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是词从唐五代发展到北宋再到南宋的一条词的风格的渐进之途，并不是三条词体的独立分叉的道路。

唐五代的绝句很多可以唱，比如浪淘沙和竹枝词等等，后来发展为一些小令，也是五七言的句子居多，这时候的小令由于更接近那些歌辞，且内容上也多是艳情之类，所以被叫作歌辞之词。
后来由于柳永、东坡等人以诗法入词，词增加了很多抒情写志的功能，渐渐脱离歌辞之词的风格，也形成很多新的词牌，多为中长调，且句式变化也逐渐多起来，就叫作诗化之词。
至于到了周邦彦之后，尤其是南宋的长调慢词，四六句子为主，而四六句正是骈文的主要句式（骈文因此也叫四六文），因此称这些词为赋化之词。词一旦赋化，就难免有了堆积词藻等等毛病，末流就是饾饤而已。但赋化的词也更易于隐曲蕴藉和寄托比兴，尤其是一些咏物词，几乎都是有所寄托的。这是赋化之词的优点。

清代的词，大抵上浙西是崇尚赋化之词的，而阳羡派崇尚诗化之词。前者的末流易流于空疏饾饤，后者的末流易流于浮躁叫嚣。但如果说宋词里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恐怕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认为宋词因为是个一直在发展的过程，理论上是不该存在什么末流的。因此我不认为豪放派刘过的词是末流，正如张炎的词也绝不是婉约派的末流一样。而在金元两代，因为曲的发展，词停滞不前，甚至受到曲的一些负面影响。再到明清两朝，在常州派没有出现之前，词也并无什么创新性的发展，则是可以认为这些时候的词存在不少所谓末流之作的。
一旦常州词派出现，词不再作为一种小道和末技被忽视了，而是作为一种与诗并立的体裁堂而皇之地立于文学殿堂之内，也就是张惠言和周济所谓的“尊词体”。再加上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和意内言外以及“无厚入有间”乃至“重浊大”等具体词论兴起，清代的词风就大为改变，清词因此完全可以与宋词比肩，决不该在不了解的时候就对之轻易拒斥。
之所以说到这里，是因为要回答你最初的问题：那三种词的大类，是该择其一路而行之吗？我想不是的。常州词派就不是这样主张的。

周济选宋四家词，他说作词应当“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后来晚清的四大词家基本都是走这个路子。而清真的浑化究竟是什么？周邦彦真的只是在走赋化之词的道路吗？这必须再回到我们谈到的词心中去。
常州词派倡导的比兴寄托，这才是词的要领。所以，叶嘉莹也曾特别就三大类词跟比兴寄托的关系作文议论。无论是歌辞之词不经意或无意的寄托以及言外之意，还是诗化之词的感兴寄托或赋化之词的特意寄托，词心都已经蕴育其中，词之特美都已经存在。
那么，我们应该能够作出结论：这才是作词所该遵循的道路——词心。而词的形式如何（歌辞、诗化或赋化），都是无所谓的吧。

我现在手边已经没有叶嘉莹的书，但是因为不久前才读过，希望没有记错和误会的地方。

也许我的词学观点受常州词派影响较多，但我在词的创作中并没有刻意去学常州词的具体技法。我只是在逐渐寻找符合我自己内心认识的词心。至于写什么样的词，完全不必拘于那几种词类形式上的局限。

先谈到这里，有时间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