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國故都憶秋雨

仲春時節，因公來到闊別十年的費城，下榻在特拉華河邊。

日落時分，暮雲驟起。狂風夾着大雨，襲擊着摩天大樓。於是，杜甫的詩句侃侃而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雨霧在特拉華河上巡行，飛鳥絕跡，帆檣隱去。在這風雨河岸，最令人憶起故園。還記得，滂沱秋雨之中，有一個踽踽獨行的青年……

1977年的暮秋，我還不滿20歲。下放在一個貧困的鄉村，除了做農活，義務兼任記工員和赤腳醫生。

秋收結束了，草木搖落，田野空曠。大雁南飛，寒雨瀟瀟。給最後一個病人打完了針，我回到知青小屋，自己病倒了，燒到攝氏40度以上。

小屋曾居住五個知青，一個回城當工人，另外三人，得到恢復高考的消息後，回城複習了。父母說，我們的家庭出身不好，最好還是呆在農村，老老實實地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孓然一身，孤獨使我決心不再聽從父母的勸告。服了點藥，穿上一襲舊雨衣，拄一根樹棍，在風雨中兼程三十幾里路，搭上最後一班回綠城的班車，我也要回家複習迎考。

在吳頭楚尾的地方，有兩條河：南銀河、北銀河。南、北銀河交匯的地方就是綠城，它們是天然的護城河。南、北銀河交匯之後，流向東方，注入一汪大湖，那大湖與長江相接。

我們的車抵達北銀河時，已是深夜。雨，依舊嘩嘩地下着。那時，北銀河只有一座舊木橋，河水不斷上漲，漫過橋面，沒有人敢過橋進城。下車以後，人們忽然散去，好像各有去處。只有我徘徊在河邊的小街上，一家一家地叩着已經關閉的旅店。旅店全都客滿，沒有人收留我。

無奈之中，看到街角的一個門面透過一線燈光。那是水爐商店，一位老人正在關門打烊。我搶過去，請他收留我一晚。

沒有多費口舌，老人叫來了他老伴，讓她照看我一下。

水爐商店的後院，有一個獨立的小屋。15瓦燈光下，有一張舊床。床對面的牆上，開了一尺見方的口。一塊舊玻璃鑲在上面，算是臨河的小窗。窗邊掛一張舊像框，其中嵌着發黃的照片：一對青年知識分子，共同托着一個可愛的女嬰，拘謹而幸福地微笑着。水爐師傅的老伴看出了我的迷茫，她向我敘說了這樣一個故事：

照片上的青年夫婦是五十年代北京的大學生。丈夫來自數學力學系，妻子畢業於化學系。畢業晚會上，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琴聲里，他們訂下了終身。

天有不測風雲，反右派開始了。丈夫因為一句話戴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南方綠城郊區當中學教師，妻子追隨而來，就在水爐商店不遠處落戶了。一個教數學、一個教化學。是遠近聞名的好老師。

夫婦倆常來打開水，與水爐師傅一家成為知交。水爐師傅沒有孩子，把他們的獨生女兒視為己出。

文革開始了，厄運又一次降臨。那位數學老師因為右派身份和家庭背景，被隔離審查。不知經歷了多少個日夜，終於經不住折磨，他點燃了墊在自己床上的稻草……

妻子聽到噩耗，把尚不更事的女兒帶到水爐師傅夫婦面前。她說自己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把一台老式的唱片機、一架手風琴、和牆上的這張全家福交給老人做個紀念。唱片機上放着他們最愛聽的唱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從那天起，每到夜幕降臨的時候，老夫婦倆就輪流地一個在水爐值班，另一個到女教師的後窗邊，不停地勸慰，耐心地開導，直到老師的情緒平靜下來。寒來暑往，風吹雨打，老夫婦無怨無悔地堅持了一年多。

後來，文革更激烈了。大約也是這樣的季節，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水爐師傅正要照例去勸慰那位老師，忽然看到一個影子從木橋上躍入河裡。老師傅一頭扎進正在泛濫的河，要去救人。河邊的樹枝扎瞎了老人的一隻眼睛，鮮血如注，女老師還是走了。老人痛哭着，雨水、血水、和着淚水，都湮沒在風雨中。

那個夜晚，秋雨紛紛，北銀河啊，濁浪滔滔。

……

喝完水爐師傅遞過來的薑湯，我發了汗。屋外，風雨不斷地敲打着小小的窗櫺，枕着老人的故事，我帶着感慨和感恩的心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雨過天晴。我向水爐師傅夫婦道別。忽然覺得兩位老人比我所見到的任何人都要慈祥。他們的身後，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

十多年後的一天，終於重返綠城。昔日的同窗已經開上了自己的轎車。興奮地問我，要去哪裡探望。

我們來到了北銀河。河上架起好幾座橋梁。銀河依然，木橋不見。水爐商店的老屋，已被高樓取代。問了許多街坊，終於有人記起了水爐老人，說他們早就退休了，不知去向。

目光，緩緩地退向北銀河的河沿，我感嘆舊木橋的消失、水爐商店的淡去。水鳥群集的汀渚被垃圾掩埋，少年時常見的白鴿群不知所往……

一道閃電和一聲春雷，將我從追憶中喚醒。雨，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斜侵在玻璃牆上，像一行行的淚。

此時，我多麼希望那水爐老人知道：在遙遠的異國故都，還有一個人，在惦念他們、尋找他們。

在人生的風雨中，有些東西沒有春秋之別。在時間的長河裡，有些東西不會隨着生命的有限而飄逝。那，就是至美的仁心。這仁心，是無字的書，在生命的河裡恆久地傳承。

我這樣想着，向風雨中走去，要採擷這豐沛的春水，紀念往日的秋雨，祝禱銀河兩岸風調雨順。

2006年5月26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