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 怀念侯祥麟院士 何理 四月四日的清明节就要到了，侯祥麟院士是一位值得中国人怀念的老人。 侯祥麟院士于2008年12月8日20时36分不幸离世。时间很巧，清明节也是他老人家九十七岁冥诞(四月四日恰巧是侯祥麟院士的生日)。 这里有一篇记念侯祥麟院士的回忆文章《洒向人间都是情》，欢迎分享。 侯祥麟院士的身上有许多常人不及的美德。当他被捧为榜样，被高调宣传时，他却淡然的说：“我这个人很平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做的。” 侯祥麟院士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是在石油工业、国防工业、科学技术事业，更重要的是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都离不开各种石油产品和像塑料、化纤之类的石油化工制成品。毫不夸张地讲，每个中国人都欠他一份情。 垂钓渭水兄有充满悲愤的诗句：“世上人人蒙假面，寰中处处隐真灾。良知善念皆遗弃，陋俗乖行俱捧来。” 希望侯祥麟院士的事迹能让吾兄略抒胸噎。 诗二首 记念侯祥麟院士 --摘自《洒向人间都是情》 一 岭南潮汕毓秀灵，圣翰京沪器初成。 岳麓烽火燃壮志，七载化油报国功。 负笈远渡图破壁，归来研教机理精。 炼化十年培金花，星弹伟业巨臂名。 二 (杜甫诗)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注：作者要求匿名，以避借侯祥麟院士搏虚名之嫌。) 附作者原文： 洒向人间都是情 - 记念侯祥麟院士  忆侯祥麟院士(1912.4.4 – 2008.12.8) 2008年12月8日20时36分，两院院士侯祥麟先生永远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世界，离开了他所依恋的故土。先生得享96岁高寿，未能跨过百岁，成为世纪寿星、百岁人瑞，固然令人称憾。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赤诚之子，中国炼油石化工业失去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创者及德高望重的领航人，中国科技界失去了一位永不知休的守护者。 大师虽去，风范永存！ 回忆20年前在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光，日日夜夜、点点滴滴，一幕幕的往事历历在目，不仅浮现在眼前，更翻滚在心头。 一、石油化工巨臂 1989年的早春三月，我第一次陪先生踏上旅途，是去辽阳石化总厂。飞机上，我紧靠先生而坐，话题自然落在与此行相关的话题：乙烯。 先生问我，对乙烯有无了解？ 我回答到：知道的不多。不过，年前曾进行石油工业重点基建项目的现场调查，随基建局总工程师到中原油田了解过14万吨乙烯工程建设的前期准备进展情况。 先生接着谈到，南京的扬子石化，和山东的齐鲁石化等都是引进海外的年30万吨生产能力的特大型乙烯成套装置，都远比中原的项目大，也花了国家很多外汇，欠了很多外债。 我答道：目前国内乙烯建设过热，各地都要抢建，看来还要花大笔的外汇投资来引进。 先生点点头，接着不紧不慢地谈到：乙烯建设过热是必然的，这是市场需求造成的结果。如果需求只上升1%，就有可能改变市场生态，由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那么紧接其后的就是产能扩张建设。当然，中国的情形有其特点。五年前，我们看到了这个势头，提议中石化自行研究、设计、制造乙烯裂解炉。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正是进入试生产阶段的第一个年产2万吨的国产乙烯裂解炉。因设在辽阳，我们叫它“北方炉”，还有一个相似的炉子，在上海的高桥，我们叫它“南方炉”。等这两个炉子生产运行过关后，我们就能够自行制造乙烯生产装置，不再完全依靠引进 了。 先生在讲述这一对中国石油化工事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过程时，是那么的云淡风轻，那么的恬淡平静，丝毫没有谈及自己的特殊作用。 乙烯裂解炉是石化工业的龙头，是石油从炼制走向加工的关键节点。评价一个国家的石化工业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乙烯生产能力。因为，乙烯是发展下游化工的根本原料，用于生产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塑料（聚乙烯及聚氯乙烯）、合成乙醇（酒精)，也用于制造氯乙烯、苯乙烯、环氧乙烷、醋酸、乙醛、和炸药等，尚可用作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催熟剂 - 一种已证实的植物和昆虫激素。 先生正是抓住了这一重大关键设备，推动其国产化，带动石化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石化工业的能力和水平。 先生在五年前提议研发乙烯裂解炉时，已从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以时间推算，先生当时大概兼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首席顾问，仍然殚精积虑，心系石油化工科技发展大计。