳篇，或可讓人嘗一嘗正牛油的滋味（打油詩另稱「牛山體」），而這類作品，打的是水，又帶有油味，甚是難以接受。

二　關於詩詞自身問題

這裏所說，主要是詩詞質性以及詩詞職能的變化。有關變化，既與作者問題密切相關，又是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諸因素化所造成的。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雅頌多於風騷，舊經義變新經義。

講授「古代韻文」，我曾引導學生論證這麼一個題目：詩經是詩不是經。我以為，中國詩歌，就其本源看，是有一定獨立性的。即使從「詩」到「詩三百」，經過孔子之正與刪，也未曾將其變成為政治的附庸。現傳三百零五篇，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佔居大多數。所謂「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何休《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注），食、事以及男女間怨恨，一直是詩歌的主要詠歌對象。這是中國詩歌不斷發展、不斷獲得成功的一個活的源頭。

但是，當前創作卻有掉轉過來的現象。即：雅頌多於風騷。而且，所謂雅頌，大多成為某種政治觀念的圖解。政治，已與千百年前的經義一樣，成為當今社會的新經義。因而，當前創作，使得詩詞質性發生變化。文化大革命當中及文化大革命之前，情況如此；文化大革命之後，也仍然繼續著這種變化。

例如，郭沬若的《水調歌頭》。從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所作「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週年」之所謂「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所作「粉粹『四人幫』」之所謂「野心大，陰侄荊�詭計狂。真视H鐫撊f死，迫害紅太陽」，以至此後所作「工業學大慶」之所謂「抓革命，促生產，憑『兩論』。使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等等，便是那個時代不斷更換著的政治觀念的圖解。

文化大革命以後，經過再批判，或反思、探索，原先那一套，似乎已被揚棄。例如，有一位革命家、詞人，當說及自己的創作時曾指出：幾首小令「反愁」，屬於一種詭辯，不足為訓；若干長調「批修」，現在看來，自己卻修得比人家更厲害。以為平生所作，只「國慶夜紀事」之《水調歌頭》一首，較為滿意。因而，極不讚成出版自己的集子。這是對於政治圖解的一種自我否定。態度十分嚴肅認真。不過，要將被掉轉的現實過來，重新確立風騷的主體地位，卻並不容易。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後，圖解的事實仍然存在。儘管其內容與形式已經發生變化，即舊經義亦即舊的政治觀念，或許已經被拋棄，但新經義亦即新的政治觀念層出不窮，仍然成為沒完沒了的圖解對象。這就是促進詩詞質性及其職能不斷變化的一個外在因素。有關事例，下文另敘。

（二）立言重於學詩，舊羔雁換新羔雁。

以上所說，側重於質性。以下著重說職能。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實際上，在此之前，所謂詩已為各諸侯國之公卿、大夫所廣泛引用。不僅於祭祀、宴會、典禮，用作儀式中之一項重要程序，而且於社交場合，用作交際工具。據統計，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所載有關借賦詩以達致社交目的之事件，即有二十八例（參見袁梅《詩經譯注．引言》）。這說明，所謂學詩與立言，在詩國早已形成風氣。

當今世界，文明、開放，學詩立言傳統，自然可得以進一步發揚光大。不僅僅詩國賢俊，大多雅好諷詠，即使為蕃邦鬼佬，對此也未遑多讓。比如香港回歸，中英爭拗，一方引用唐人李白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比喻談判前景，一方面以美國傑克．倫敦詩句-------「寧化飛灰，不作浮塵」，表達最後觀感，這便是典型例證。

