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一篇舊文基礎上修改而成，舊文幾個月前發表過。

皖南事變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近八十年之後，事件的真相，仍籠罩在重重迷霧之中。當年，皖南新四軍是誤入死地？被逼入死地？還是被設計進了死地？悲劇，是怎樣一步步醞釀、發生的？有關謎團，並未真正解開。

說起皖南事變，人們自然會想到“千古奇冤”。在我看來，“千古奇冤”並不足以形容其冤，皖南事變應該是“萬古奇冤”。

這不是誇大其辭。如果，您也想一探究竟，那麼，請多帶上一點兒耐心，與我一同從“七七事變”出發，循着：

七七事變（1937.7.7）~~ 第二次國共合作（9.23）~~ 王明失勢（1938.11）~~ 國共摩擦 ~~ 中央提示案(1940.7.16) ~~ 黃橋之戰(10.3) ~~ 皓電(北調令10.19) ~~ 佳電(11月9日) ~~ 曹甸之戰（11.30）~~ 齊電(12.8) ~~ 破解北調令 ~~ 就地北渡電令（灰酉令，12.10）~~ 皖南事變(1941.1.6)。

這一鏈條，走馬觀花地逛上一圈。這一趟不會白逛，我們將遛順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當然，別忘了最重要的事，咱們一塊把皖南事變的真相給逛出來。

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任命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訓處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八路軍劃歸第二戰區，由閻錫山司令長官指揮。八路軍的防區，為太原以北、大同以東的晉察一帶。

9月11日，全國陸海空軍戰鬥序列重新編制，第八路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向全國公開發布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

次日（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強調團結救國的必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通過國共合作抗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4.5萬紅軍主力，擺脫了困守西北一隅的窘境，通過游擊戰逐步滲透、擴散到華北、華中的山西、綏遠、察哈爾、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等省；同時，留在南方的中共游擊隊約1.03萬人也改編為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湖北、河南、安徽、江蘇等省不斷發展壯大；中共還將眾多的黨員幹部，從西北派往全國各地，發展黨組織（註：從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黨員由4萬人猛增到80萬人）、發展武裝力量，建立根據地與地方政權。全國各地許多地方，都存在中共武裝、國軍（國民革命軍即國民政府軍）、民間抗日武裝錯雜混處的情況，有些地方還存在中共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與國民政府地方政權並存的情況。儘管情況錯綜複雜，但在抗戰最初，以及王明領導中共統一戰線工作期間（王明1937年11月底自蘇聯回國，回國前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等職），國共合作堪稱和睦、友善，國、共武裝、組織之間的矛盾、爭端基本上都能以和平、協商、互讓的方式妥善解決、化解；

1938年7月，王明在共產國際的繼任者-王稼祥回國，9月中下旬，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兩次傳達了有利於毛澤東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口頭指示，王明的政治生涯開始發生重大轉折。10月中下旬，中共六屆六中仍在繼續，以毛澤東為首的眾多中共領導人開始對王明展開一再的批評、批判，王明自此逐漸淡出了中共核心領導層。

伴隨着權力的喪失，王明的抗日統一戰線主張，如：
“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各黨派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不應該有誰投降誰、誰推翻誰的企圖”，
“對友黨、友軍採取仁至義盡，言行如一，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等等，也被斥為“右傾投降主義”加以批判，王明的政策、主張在中共黨內、軍內被剔除，代之以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政策、主張。毛澤東的主要政策、主張包括：
“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
“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放手）發展”，
“儘可能。。。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
“對妨礙我發展者，（在有利的條件下，）堅決消滅之”，
“在有利、有理條件下，即當其（指‘頑軍’）進到我軍駐地（附近）時，堅決消滅之”，
等等。

國共合作一年多的蜜月期結束了，國共摩擦開始頻頻上演。

（註：關於國共摩擦，本人另一篇文章：皖南事變前部分國共摩擦，可供有關讀者參考）

為解決愈演愈烈的國共摩擦、衝突問題，1940年6月，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白崇禧（副參謀總長），與中共代表周恩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八路軍參謀長）舉行了最高級別的談判。經過反覆磋商、修改，7月中旬前，一個雙方代表共同接受的摩擦解決方案得以產生。7月16日，何應欽、白崇禧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提交了該方案，獲得通過。因此，該提案也被稱為《中央提示案》，其全稱是《關於陝甘寧邊區及十八集團軍新四軍作戰地境編制問題的提示案》。《中央提示案》要點包括：
（一）、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哈爾）兩省（全境）及魯省的（舊）黃河以北（計魯北36個縣）併入第二戰區。閻錫山仍任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朱德仍任副司令長官；
（二）、新四軍併入第十八集團軍戰鬥序列，隸屬朱副長官指揮；
（三）、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須在正式命令下達後一月內，全部調赴舊黃河以北的第二戰區境內（時轄山西全境，陝西一部，冀、察兩省全境，魯北）；
（四）、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絕對服從命令，不得隨意擴軍，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活動。

《中央提示案》的核心是國共分區抗日，作為分區抗日的前提，八路軍、新四軍的北調，也在此案中正式提出。

北調是皖南事變真相探究的焦點。此後，由於國民政府堅決要求中共北調，而中共千方百計要使北調流產，或至少部分流產（江南可調，華中拒調），於是，在抗日統一戰線台前幕後，國共雙方圍繞北調展開了激烈爭鬥。在鬥爭中，為了達到目的，極為特殊的手段也被使用了，使得皖南事變最終不可避免地發生。