后来，中石化为了让更多的老领导、老专家发挥余热，退而不休，利用他们多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和智慧，成立了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当然，委员中不乏全国著名的石油及化工专家、学者，还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任顾问委员会主任，先生任常务副主任。 这次辽阳之行，是先生带队，组织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一些化工科技专家联合考察“北方炉”，然后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对“北方炉”进行完善。 1990年1月，“北方炉”顺利通过国家鉴定。1990年10月，“南方炉” 的国家鉴定 也告完成。两次鉴定，均由先生担任鉴定委员会主任。先生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对各项评审工作严格把关。尤其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均由与项目没有直接关联的各方专家参加，中石化方面的不少专家进行回避，不参与评审。 记得中石化总经理陈锦华先生想过问一些鉴定委员会的事情，也被提请回避了。 “南方炉” 的鉴定获得通过之后，陈总异常激动，即兴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称 “南北二炉”是中国石化工业进入九十年代的“报春花”，是继中国炼油工业在六十年代取得“五朵金花”重大科研成果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大突破。中国从此结束了大型石油化工设备只能依赖进口的历史！陈总是位难得的懂经济、会管理、善经营的高级领导人才。组建中石化时，他正在上海市副市长的任上。由国务院点将，出任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条块分割、按照行业优化组建的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为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开路，成为中国工业改革的先锋官。1990年底后更出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家计委主任等。先生对陈总的领导才能与魄力总是赞许有嘉。 早在1960年代初，作为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主管炼油科技工作的副院长, 侯祥麟 院士就站在科研第一线，组织各方面的技术力量，主持开发炼油新工艺、新技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五个项目上: 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 相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研制。这五项技术均获得成功，被称为“五朵金花”。1965年前后,“五朵金花”相继盛开。其中的四项工艺技术的工业化装置分别在大庆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先后建成投产, 各种催化剂、添加剂也投入 生产和应用,使中国的炼油工业技术在1960年代中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先生对中国炼油技术与工业的特殊贡献，赢得了国际学术界及工业界的尊敬。1987年7月，先生获意大利“马太依”国际科学技术奖。这是第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此奖。 1991年，我已经离开先生，远在美国求学。学校图书馆是我时常流连的地方，我如饥似渴地大量翻阅各种藏书资料，竟然发现许多中文图书、期刊，如台湾赠阅的《中共研究》等。记得有一本海外出版的人物传记，汇集了中国所有顶尖科学家的个人资料，先生赫然名列其中，被称为“中国石油化工巨臂”！ 二、科学家情怀 先生的职务众多，几乎都和科技、学术相关：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协成员、国家科委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全国发明展览会评委主任，... 。 他是作为一位著名科学家来担任各项职务、承担众多责任。当时，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担当如此众多的社会职务，很多具体事情还要亲力亲为，对身体健康是极大的挑战。亲友们总是担心，劝先生减少负荷。先生在工作安排上总是统筹兼顾，井然有序。 基本上，他尽力把每项现有职责中的工作安排好，争取尽快把职务交给更年轻的人来担任，对新的头衔尽量拒绝。 一天，我收到请先生到中国发明协会开会的通知，去商谈89年全国发明展览会的筹办工作。我感到吃惊，方知道先生还担负着这样的重任。 先生可能看到我疑惑的样子，冲我笑一笑，还是用他那特有的和缓、平静语调解释道：发明协会的事情快要办完了。当初，我们没有这样的民间机构，国家也不举办发明展览会这样的活动。可许多国家都搞，国际上也定期举办展览，还邀请我国参加。我们和钱学森、武衡几位商量，都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办。我们就找了国家科委，科委也认为对促进科技发明、成果应用很有意义，很支持。于是，武衡挂帅，还请聂帅当名誉会长，就办起来了。