在一般情況下，詩之用以立言，對於增添其社會職能，當頗有助益。但是，就其自身之發展、變化看，詩之被廣泛引用，卻未必是一件好事。這就是說，對於立言有用，起碼可加強其陳志或言志之效果，而對於學詩，尤其是發揮詩之所以為詩之特有功能，則不一定有用。例如：文化大革命後，為呼應政治上需要，落實詩界、詞界之「兩個凡是」-------凡是老幹部都能夠寫詩填詞，凡是獲得平反昭雪的，都有詩詞作品發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某大報，於某氏病逝不久，曾發表其遺作《金縷曲》，並附說明：「據某某同志的親屬記憶，此詞寫於一九六五年初。原詞無標題，詞牌名為編者所加。」其實，此遺作並非某氏所寫，而乃發表於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該大報之《賀新郎》，題稱「新年獻詞」，作者趙樸初。這就是「獻詩陳志」或「賦詩言志」之另一種表現方式。而此風一開，所謂學詩立言，便促使詩詞職能之進一步政治化，並且使得詩詞質性，也隨著變化。即由某種政治觀念之圖解，進而蛻變為一般公卿、大夫用以禮聘應酬包括平反昭雪之羔與雁。這一變化，除了有利於某一政治目標之實現以外，相信對於詩詞自身，不一定能有甚麼好處。

一九八七年間，在岳陽召開的全國第一次當代詩詞研討會上，有人批評詩詞創作，謂其題材狹窄，存在四多少現象；歌頌多，暴露少；自然題材多，社會題材少；應景贈答題材多，觸及社會生活題材少；吟詠古蹟、憑弔古人題材多，對歷史作科學反思的作品少。認為，這就是平庸的表現。並指出：「平庸是舊體詩作者致命弱點，也是舊體詩振興和繁榮的大敵。」所說甚中肯。而此四多四少，我看正是詩詞之蛻變為羔雁之具的必然結果。

所以，王國維將中國文學史上詩與詞這兩種詩歌樣式升（興盛）與降（衰微）之關鍵，歸結為這兩種詩歌樣式之是否被用作羔雁之具，其論斷未必完全正確，而其所揭示現象-------詩至唐中葉以後，為羔雁之具，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人間詞話》）。------- 這卻是今之所謂學詩立言者，所當引起注意的現象。

三　兩種系列景觀

有關當前詩詞創作中的問題-------作者問題及詩詞自身問題，已如上述。這是在橫斷面上所進行的分析與探討。以下即從縱深點上，進一步加以發掘與追尋。不過，不準備說得太遠，而只說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所出現的兩種景觀：詩官與官詩相結合之系列景觀及詩商與商詩相結合之系列景觀。

（一） 詩官與官詩。

在詩的國度裏，詩與官或官與詩，本來就已結合在一起。諸如太師陳詩（《禮記．王制》）及使者採詩（劉歆《與揚雄書》）等，當是最早的一種結合形式。而且，自古以來，凡是有名有姓的詩人、詞人，又幾乎都當過官。這一切均說明，無論寫詩當官，或者當官寫詩，本來都是很平常的事。亦即，既謂之為詩，著眼點就應放在詩上，而對於詩人之當不當官或是否當大官，則似乎不必看得太重。但是，當詩之由民間走向臺閣，事情就並不那麼簡單。例如：一九八七年間，某詩詞學會蘊釀成立，有人即於北京某大報發表「雜吟」，對其結合形式提出異議，以為「一文一武兩皮包」。噢當今世界，詩與官結合或者詩官與官詩結合，究竟好與不好？有關爭議，甚少見諸報刊文字。依我看，似有重新提出討論的必要。

首先，說好的一面。我以為，八十年代，一批退居二線的老幹部，在詩詞作創作雜牌軍中所起領導作用，對於詩詞事業之復興及進一步發展，甚為有益，其功不可沒。其主要體現，乃在於老幹部之充份發揮「餘熱」------自身所蘊藏之剩餘熱量及人剛走茶未全涼，自身於官場所遺留之剩餘熱量。例如：籌組詩詞學會（協會），要車有車，要房有房，這都不是一般弄墨舞文者之所能辦得到的。當然，當弄墨舞文者一旦做上了詩官，其能量也是不可估量的。所以，短短幾年時間，詩詞組織遍佈全國各地，包括澳門。詩詞的事，已被提上政協八屆二次會議，頗受重視。這當都是大好事。而且，有些老幹部以詩詞說政事，也時有佳作出現。例如安徽徐味所作《長征六十周年有感》二首：