7月下旬，周恩來將《中央提示案》帶回延安，遭到毛澤東強烈反對。9月初，周恩來返回重慶，提出以下三項修改要求：
（一）、擴大第二戰區至山東全省及綏遠一部。 （註：山東舊黃河以南時屬魯蘇游擊戰區；1938年11月，綏遠從第二戰區劃出，劃入第八戰區，1940年5月，第八戰區取消，綏遠仍由負責西北地區作戰指揮的天水行營統轄，但改劃入何戰區不詳）
（二）、按照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及各游擊部隊全數發餉。（註：不計游擊隊，八路軍、新四軍的正規部隊當時已有近五十萬人）
（三）、各游擊部隊留在當前戰區分頭作戰。 （註：即僅“主力部隊”北調，利用此條，將正規部隊化為“游擊部隊”即可逃避北調）

以上三項要求，特別是第二項、第三項要求，是國民政府方面不可能接受，也無法承受的，因此，提出這些修改要求，相當於變相地拒絕《中央提示案》。國共摩擦的解決嘗試觸礁了。

一個月後，國共衝突再次激烈爆發。1940年10月初，在國共爭奪黃橋之役中，江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部1.1萬人被新四軍殲滅，國軍兩中將一溺死（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一自殺（獨立第六旅旅長翁達）。

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身份，向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發出‘皓電’。‘皓電’嚴厲譴責八路軍、新四軍不遵軍令，隨意調動，自由擴充，擅立政權，避戰日寇，專事攻擊、吞併、殘害友軍等種種行徑，同時，命令活動在華中、江南的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所規定的（舊）黃河以北的冀察兩省和魯北對日作戰，以實行國共分區抗日，消除國共摩擦，避免同室操戈，自毀抗戰力量。

‘皓電’正式向八路軍、新四軍下達了北調命令。

中共對‘皓電’到來缺乏思想準備。接電後，“從10月20日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接連在毛澤東的窯洞裡開會，分析局勢，但始終得不出確定的結果。”毛澤東還曾致電周恩來說：“中央幾次會議都覺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故宣言與指示擬好又停”。

中共中央冥思苦想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國民政府的北調命令夭折、破產，或者說如何破解、化解北調命令。破解北調命令對中共的發展至關重要。執行北調命令，意味着中共武裝、黨組織退出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或只能“非法”地地下運作，意味着中共在該區域內（特別是華中）苦心創建、經營的眾多“抗日根據地”、“抗日民主政府”將化為烏有。撤到（舊）黃河以北，失去黃河以南的廣闊天地，是毛澤東為代表的志存高遠的中共領導人決不甘接受的。

然而，違抗軍令是叛亂行為，違抗軍令、拒不北調將使中共成為國共決裂的肇事方、責任方、主動方。一方面，中共的內部政策是“國民黨不得在我軍插進一個人來”，另一方面，中共不能破壞自己“以抗日救國為重，不計黨派私利”的形象，公開、公然地違抗國民政府的指揮和軍令。在七七事變前後的國共談判中和中共《共赴國難宣言》中，中共都莊嚴地承諾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10月底，無法容忍北調的毛澤東一度打算主動反臉決裂。他當時說“此次決裂即有和大資產階級永久決裂之可能”，毛澤東還進一步考慮“如何順利地完成此次決裂，不受大的損失”。

11月初前後，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15萬精兵計劃”，並與彭德懷、劉少奇等電報討論該計劃：將八路軍編為三個縱隊，各選五萬精銳，分別出鄂豫陝邊和陝甘川邊，打到國民政府後方的河南、甘肅等省去；同時，組織一支二萬人左右的新四軍精銳，亦從相應的國軍薄弱地帶打到國民政府後方去。該計劃的另一種描述是：由彭德懷在華北組織十五萬精兵，從山西、陝北經陝南，包抄國民政府陪都重慶。11月4日（一說7日），毛澤東向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匯報了“15萬精兵計劃”，請求他們作出指示。全力把日本拖在中國是斯大林遠東戰略的第一目標，為避免中國發生內戰，導致抗日體系崩潰，服務於蘇聯的季米特洛夫先於12日要求中共中央“暫緩作出決定”，再於20日或26日正式否定了上述主動軍事進攻計劃。季米特洛夫在回電中說：“你們無論如何不要先對討伐軍發動軍事進攻，不要讓蔣介石有機會在中國人民面前把你們說成是一致抗日的破壞者。”

一山難容二虎。一個不會放棄政權，一個決心染指政權，決裂終不可避免。然而，共產國際的態度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先發制人方案，也不得不冷靜下來。毛澤東與周恩來先後認識到，悍然對抗北調，或主動決裂，政治上對中共極為不利。但是，假如能在萬眾同情下拒絕北調，在一個‘完美’的藉口下“被動”決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理想’的國共破裂應該由國民黨‘主動挑起’，由國民黨‘一手製造’，而共產黨，則應是事件的無辜‘受害者’，是出離憤怒且義正辭嚴的自衛者、反制者。