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向大家介紹中共建立的第一個紅色中國的真實情況，和毛澤東是怎樣壓榨農民，實行紅色恐怖的。本節目內容來自著名作家張戎女士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九章"第一個紅色中國"。張戎女士採訪了同毛澤東打過交道的各國政要人士，以及中國大陸和台灣與毛澤東、與這段歷史有關係的數百人，花了十二年才寫成了這本書。

國中之國的首都瑞金位於江西省南邊陲，坐落在三面環山的紅土盆地里。這裡屬亞熱帶氣候，農產品豐富，到處是杉、松、楓、樟、礫，樁樹華蓋如雲。政治環境也很理想：國民黨手中的省會南昌遠在三百公里以外，無大路可通。紅區內有繁華的都市汀州，只與外界通航。

紅色政府設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歷史的祠堂里。領導人的住宅曾屬於當地最富有的人家，位於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寬敞的房間，面對祠堂的那面牆上沒有窗戶，從前的屋主出於對祠堂的尊重，不讓在那裡造窗。但毛為了採光，新開了一扇窗戶。

毛這個"主席"還有個頂頭上司：周恩來。周十二月從上海來到瑞金，做蘇區中央局書記，換下了毛(毛當時是代理書記)。在共產黨制度里，黨的書記是頭號人物。

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國中之國建成一個斯大林模式的極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等等。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毛澤東觀察到這一切，讚許說這是一張無所不包的"網"。從前他管轄的紅區還有點土匪習氣，對老百姓還沒有組織得這麼嚴密。奪取政權後，毛把這一套極權機制完善到滴水不漏，對社會的嚴密控制遠超過瑞金，甚至超過斯大林的蘇聯。他用周恩來作總理，直用到周的最後一口氣。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時叫政治保衛局)的創始人。他和毛一樣，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為的是個人權力，周更多的是為共產黨的統治。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布"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着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中共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又發動"退還公債運動，要農民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中共政府。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布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穀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里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干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員、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劃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里最好的醫院原來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裡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

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被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毛澤東對這個政權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幹了。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里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家具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着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着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着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着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后，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

"查田運動"也為中共嚇唬出不少士兵。張聞天夫人劉英"擴紅"擴不到足夠的人數，毛就叫她"三天找出反革命"，人們害怕，只好參軍。另一個女幹部回憶道，她所在區的軍事部長蔡墩松被認為不積極徵兵，毛叫她把蔡抓起來，押送到他那裡。經過一天的拷問，蔡墩松"在毛澤東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們組織"反共團"的罪行，供認他是反共團的團長，並把該反革命組織的全部成員名單都交出來了。

隨後是照例的群眾大會，毛"在會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當眾處死。會後，"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就超額完成了擴紅任務"(龔楚的回憶錄於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後的 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作為瑞金時代的見證人，在小範圍內承認龔楚的回憶錄的真實性。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着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毛死後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希望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