一舉驚天喚國魂，雪山草地忒艱辛。今宵舞困樓心月，曾照長征路上人。
魚水情深絕對真，不真何以得生存。輕車重訪長征路，怕見鄉親未脫貧。

詩篇借紀念長征以抒寫觀感。謂長征乃動地驚天之舉，歷盡艱辛，喚醒國魂：而六十年過去，國人（主要是幹部）仍未醒，竟通宵沉浸於樓臺歌舞，即所謂「三陪過後盡開顏」，怎麼對得起長征路上人。謂六年十前，軍民魚水情，也正因為此情之真與深，軍隊才得以生存，長徵才取得勝利；而長征勝利，奪得政權，長征路上鄉親，至今仍未脫貧。我手寫我口。既寫出老幹部心聲，又寫出老百姓心聲。已完全廢棄「歌德派」那一套，甚為難得。

其次，說不好的一面。這裏所指乃合以後的分以及大量官詩，主要是政治順口溜的出現。由於詩官與官詩，二者都帶著一個官字，所謂分也就無法避免。尤其是某些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詩詞組織，更是一開始即蘊藏著分的危機。例如座次安排、職權分配等等，時常因此而打上官司。這都不是詩詞之福。至於大量合格律或不合格律的政治順口溜，也因作者的關係，佔據重要位置，則更加造成災難。有關事實，拙文《中國當代詞壇「胡適之體」的修正與蛻變》（載香港《鏡報》一九九六年二至五月號）己揭示，此不贅。

（二） 詩商與商詩。

就詩國固有傳統看，詩與商或商與詩之結緣，機會似乎並不太多。但是，自從九十年代，文人「下海」，神州大地，包括港澳，卻呈現另一景觀，即詩商與商詩結合之景觀。這是詩與商或商與詩互相需求的結果。由於步入九十年代，老幹部官場餘熱已發揮不了太大作用，社會上所謂「學而優則仕」，已逐漸變化成為「商而優則仕」，因此，某些詩人需要金錢以為雪中送炭，某些佔有金錢的商人則需要詩，以為綿上添花。這便促使二者結合。而結合之後，可能兩相滿足，皆大歡喜。一方面，只要有錢（不一定來自贊助），就可以出書，詩集、詞集大量印行；另一方面，只要有詩（不論合格與否），就有人寫序、寫跋，結捧上殿堂。而且，各種各樣的杯，各種各樣的獎，大比大賽，則更加將詩壇搞得熱氣騰騰。這便是詩商與商詩結合之事實。

那麼，究竟應當如何評估這種結合？我看，應就具體事例進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先說詩人之集子大量出版問題。詩集、詞集大量出版，如從數量上看，似乎並無壞處。但是，如從質量上看，卻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所謂詩國，時常發現一些詩詞集，其中所收作品，或者徒有詩與詞之外表（形式格律）而無其實，讀起來一點味道也沒有，或者根本連外表也不要，純粹胡謅，令人不堪入目。這是一個方面，認錢不認詩。而另一個方面，如果沒有錢，詩寫得再好，也難以出版。例如：滬上詩人富壽蓀，寫了一輩子詩詞，及至老去，只能以若干刻油印本以示同好。比起市場上許多中看不中讀的集子來，真可悲哀。前陣子，詩界前輩六樓居士（劉逸生）曾在澳門某報，就此事抒發感慨。

再說商詩問題。近代以來，以商人、實業家身份而寫出好的例子，並非絕無僅有。但是，要由殷商一躍而為儒商，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位朋友，雄心勃勃。既要建造一個想賺多少錢能賺多少錢的商業王國，又要當一名能夠創造歷史的大詩人。我曾向其提出這麼個問題：究竟賺五十六個億容易，，還是寫五十六字（七律）容易。這位朋友不曾即時回答，而過後仍表示，二者都應努力做到。在此，衷心祝願其成功。

最後，說大獎賽問題。這當也是兩結合的產物。關鍵仍在於錢。在一般情況下，於得閒之時，湊湊熱鬧，也未嘗不可。祇是應當明白；於主事者而言，這可能是一筆一以當萬的大生意，而對於詩詞創作而言，相信並非正途。這一點，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每次大獎賽所佈下的「天羅地網」，我看也就知道七八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