既然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就义不容辞，接下了这些职务。现在，一切都上轨道了，各方面都很重视，参加者和举办者热情都很高，我的任务也快要完成了。(注：我现在方才知道，胡锦涛主席也是中国发 明协会发起人之一) 话虽这样说，全国发明展览会评奖委员会主任的事情绝不容易、轻松！ 展览会举办之前，先生因病住院。为了不影响如期安排，先生硬是抱病出院前往。我陪先生到达成都之后，住在成都科大。先生是成都科大名誉教授，成都科大与中石化有紧密的科研合作，特意邀请我们住在科大，便于交流。安排好住处之后，我第一件事即与科大医务部门进行联系，取得必要的医务器材。 展览会期间，先生除了安排评奖事务，召集评委开会外，大量的时间是昼夜埋头阅读每个参展项目介绍，评委评语。先生还亲自前往展厅，对每个参展项目逐个仔细考察。 记得，一位发明者对自己的成果过于保护，不肯介绍细节，评委们拿不定主意，不能确定是否评奖。先生又亲自找到展台，与发明人交谈。发明人还是眉头紧锁不肯多说。先生面带笑容，和蔼地说道：“你不讲出来，如何知道发明点在那里？怎么评奖？你不相信他们，对我要相信，我是评委会主任。让大家都远离，你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讲”。说罢，示意我们全都往远处站。发明人这才舒展眉头、开心起来，侧身对着先生附耳低语。 繁重的评奖工作及未愈的病体使得先生夜间必须依靠吸氧方能入睡，感谢成都科大为先生备好了氧气袋。 先生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忘我地为中国科技事业服务，呵护、照顾、奖掖、提携那么多素不相识、默默无名的科技后进。2005年10月29日，中国发明协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召开。据大会介绍：20年来，中国发明协会已举办全国发明展览会和国际发明展览会20届，共展示新发明成果两万多项，并以各种形式直接支持 1.2万多名发明人和700多位发明家，其中已经创业获得突出成效的有100多人。 还值得一提的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先生在国家科委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的任上主持评定的第一个特等奖。 先生很早就提出要重视创新的观点。他认为，创新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根本不是问题，而是什么环境才能创新，这是关键。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不能创新，到了美国就能创新？并对国家科委的主要领导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软科学题目！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已开始建立科技创新机制。 先生对中国科技事业的高度热忱与责任心还表现在他在全国政协的工作上。 先生在全国政协担任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钱学森先生，副主任中还有钱三强、严东生、张维、鲍奕珊等老一辈科学家。中国科技界各方面的权威、精英有许多都荟萃在这个委员会。他们参政、议政的主题也围绕在与科技有关的众多问题上。 当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对科技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冲击。先生在政协领导的一个调研课题即是：改革对于促进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个课题试图对“改革”、“经济”、“科技”三者在现实中的互动关系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进而找出如何让改革来促进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办法和路子。 经与课题组的委员反复磋商之后，先生和全国政协办公厅的有关人员拟订了详细实施计划：分阶段对有代表性的高校科研力量、国家各部门科研机构、及中科院直属研究所、科技公司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现场座谈，收集实际资料；对掌握的情况不断加以整理、讨论，以形成简报、报告、委员提案等。 我跟随先生对中科院的化学所、计算技术所、半导体所、生物物理所、生物所、有机化学所、硅酸盐所、物理所公司、计算所公司(今日的联想集团)、上海分院的所办公司等十几个机构逐一调查、了解，开座谈会。参与调研的委员有王大珩、罗沛霖、李苏、汤德全、浦通修、沈元、陈家镛等老科学家。他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都不辞辛劳，深入到实验室与基层科研人员交谈，听他们实际想法，看他们工作环境，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行程往往安排的非常紧密。 一次，钱学森院士生病住院，先生让我陪他去看望钱老。当我们进入钱老的病房时，钱老没有休息，正与一位访客在谈系统工程的应用问题。等访客离去后，钱老余兴未尽，说道：“我一直在讲，要把系统工程的原理用在国家体制改革的研究上。我钱学森敢说话，什么都不怕！” 说罢，爽朗大笑。我对钱老的敬意油然而生。 先生与钱老商谈政协的事情，交换着看法。我坐在旁边，不敢出声，静静地听着两位老人交谈，领悟着两位科学大师在谈话中闪现出的思想与智慧的火花，我更看到了他们作为闻名国际的中国科学家、最高学术权威的共同情怀：对中国科学事业深深的热爱及对广大科技人员的关爱。他们或许在某些特定场合说过违心的话，那是在替广大的科技人员担当，来维护他们正常的科研工作和生活不受太多的干扰。 三、学者本色 由于担任许多不同的重要职务，先生的工作头绪繁多，也很繁重。但他的学术活动仍在尽力坚持。除为参加一些重要学术会议撰写报告、论文之外，先生始终在与时间赛跑，挑战极限，坚持编写学术著作。当时，他已主持完成了《中国页岩油工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卷》的编写、出版工作，正在主持编写《中国炼油技术》，《英汉石油大词典》。百万字的书稿，一遍遍地反复审读，改了一稿又一稿。认真、严谨、求实，是他的一贯作风。 先生的认真、严谨，思维细密，记忆超强是人口皆碑。当时已77岁高龄，但对数字的记忆能够超过我。 在上海“南方炉”的鉴定会上，他在审阅实验数据时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他敏锐地发现，数据有问题。他在会上严厉地指出：实验报告中的数据有造假。虽然这些数据不能动摇“南方炉”的总的运行性能结果，但这种行为不能允许！ 大会顿时像炸开了锅。一位设计人员面红耳赤地站了起来，马上低头认错，说道：我们的采样时间、次数不足，为了好看，人为地补了些数据，但占的比例很小。 一次，先生对我说：我现在已推掉了很多事，只担任一个科研课题的项目主持人。这个课题很难出成果，但非常重要。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我就在参与。项目从50年代就开始了，现在还没完成，周期太长。具体是研究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土质对不同金属的腐蚀作用。要在各地选好点，把试样埋进土里，还要定期查看、记录。文革期间，受到影响，活动一度中断。不好做！当初的研究人员不少已转做其它事情，有的当了领导，有的调走了。可是，这件事没人抓还不行。比如，宝钢要在上海的宝山兴建，没有当地的土质研究资料，建筑的基础设计工作就会遇到问题。不考虑，也许会造成隐患，过于保守，又会增加成本。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已经被很多建设项目应用，已见到社会效益。先生就是这样，只考虑对国家和未来是否有益，不考虑项目是否能在多长时间内出多少论文、发表多少成果，心甘情愿做这些无名、无利却有利于民族未来、子孙后代的事情。 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时，先在纽约的一家大学听课，后发现教授的商业气息太浓，不适合自己，就转到卡内基理工学院(今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化工 学博士。先生晚年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但他清醒地指出：“科技成果要商品化，科学家绝对不能商品化！” 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推而广之：学者要保持自己的本色，既不能商品化，也不能政治化，更不能庸俗化。学者要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虽然在某些学术领域，我已指出一些学术权威理论观点上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想以此招摇，更不想走纯粹的学术道路。因为，和先生相比，我自觉在不少方面相差很远，从不敢认为自己是一位大学者，而喜欢以读书人自居。 四、赤子之心 岭南潮汕毓秀灵，圣翰京沪器初成。 岳麓烽火燃壮志，七载化油报国功。 负笈远渡图破壁，归来研教机理精。 炼化十年培金花，星弹伟业巨臂名。 先生出生在广东汕头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当地著名的牧师。先生自幼受爱人如己的慈训熏陶，养就宽厚、博大的胸怀。因牧师的收入不能养家，先生的父亲还在中学任教，又创办学校，是当地有名的教育家，而且还是老同盟会会员。先生的爱国情怀自然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 先生早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北平燕京大学。大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的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先生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受到化学界学术权威重视，两篇介绍研究成果的学术论文均以德文和中文发表。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七七事变”爆发了。先生辗转来到长沙，随即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抗日救亡的宣传当中，认识了许庄、杜辉义、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几位爱国热血青年成为挚友，结伴加入中共。抗战期间，先任化学兵队教官，后主持一家煤化工厂的炼油工作，生产战争所需的稀缺物资。抗战胜利前夕，认为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祖国的未来建设需要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便漂洋过海，远赴美国求学。 1948年，先生在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并应聘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工系任副研究员。1950年，先生谢绝MIT的挽留，毅然踏上归国行程。先生归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调入中科院从事研究，其后奉调进入国家石油总局主持炼化科技工作，并筹建石油科学研究院。 在石油科学研究院，先生不仅主持领导了一系列中国炼油技术的研发，培育了“五朵金花”，而且为两弹一星所需配套油品的研制包括东风导弹系列的润滑油脂，及航空煤油等140种军用油品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详见《中国军事工业•石油卷》侯祥麟主编)。 先生矢志科技报国，终生不渝。虽经抗日战火、文革磨难的考验，信念坚如磐石、固比青松。 文革中，身为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先生不仅受到冲击，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受到严刑拷打。隔壁囚室的难友曾听到先生被打时痛苦的叫声，但先生从不对家人和亲友谈及受难的经过，以免刺激他们。一位参与逼供先生的年轻人事后曾向先生真诚悔过，先生亲切地安慰他，认为在如此形势下，犯错误是正常的。后来，这位职工的家庭遇到困难，先生还慷慨解囊相助。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先生心系灾区，除积极参与赈灾之外，还郑重考虑收养灾区孤儿，后因夫人身体不好，无法照顾幼童，只好放弃打算。 1987年，先生把获得的意大利“马太依”国际科学技术奖全部奖金悉数捐给国家，用于购买科技图书和资料。九十年代，又把荣获的何梁何利科术成就奖拿出，和中石油、中石化联合成立侯祥麟基金，用于石油、化工院校不同专业的奖学金。 2003年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先生。温总与老人就经济和石油的发展进行讨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石油消耗增长很快，温总还希望先生帮助做出战略规划。先生后来领衔做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这件事情，中国媒体已广泛做了报导。大家可能不知，在高油价冲击下，被誉为中国能源镇山之宝的四大石油储备基地，只是这个战略的一小部分。 2006年，我路过北京，去看望先生。先生还是那么谦逊。先生说：是温家宝总理最先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概念，是自己和中国工程院的徐匡迪院长共同商量，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的研究也是由中国工程院担纲组织的。 我们谈到经济，也谈到国际油价的走势。 我感叹时光流逝太快，去国多年，有失先生期望。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决策出了点力。我无意中从美国新经济泡沫的成因中发现了其宏观调控机制的缺陷。本想在2003年2月去北京时，找央行行长周小川谈谈，周小川的一位好友专门为我写了引荐信，可时间不巧，未能见到。我在海外中文网站于2003年11月，2004年10月两次抛出自己观点，可能影响了中南海的决策。 先生高兴的望着我，眼中露出异样的光彩。我知道，他的神采中包含了太丰富的意思。他为我欣慰，也为他深深眷恋、热爱的祖国而高兴。这是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在真情之下的自然流露。 先生辞世之后，我常对着他的遗像暗自落泪。我望着他那和蔼、慈祥的面容，他也在用那深邃、睿智的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我，一如二十年前那样。他的那句话是留给我的，也是留给每一个知识分子的： “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所有这些，对未来的人们或许能有一点点启示。” 先生，您所留下的不是一点点，而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沉重。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我可有能力承担？！ 人们常喜欢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形容一个人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先生自然当之无愧。但是，这一精妙的千古绝对如果回归李商隐的《无题》原诗，意境则有失高雅。我更喜欢用杜甫笔下的春雨来比喻先生：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先生就如那知时识节、潜风入夜、润物无声、宝贵如油的春雨，历经酷暑烈日的蒸发，饱受严寒冰风的熬炼，成就的是那么纯洁、晶莹、透明，深情地洒向人间，奔向大地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